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伟大著作，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老子》一书仅五千多字，但它蕴含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极富启发性的人生体验、精辟而富有诗意的语言，使人们始终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对这部著作进行解读和阐释，本书的说解是面对今天的读者。在解说分析中，从文本的每一字出发，力求综合运用今天的文字、训诂、音韵、语法等知识来全面理解，注重《老子》思想源流及其影响，也对老子思想与中国古代其他思想家或近现代思想家加以比较，阐明其特色。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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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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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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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下篇

……

附录一 有关老子的资料

附录二 帛书《老子》释文校订

附录三 郭店楚墓楚简本《老子》释文校订

参考书目

“无名”——非认识对象。在情志世界，人是有欲的(老子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彻底否定物欲，他只是否定贪欲、纵欲)，因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体现了道变化分立而成的事物对人的刺激一反应过程。因此，人们可以从中反观道化。但真正的省悟是需要摆脱世间万物的刺激一反应过程，从疲于奔命的追寻中解脱出来，这才能真正审视道的本体。这就需要无欲空灵。因此可以说，有欲、无欲的“欲”包含了西方哲学家所说的情感、意志两个阶段；既属于审美，也包含了伦理。是故第二章由此言美恶，言善与不善。当然，在老子那里，认识与情感，本始与终结(分化与返还)是合而为一的。至此，我们可以解释本句的“两者”了，那便是“名”与“欲”，它们代表了整个此岸的现象界。“同出”是说他们同出于彼岸的道；“异名”则是说分属于认知界与情志界；“同谓”则同是道的演化。谓，《说文》云：“报也。”段玉裁说：“凡论人论事得其实谓之报。谓者，论人论事得其实也。”这就是说，尽管认知、情志诸名有异，但其演化皆从道来，所以我们能从中论道之实，得道之化。“同谓之玄”，本句帛书本无。玄，《说文》云：“幽远也。”又云：“黑而赤者为玄。”这是指染丝需要很多次才能染黑，这是一个先红后黑的过程，玄便是最临近黑的阶段，是在黑色中隐然可以见到赤色。就颜色来讲，玄可引申为赤黑或黑，故可像日落霞暗，渐人幽冥之天色；可喻幽远，可像天宇。老子借以讲道同的境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之又玄”，河上公以为“天中复有天”，王弼以为是用来称呼“不可得”的玄——“不可定乎一玄而已”，吴澄则以第一个“玄”为道，第二个“玄”为名。名是万物，道是天地。天地生万物，道又生天地，所以叫“玄之又玄”。其实它不过是形容道的幽远莫测，王弼之说近是，吴澄之说近凿。老子之义似乎是说，道之本体虚无不可得，道的规律博大不可知，道的准则就是人性的根本，人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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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触老子早已忘却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从成语中吧?也许是在初中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时，从“宠辱皆忘”的注释中，知道了《老子》“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的话吧?总之，后来读全这“五千言”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了。我惊奇地发现，诸如“天长地久”、“哀兵必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出生人死”、“根深蒂固”、“涣然冰释”、“无中生有”等成语竟然跟“玄之又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和光同尘”、“多藏厚亡”、“虚怀若谷”……一样，都是来自《老子》。不过，中学时代对道家文献的兴趣，很快就让《庄子》给吸引过去了。我喜爱庄周文笔的汪洋恣肆，挥洒自如；陶醉于他的无边无际的寓言幻想；共鸣于他的无碍辩才跟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高中临毕业时，我捧着花了七毛零花钱得到的《庄子集解》，一边查着《辞源》，一边译着《庄子·内篇》的七篇大文。这些译文当然是极其幼稚的。但这却是我对道家文献第一次比较深入的接触。

60年代上大学时，读了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冯友兰、关锋、林聿时等人关于先秦思想史的论著，人民性、阶级性、唯心、唯物等词句布满了我的视野。但是这些词句后面似乎还有些什么没有说出来。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校门后，近十年的农村生活要为吃饭和穿衣奋斗，所以很少读书(要读也无处寻觅)。后来读研学的是古籍整理，80年代走上大学讲台后，决心重读先秦的基本文献，儒、道两家自然是重点。也顺便给学生开了“诗经解读”、“论语释读”、“老子释读”、“四书导读”等课程，其中讲得最多的便是“老子释读”。本书就是在这些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下面我们就回到老子其人其书。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老子》一书是孔子之前的老子所作，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其故地在今河南鹿邑县东，有报道说老子的出生地是今安徽涡阳郑店村)，曾经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众所周知，华夏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中惟一一个不曾中断过的文明，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记载最完善的国家。范文澜先生甚至把“史官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特点，“以史为鉴”是中国历代政治家的共同态度。老子可以说是对此进行理论总结的第一人。我们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华夏文明基本面貌的确立时期，老子正是以其独特的身份和长期的人生阅历对当时的文明历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批判。这一反思对其后的百家争鸣以及华夏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只要看一看从战国到汉朝的“黄老之学”，以及魏晋之后的“老庄玄学”，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以至思想潮流所起到的作用就可以知道了。

对司马迁的记载，从汉至魏晋无人怀疑。据说北魏崔浩是第一个怀疑《老子》不是老聃所作的人，不过没有什么影响。由宋至清怀疑者渐多，宋人陈师道认为《老子》成书在墨、荀之间。清人汪中则认为《老子》是战国时的太史儋所作。特别是在疑古思潮的代表——《古史辨》上所刊登的怀疑文章，对老子其人其书提出了许多疑点。比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老子》一书产生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间，也有人说在《淮南子》之后，还有人干脆就否定老子这个人的存在，认为“老子其人乃庄周后学所捏造”。怀疑论的反对者则认为那些疑点是可以解释的。比如现存文献中，《墨子》、《庄子》、《荀子》等书都评论或称引过《老子》；《韩非子》则有《解老》、《喻老》两篇现存最早的《老子》的注释，等等。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地下考古发现。1973年冬，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的出土，证明了《老子》是先秦古籍。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本甲、乙、丙三组《老子》的出土更说明《老子》一书早在战国中期以前就已经存在。

在对出土古《老子》的看法上，一般认为，马王堆帛书本《老子》虽然同今本有许多文字上的差异，而且“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一些章次也同今本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差异远远小于它跟今本的相同处。比如“德篇”在前的排序，从韩非子的注释到严遵的《老子指归》就是这样。可见这种顺序本来就是《老子》流传过程中的一类。而八十一章的分章，也不过是王弼等的一家之言，历来就有不同意见，帛书与此有异并不足怪。

但是对郭店楚简本《老子》三组的看法，许多研究者大异其趣。有的认为这是三种摘抄本，应该有与今本相似的母本在当时流传。有的则认为它们不过是当时存在的三种“老子语录”，当时可能还有更多的类似版本“老子语录”流传。还有人认为，楚简本《老子》是老聃之作，而今本《老子》则是太史儋所作。笔者比较赞同裘锡圭先生的观点，他倾向于北京大学王博的意见，即在郭店简本“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几乎是五千余言的《老子》传本”的认识。因为如果当时没有如同今本的《老子》，而仅仅有多种“老子语录”在社会上流传的话，那就很难设想郭店的三种文字均见于今本《老子》。而三种除了甲、丙都抄录了今本第六十四章后半之外，竟无一重复。这最为合理的解释似乎是，它们是为了不同目的而从类似今本的《老子》一书中摘抄出来的。

不过众多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今天所见的先秦古书其真伪决非一言可以论定。因为这些古书的写作并不像今天那样是由一位作者写成的，它往往是既有开创者，又有增补者、修订者——那时并没有今天的著作权、知识产权之类的概念。也就是说，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古书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它往往会成为一个学派的文件汇编，或者在不断的修改过程中逐渐完善，当然不同的本子也会有不同的面貌，反映不同的时代特色。比如郭店本《老子》、帛书本《老子》跟今本的同异就可以如此理解。

《老子》一书历来注释者甚多，在传统的注疏种类上，它大概仅仅少于《论语》，台湾严灵峰《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就收有354种古注。近代之后，《老子》一书也为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的学者所关注；在国外，它也是中国古籍中译本最多的著作。50年代大陆学术界对老子思想曾有过热烈的讨论，但那时主要关注于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代表什么阶级，等等。我们以为，用西方哲学的观点，即以认识论、存在论为核心，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往往难以成功，特别是老子这样的思想家。比如大家都承认“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但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人说，老子说了“道之为物”(二十一章)，这不就说明“道”是物质性的吗?何况老子还说了道是“有物混成”(二十五章)的。反对的人则说，这个“道”是“寂兮寥兮”，根本没有形体的，那怎么能是物质性的呢?(其实物理学的发展早已对“物质”的概念有了新的观点)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四十章)，这“无中生有”难道还不是唯心主义?其实老子所说的“无”恰恰相当于古希腊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存在”、“是”、“有”等概念。因为古希腊语里有系词“是”，而这些思想家正是利用这一系词的不同人称、分词形式来追问“是”是“什么”——这便是“形而上学”或“存在论”。西方哲学的“存在”是至高无上的，普遍的存在，而中国思想史上的“有”，一般来说，却是个别的、具体的存在，二者不能等同(参见汪子嵩等人的《希腊哲学史》第一卷、第二卷)。我们知道，古代汉语在先秦时代根本没有系词，所以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不会像古希腊学者那样提出问题。就以老子的“道”来说，它源于道路。郭店楚简本“道”字就曾三次使用其同义字“行”的异体字(与石鼓文“衍”字相同。甲金文的“行”字正像纵横交叉的十字路口，而石鼓文的“行”字中间还有一个“人”字，似乎是说人在路途。也许这提示我们，不要只从客观事物、客观规律来理解道，更应该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理解)来表示；从人行之路出发，老子用它来表示自己对宇宙人生思考的追寻过程，这一追寻过程强调的是发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希望的是人能效法自然，反对的是人对自然的异化。正像漫漫长路消逝于天地交合的边际一样，最终“道”代表了宇宙万物以及人自身的原始与归宿。它的不可言说，它的中空虚静，它的无边无际……都指示我们，“道”是至高无上的、惟一的存在(同时又是与人相合的存在)。可以说，老子从汉语的现实出发，在“形而上”的追寻上，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探讨道路。这一点，即使是对汉语一窍不通，对中国思想家充满歧视与贬低的黑格尔也不得不勉强承认的。

至于给老子本人划出阶级成分或者指出他代表什么阶级，笔者以为，在对老子生活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尚无定论的今天，这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比如儒家政治理想是“大同”社会而非夏、商、周三代的“小康”。今天的学者大都指认“大同”是对原始共产氏族社会的美化，那么儒家是什么阶级的代表呢?同样，农家的理想圣人是“神农氏”，这也是原始氏族社会某一阶段(农业文明的产生时期?)的代表，两者的区别恐怕既不是什么阶级性，也不仅仅是传说中的神农氏早于尧舜而已。老子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里的“国”或“邦”，至多不过是华夏先民步人文明时所修筑的城罢了，而且前面有个“小”作为修饰语，可见不过是小小的城池。它只是在原始部族农耕聚落的基础上，添加上板筑夯实或石块垒起的防御土墙就行了。这在中国起码有五千年的历史了。中国考古史上的距今5000—5500年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后期、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早期都开始出现了宫殿、祭祀殿堂等为标志的中心聚落，而在距今"4000--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在长江、黄河流域陆续出现了数以十计(这只是今天所发掘出来的数目)的夯土或石筑的城邑。以前的文献传说，唐尧“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夏“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万国”(《左传》)，就是周初也有一千七百七十二国(见《荀子》、《礼记》等书)。《战国策·赵策三》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十家。”这种仅有三百丈、三十家的“国”，也只能是“小国寡民”了吧?窃以为，与其研究这是什么阶级性，不如想法了解为什么老子会有这种“开倒车”的想法，而且这种“开倒车”跟儒家、农家等等又有什么不同。

五千言的《老子》另一个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它的辩证法。在老子看来，从人伦到物理，从认识到判断，高下长短，生死美恶，善不善，祸福……世界的一切都是相反相成的，无论是出生入死，还是沧桑巨变，这一切都是“道”的运行演化(反者，道之动)。有人认为，老子的辩证法有些消极，而兵家、法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积极的角度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不过，就思想概括的深广来说，老子还是超出了同时以及后来的兵家、法家。还有人说老子是一个阴谋家，这是对老子辩证法的误读。

《老子》一书是以诗歌的形式来阐释哲理，所以尽管历朝历代注家极多，但是注者见仁，说者见智，很难统一。加之历来流传版本众多，异文错简在所难免，这也给阐释工作带来许多困难。考虑到《老子》王弼注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所以这本“今析”选用了王弼本作为底本，然后校雠众本，从文字、音韵、训诂等诸方面确定文字句读。书后附有帛书本《老子》校订本与郭店楚墓竹简本《老子》三组文本以及校订本以广参考。

这本书之所以叫做“今析”，是因为我们希望，本书的说解是面对今天的读者。在解说分析中，我们将从文本的每一字出发，力求综合运用今天的文字、训诂、音韵、语法等知识来全面理解。我们的解说会注重《老子》思想源流及其影响；有时也会对老子思想与中国古代其他思想家或近现代思想家加以比较，以阐明其特色。对每一章文句的解释既注重文句本身，更强调其整体性。注释的最后简要提示一下章旨。然后附以译文，以便大家了解。因为《老子》大部分是韵文，所以每章最后附以韵读，将押韵与韵例简单注出，以便读者理解。

这本小书如前所述是在笔者多年给学生讲授《老子》基础上增删而成的。前此曾有《老子通释》一书，但其删削过多，印刷极少，很难令人满意。本书有所深入，但是由于笔者理解十分肤浅，文字判读取舍(特别是对郭店楚简本的解释)也不一定正确，书中的意见只能是初步认识。本书出版，得到了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部、科技处的大力支持，戴昭铭学兄鼓励甚力，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笔者仅此表示衷心的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