本书主要评析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关于医学与社会历史间的哲学观点，阐明他如何从历史观和认识论角度分析18世纪末、19世纪初临床医学及其医学实践的可能性条件（知识、文献、社会、历史、环境、政治、经济、体制、疾病、凝视……）。作者抓住“凝视（regard）”这一自然、人类、社会的基本观察法（感知术），并弄清它在社会与医学共同演进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秘密和意志。医学及其医事制度的历史以及关于它们解释史（论说史），是社会历史长河的有机组成部分，对这种历史的反思便是哲学，通过医学史来沉思社会历史发展是一条十分可取的途径，从某一角度，可以说，医学史是认识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

1.病体吸引医生的目光，医生对不同病体进行空间分析和医学分类。医学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制度、措施具有密切关系。社会和政府必须保护医学、医学家和医生。

2.流行病对社会和人类产生重大影响，医学与各级政府机构必须结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流行病、瘟疫。医学空间与社会空间是同构的。医生对疾病承担监控和防治使命，为在社会上普及和运用医学创造条件。

3.家庭是病人康复的最佳场所。医院是否可以缺少?医生如何才能开业?疾病一贫困一苦难一救助问题。

4.书面传授与口头传授有何意义?临床医学在何处形成?临床教学是否必须与医院相结合。

5.如何才能有效打击江湖医生?如何解决正规医生稀缺难题?法国政府是如何做的?医生的使命是什么?医生何为?病人与医生、医学、医院、社会的关系如何?医事制度与医学发展的关系怎样?福柯思想对医学社会领域有何价值?

6.医生灵性而智慧的眼睛认识和支配一切。临床医学对凝视能力有着严格要求，医生必须进入可见性深层结构。知识代码(征候语言结构与病例随机结构)把疾病场与凝视结合起来。临床医学在观察中发现的特权就是纯粹凝视和用逻辑组织起来的凝视特权。观察与经验间具有何种关系?临床医学同时指向医院与医学院，观看自然在这两大场所发挥作用。

7.尸体承载着生命和疾病的全部秘密，它使病理解剖学获得了优先意义，改变了死亡与疾病旧有的因果关系，改变了认识生命的方向。尸体使解剖学与临床医学走向结合或配置，一门病理解剖学因此诞生。剖尸或病理解剖学把凝视引向极致，医生可以尽情尽兴地观看，人类在接近疾病真理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病理解剖学的诞生标志着医学大断裂的形成，医学革命成为一切科学革命的典范。

8.真理因私隐而不可见，秘密则因公开而可见。

9.死亡把医学凝视引向了疾病的空间存在形式。

序

前言

第一章 疾病的地理学与分类学

第二章 政治医学与社会领域

第三章 临床医这诞生的考古主义描述

第四章 看与知——医学作为凝视科学

结语

附录 与法国哲学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1.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我总是在深挖我的思想洞

2.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我的书都已成故纸堆

3.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我试图回到古希腊和古中国的文化源头

4.圣塞尔南（Bertrand Saint-Sernin）：结构主义不再流行

5.拉图尔（Bruno Latour）：我们从来不是现代人

6.埃朗贝格（Alain erhenderg）：福柯现在不如当年流行

7.汪德迈（leon fagot-largeault）：汉语真迷人

8.法戈-拉尔若（anne fagot-largeault）：“技术圈”—词很奇妙

9.弗雷斯（genevieve fraisse）：社会活动是我哲学沉思的基础

10.马时翁（Jean-luc Marion）：先读后写

11.（Jean-Marie Schaeffer）夏埃费尔：有思有心才有美的体验

12.图雷纳（alain touraine）：人类生活既是艺术的又是技术的

13.德孔布（Vincent Descombes）：科技把我们带向神奇的世界

14.布雷斯（Yvon bres）：哲学终结是个幼稚的问题

15.维耶曼（Jules Vuillemin）：人的终点学源自这个世界

16.巴里巴尔（Etienne Bailbar）：英语将会更加流行起来

后记

政治医学与社会领域

疾病通过三次空间化而从分类医学走向了流行病医学，医学的政治意识逐步确立。这表明，医学在不断演进。“病质”、“地方病”、“流行病”观念在18世纪有其特殊意义。

被誉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的西德纳姆(Tlaomas Sydenham，1624—1689)的“病质”(constitution)概念所指的病质不是单一体，而是多一体(多重体)：土质、气候、季节、雨水、干旱、瘟疫病灶、贫困等因素交织而成的集合体。这表明疾病折射出历史意识和地理意识。病质观念的核心问题不是疾病的种类，而是潜伏于地理环境中生成疾病的条件(时间、地点和空气)——时间意味着历史，地点和空气意味着地理。病质观念把医生的目光引向了疾病的历史性地理性根底。

历史上屡屡出现的种种流行病(鼠疫、卡他性炎、天花、恶性热病、痢疾等)，正是很好的证明。所谓流行病就是，在一定时间、地区内，传染一大批人并使之深受其害的疾病，也如勒布伦(Le Bmn)在其《关于流行病的历史探索》(1776)中所言：“凡是同时侵袭许多人且具有恒久不变的特性的疾病，我们称之为流行病。”④流行病的流行过程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诸如散发、流行、大流行、暴发、周期性流行、地方性等。流行现象与个体疾病在疾病的性质与种类方面没什么区别，一种平常的疾病一旦不断重复就会流行起来。重复便流行。这意味着医学凝视将转向疾病的数量、基数、感染人数和范围。流行病在18世纪不仅仅是疾病的特殊形式，而且是观察和认识疾病的方式。

流行病对人类和社会的危害极大，它以其巨大危害性足以引起医生和政府官员的关注。一种疾病演变成流行病就更具复杂性，流行病的流行过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空网格；这个网络把所有病人网进去并赋予他们同样的结局，它的出现依赖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总是昙花一现；而那些个体性疾病相对简单得多，并且有重复的机会。流行病编织成了一个奇特的网络，这决定了医生面临着不同于通常的凝视结构，要求医生必须具备不同于观察个体性疾病的认知能力、多种观察方法和多重凝视。不管怎样，凝视是一个不变的因素，既然它是认识疾病的出发点。凝视、凝视、再凝视，但问题是，医生必须把面对“个人”的眼光放大到“群体”，扩展视野，因为流行病的直接进攻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人。

于是，时至18世纪末，一种制度化凝视形式出现了：一个省由多名医生组成特别授权小组专门研究本省潜在的流行病并且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与此同时，行政监控加强了，警察力量介入——监控公墓和矿区，监控食品、酒类、肉类销售——制定一些卫生法规，以进行持久的强制性干预，防治疾病传染；设立一批卫生监察员，到各省搜集各种与疾病相关的信息，监督本地医生的工作。由于国家政治意识与医学问题本身共同构成流行病医学的主要特征，流行病医学如同政治经济学——它具有经济学的政治地位和国家的经济学意识——那样具有强烈的政治与科学的双重性，可以说，流行病医学是一门政治医学(m6decine politique)或制度医学(m6dicine institutionnelle)。这是科学在自身演进过程中所面对(有时是不可选择)或／和趋向的政治命运，科学本身也随之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而更具生产力，必须食人间烟火，因此，与这种医学相结合的机构也必然具有双重功能(治疗疾病与整治社会)或双重使命(医学使命与政治使命)。在此意义上，流行病医学与(第三次空间化的)分类医学具有一致性。具有如此双重功能或使命的医学，亦是我们今天完全需要的，尽管当代流行病的形式与类型发生了巨变。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④一门科学的观念、性质和方法取决于它所涉主题或概念的性质和类型。

在法国，医学因制度化而具强烈的政治意识，进而与政治建构了共谋关系，这导致了皇家医学学会与医学院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1776年，法国政府在凡尔赛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以专门研究近几年间增多的流行病与动物流行病现象。流行病(人类的或动物的)一开始就以不可抵挡的灾难性和毁灭性面孔出现，动物特别是供人食用的牲畜患了流行病必然使人蒙受生命和财产损失，大面积滥杀牲畜必然导致经济损失。为此，有必要对各种流行病乃至潜在性疾病进行调查、研究、监督和指示，这便成为委员会成员的日常工作。除此之外，他们[比如达齐尔(Vicq d’Azyr)]还展开培训任务，培训对象是该委员会其他成员、医学院医生以及一些学生。这样的委员会获得了强有力的双重监控：政治当局监控医学实践和特权医务人员监控所有开业医生。

P31-33

我认识奇智已有多年。他先学逻辑，后留学法国，研究当代法国哲学，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题目都是关于福柯的，当时我也正在了解法国哲学的情况，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从此他就经常给我寄有关的新材料，直到回国工作以后，仍然给我不少帮助，可惜我的兴趣杂，对于这些材料，尚未好好研读。

我也关注过福柯，当然没有奇智那样专门，只是想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上理出一点线索，找到他在这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了解得就相当粗略。现在奇智的书《凝视之爱》即将出版，嘱我写几句，却之不恭。

福柯的思想和上个世纪的法国哲学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他是把那时诸家提出的问题集中起来，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加以阐述发扬，使一些原不在哲学视野里的问题进入哲学，突出起来，这是他对于哲学思考一个很大的贡献。

法国哲学又是整个欧洲哲学的一个方面，而自从近代以来，欧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主要想做的一件事是要在“哲学一形而上学”中，为“感觉经验”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以抵制怀疑论的摧毁性影响：如果你哲学只是一些“(逻辑)形式”，无补(不增加、不补充)知识，则哲学活该寿终正寝。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近代欧洲哲学诸家，都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把感觉经验的材料吸收到哲学(的体系)中来，培根如此，笛卡尔如此，康德、黑格尔又何尝不是如此。

康德、黑格尔的哲学非常抽象，为什么也可以理解为要把“经验”“安置”在“哲学”里?

其实，康德在哲学上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改造”传统的“形式逻辑”，使之有“内容”。他的知识论，就是通过“时空”和“范畴”来“规整”“感觉经验”的材料，使之成为“知识王国一科学王国”的“份子”。康德的意思是说，凡是“合法”“进入一移(民)入”这个王国的，都必得遵守这个王国的法律——不依赖这些“份子”而制定的“先天法则”。“知识王国”是一个“必然王国”。

表面上看，康德给“感觉经验”在哲学知识论里找到了一个位置——为理性形式提供“恰当一合法”的“材料”和“内容”，但是实际上，“感觉经验”还是在“打擦边球”，没有进入哲学的核心。康德哲学的核心不是“自然”，而是“自由”。“自由”才是“理性”的核心本质，而“自由”不能“直观”。于是，“可直观”的“不自由”(必然的)，而“自由的”“不可直观”；也就是说，“理智”不能“直观”，“直观”没有“理智”。

为了使“感觉经验”也具有“自由”性，堂而皇之地进入哲学核心，费希特直接从康德的“自由”出发，指出所谓“感觉经验”原本不是“外来户”，不是从外面“移民”进“理性”来的，而是从“理性”“外放一外化”出去的。这就是他的“A是A”=“A不是非A”的基本含义。“非A”同出于“A”，“非(不是)理性”的“感觉经验”同出于“理性”。于是就有谢林的“同一哲学”和“绝对哲学”——“理性(A)”本“无对”，其“对(立)”是“理性”自身“设定一创造一开显”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直观”原出自“理性”，故“理智的直观”一“直观的理智”不但具有“合法性”，而且成了哲学的“第一原理”。

从此以后，欧洲的哲学传统，不能绕开这个“理智”和“直观”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感觉经验”的世界，如何在理性的哲学世界生根的问题，亦即，作为理性思想体系的哲学，如何具有“现实性”的问题。

影响了整整上个世纪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其核心思想正是抓住了“理智直观一直观理智”的“直接”的“同一性”，在哲学领域里，充分接纳了“心理(psyche)学”问题。他的学生海德格尔，把这种“同一性”运用到“存在论”上来，使“存在(sein)”既非经验的“诸存在者”，更非一个抽象概念，从而强调了“存在”的“时间性”，使“在”与“变”在哲学层面“同一”。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而经过法国自身哲学和文化洗礼之后，现象学和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开显了另一种局面。

在欧洲，法国文化介乎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兼有同时注重理性和感性的长处，这样，在哲学上，相对于德国哲学的森严的逻辑体系来，就显得“感性”多了。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多才多艺、天性活泼的民族，当然他们也好学深思，而他们的思想，好参与生活，对于各种社会文化问题有浓厚的兴趣，法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很前卫的国家。法国的哲学也不例外。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国关注黑格尔的哲学胜于德国本土，但是他们不大从“概念”和“普遍性”方面来强调“绝对”，而是强调它的独一无二性，强调它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他们很重视胡塞尔的现象学，而首先介绍的是他的“感性直观”的思想；他们研究介绍海德格尔，但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有自己的特点，不被海德格尔本人认同而毫不影响它的价值，萨特开发了“意识一心理”这个度，为海德格尔所欠缺；他们与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对话，但是利科的解释学与伽达默尔的有不同的精神旨趣。

总之，法国诸家，投入大量的精力于显示感性世界的研究，以确立这个世界在哲学理论体系中的恰当一合法的地位。他们一方面直接参与生活，另一方面注重吸取各种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对它们做哲学的阐述。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及以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还有文学艺术部门的种种思想，无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法国哲学不仅在纵的方面贯通着欧洲的哲学史，而且在横的方面贯串着各个相关学科。

在这方面，福柯又是很特别的一个。

福柯研究思想侧重在“断(代)”方面，将“时间”化为“空间”。因为柏格森已经说了，“时间”“不可分割”，乃是一个“内在”的“绵延”，而我们通常所谓的“连续”的“思想史”，实际上已是“切断”了的东西，于是，与其人为地(模拟“因果律”)把它们“串连”起来，不如如实地考察它们在各个“断层”的实际意义。所以福柯有“知识考古学”之说，据说还要写“道德考古学”，未果。其实他所谓的“考古层”并非只是“知识”和“道德”，同一层面，涵盖了一切实际的和精神文化的产品。

果然，福柯的“考古层”，不仅覆盖了人们正常的精神文化，还囊括了人们“非常”的精神文化现象，如疾病、犯罪、疯狂等等，这些过去很少能登哲学大雅之堂的问题，成了他研究思考的重点。

奇智的书，研究福柯关于疾病的思想，从“凝视”入手，“看”出一种“征候”，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看一凝视”是“理智”的，不仅是“眼睛”在“看”，而且是“心”在“看”，正是所谓“理智的直观”。

西方哲学有“看”的传统。“看”是“理智”的，故是“空间”的，来自于古代希腊的eidos；中国的传统医学，也有“望闻问切”之说。“望”是初步的，也是最基础的。“望”，不仅仅是“生理”的“感觉”，而且是“理智性”的，“望”出病人的“气色”；然后是“倾听”病人的“诉说”，然后是“交谈一问答”，最后才是生理机制的检查——切一号脉。大概说来，“望”是“空间”的，“闻(听)”是“时间”的。“望”如果只“看”“(生理)结构”，则陷于“同一”，如“方圆”、“色泽”等；“闻”如果只限在表面，则容易限于“主观”。病人自己的诉说，不一定准确。如果“闻”而又客观，“望”而又有“个性”，则不待“问”、“切”就可能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就会得到“真知识一真理”。于是求“真知”需得将“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使“时间”是“空间的时间”，使“空间”是“时间的空间”。  福柯强调“空间”而又不强调“同一”，正是因为他所理解的“空间”乃是“时间化了的”“空间”，所以是“考古学”的，而不单纯是“几何学”的。“考古学”的“断层”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几何图形，是个性的，时代的，不是抽象的“普适的人性”。福柯的“空间一考古断层”，是“异”，不是“同”，或者说，是“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把空间作为时间的“断裂”层来考虑，打破了“思想”自身延续的封闭系统，使“思想史”有一个坚实的“现实一实践一社会一时代”的基础。我们从奇智的书中可以看到，福柯在各个断裂的层面上，对于疾病(以及犯罪、疯狂等现象)，做了深入的考察，从而在哲学上，从更高层次恢复古代希腊的“看”的意义。由海德格尔强调“听”、“说”、“语言”，重新回到“看一视”的道路上，这是福柯以及法国其他诸公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

这是我读奇智的书的一点感想。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2年4月10日

关于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医学与社会历史观的讨论，国际福柯专家1999年4月在法国冈城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由法国当代出版文献所(IMEC)与福柯研究中心(CMF)主办，主题是“福柯与医学”。这标志着该课题得到更加系统的探索。但这一探索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仍有做头。国内福柯研究专家对这一课题尚未充分重视，用力不多，显得特别薄弱。医学是一门最古老的人类认识自身的学科，为人类生存和斗争之需而诞生和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医学与人及其社会之间具有互联性共赢互控关系，应该说，这种关系在当代全球化社会进一步加强。

研究这一课题，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福柯关于医学与西方社会历史的基本思想。《临床医学的诞生》，这部关于医学史与社会史之间关系的专著所展示的这一基本思想是我们澄清福柯全部学说的关键，因为医学哲学是他以后学术工作的前期准备，医学在他70年代后关于权力与知识(或社会实践与社会理论)间关系的整体性哲学分析中处于交叉口；福柯在《性欲史》和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中进一步把古今医学与当代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提出“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概念；今天我们正在关注健康一疾病保险制度、疾病认识和防治区隔、疾病危机、医院结构调整和改制、医生开业和医学教育法规、剖尸、医患关系、医业与药业、医学仪器的功用、使用和管理等全球性共同问题，研究该课题对我们哲学地沉思中国社会历史特别是医事制度及其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课题讨论福柯的临床医学起源观，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我们解决“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至今尚无一致观点的问题。

与许多福柯研究者一样，我也一直未充分重视《临床医学的诞生》，尽管福柯本人很看重他这本书。时至2000年春，清华彭刚君约我对照法文版阅读刘北成先生的汉译稿，于是，我不得不较细致地进行法汉对读，算是与它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后来我为哲学研究生专门开设了一系列有关该书的讲座并写成初稿，讲座结束，觉得并未尽兴，于是以讲稿为底料进一步成文；我本打算只做一篇论文，以尽快收场而转向应该继续着手的那两个一想起就让我周身起鸡皮疙瘩的研究课题，但是，我一发不可收而深陷其中，读啊思啊写啊，慢慢地织成了这本小书(书本是织品、织网)，一本“意外之书”。书中所用引文全经本人重译过(当然刘译是可参考的基础)，并且尽力附录原文，以期读者纠正或作出更好的汉译，汉法夹合而成“三明治”。因主料是汉字，我做的自然是一块“中式三明治(sandwich chinois)”——权作“学术道道(traces scientifiques)”或者“正妻之子”吧——好吃不好吃，全赖各位读者的“胃口”或“饮食习惯”了。

这本小书是作者和着音乐与咖啡调制出来的，可谓“色香味俱全”。每天夜里关闭电脑后都腰酸背痛，头昏耳鸣，双眼刺痛，然后经过漆黑的“智慧走廊”磕磕绊绊地摸进卧室，疲倦地躺下直到次日钟鸣。日复一日，如此写着、倦着、愉快着。稿成之时，突然自问：一年多以来，我把“我的时间”这块宝几乎全押在福柯这本薄书上，是否值得呢?作者于医学和哲学尚是学徒乃至外行，学力薄弱，不敢多加发挥。所写尽管算是用功之物，又怎样呢?心中无底，实不敢说。所写乃档案，档案里很可能成绩与污点并存，尚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附录“与法国哲学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作者1998年在巴黎对十多位法国哲学家作的访谈录。这些记录文字是访谈后的及时追述(忆记)，尽力全程报道。与访谈相关的照片可在今日读图(图也是符号或道道或广义文字)时代为读者增添一点浅兴。尽管它们与本题无什么干系，还是在犹豫不决之后闪亮登场了。谁也不会认为它们是深刻的东西，甚至觉得现在发表这种东西简直是轻浮之举，也许还会引来讥讽。然而，我本人感到，在世人为屑小而无意义的事件，在我自己则为重大而有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些记录毕竟是我们(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用宝贵的时间和友善换来的。哲学原本是访谈或对话。套用一句德里达先生的话来说，语声一旦被文字捕捉住就成形了。这证明了“屑小”与“重大”之间的某种微妙关系。丹麦哲人克尔凯戈尔如是说：“作品解释了那使得在世人乃为屑小之事、在我们则成了异常重大的事件，或者相反，它解释了在世人看得甚重、在我则毫无意义的究竟是什么。”法国解构派大师德里达也求问读者：“请读读我的作品吧!你能做到吗?”亲爱的读者，我的作品中同样有我的秘密与我的世界，读吧。

没有华南师范大学211项目资助，本书自然难以问世。非常感谢。

叶秀山先生欣然赐序；杨守昆师欣然题字(见环扉页)；周平女士供画；王吉胜先生与苏元女士愿接拙著入雅社；父母双亲买菜烧饭忙碌里外，省去我不少操心；虽然妻子与我在不同的战壕里战斗着，但她的忙加速并助推了我的忙；女儿往往被我从书房赶到客厅去做功课，留给我愤愤不平而颇受委屈的背影，偶尔传来一串听不太清的抗议声。书成之际，一并道谢。

作 者

200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