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怀疑比尔·克林顿能够写出这么精彩的一本回忆录，因为他拥有太多太多不同寻常的故事：他是一个出生卑微的遗腹子，但却全凭个人奋斗登上了美国政治权利的巅峰；他的八年总统任期几乎都是在与对手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但却取得了美国历任总统中仅次于林肯和肯尼迪的政绩；他几乎因性丑闻遭到弹劾，却仍然还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偶像式魅力人物……如果说克林顿的身上充满了谜，那么本书则或多或少揭示了这些谜底。

1946年8月19日清晨，一场猛烈的夏季暴雨过后，天空一片蔚蓝，我的寡母在霍普镇上的朱莉亚·切斯特医院生下了我。霍普镇位于阿肯色州西南部，从得州边界上的特克萨卡纳市往东33英里，约有6000居民。母亲按父亲的名字小威廉·杰弗逊·布莱斯给我取名为威廉·杰弗逊。布莱斯三世。父亲有兄弟姐妹九个，祖父是得州舍尔曼地方一个贫穷农夫，在父亲17岁时便已过世。用我几个姑姑的话说，父亲总是想方设法照顾她们。后来父亲长成了一个英俊、勤劳、爱说爱笑的人。1943年，父亲在路易斯安那州施里夫波特的三州医院遇见了我母亲。那时她正在医院参加培训，准备当护士。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多次缠着母亲讲述他们如何相遇，如何恋爱，又如何结婚的故事。当时父亲带着约会对象来母亲工作的病房看急诊，医生处理那位女病人时，父亲和母亲就聊上了，还互相调情。离开病房的路上，父亲摸了摸母亲戴着男朋友戒指的手指问她是否已经嫁人。母亲结结巴巴地说了声“没”——意思是她还是单身。第二天，父亲给那女人送了花，母亲心里一沉。后来父亲约母亲出来约会，解释说每当结束一段恋情时，自己总会送对方一束花。

两个月后，他们喜结良缘，随后父亲便奔赴战场。在进攻意大利的战斗中，父亲在一家军车检修厂服役，修理吉普车和坦克。战后，父亲回到霍普镇母亲身边，不久移居芝加哥。在那里，父亲重操旧业，为曼比设备公司当推销员。他们在森林公园市郊外买了一所小房子，但几个月不能人住。当时母亲已怀上了我，因此父亲决定让母亲先回霍普镇，等新房子能住时再把母亲接回来。1946年5月17日，父亲把家具P1搬进他们的新家后便从芝加哥开车前往霍普镇去接他的妻子。那天深夜，在密苏里州萨克斯顿外的60号公路上，父亲的车，一辆1942年的别克，在潮湿的路面上右前轮突然爆胎，失去了控制。父亲被抛出窗外，落在或者是爬进了一个用来改造沼泽地的下水道中。沟内水深三英尺。经过两小时的搜寻，父亲被找到了。他的手紧紧地抓住水面上的一根树枝。他努力想爬出水面，但没有成功。父亲淹死了，年仅28岁，结婚两年零八个月，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七个月。

上面寥寥几笔便是我迄今为止对父亲的全部了解。一生中我都在渴望填补空白，贪婪地抓住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故事，或是每一张纸，希望从那里发现更多关于这位给予我生命的男人的故事。

12岁那年，我坐在霍普镇巴迪叔叔家的门廊下，这时一个人走上台阶，看了看我说：“你是比尔·布莱斯的儿子吧。跟他长得一个样儿。”为此，我乐了好几天。

1974年，我开始竞选国会议员。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竞选。当地的报纸对我母亲进行了专访。那天清早，她在常去的那家小吃店和一位律师朋友谈论那篇文章，这时，一位她并不太熟的早餐常客走过来说：“我就在场。那天夜里我是第一个到达车祸现场的。”接着便告诉母亲他当时的亲眼所见，包括父亲临死前如何意识尚存，凭着生存本能抓住他，想要爬出水沟。母亲向他道了谢，离开小吃店，回到车上哭了起来。然后她擦干眼泪，开车上班。

1993年父亲节那天，那是我当上总统后的第一个父亲节，《华盛顿邮报》刊载了一篇关于我父亲的长篇调查，此后两个月里又有美联社和许多小报刊载了类似的调查报告。这些报道证实了我和母亲已经了解的事，但也挖掘出许多我们尚不了解的事，包括父亲在遇到母亲前可能已结过三次婚，而且显然还有至少两个孩子。

父亲的另一个儿子已经找到，他叫里昂·里岑塞勒，已退休，此前曾是加州北部一家物业管理公司的老板。他在文章中说，1992年大选时曾给我写过信，但没有得到回音。我不记得听说过有他的来信。考虑到当时我们正躲闪来自各方的“子弹”，因此有可能我的工作人员把这封信藏了起来。也有可能这封信被误置于我们收到的堆得像小山般的信件中。但不管怎么说，在读到有关里昂的报道后，我立即和他取得了P2联系，后来我在加州北部短暂逗留时还见到了他和他的妻子朱迪。那次探访我们都很开心。从此以后，我们一到过节便互致问候。里昂和我长得很像。他的出生证表明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要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了里昂，那该多好。

就在这前后，我还得到消息证实了有关我父亲一个女儿的新闻报道。她叫莎朗·佩蒂约翰，1941年出生于堪萨斯城，当时名叫莎朗．李．布莱斯。我父亲后来和她母亲离了婚。她给贝琪·赖特，我先前的州长办公室主任，寄来了几份自己的出生证副本，她父母的结婚证书，一张她父亲的照片，以及一封我父亲给她母亲的信，信中问候了“我们的宝贝”。由于种种原因，我始终未能见到她，对此很是遗憾。

1993年爆出的这条新闻令母亲十分震惊。当时她正与癌症做斗争，但她冷静地承受了一切。她说，大萧条和战争年代的年轻人干出的许多事，放在另一个时代也许会受到指责。重要的是我父亲是她生命中的挚爱，母亲从没怀疑过他对自己的爱。无论事实如何，在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刻，只有这，才是她想要知道的。至于我，当时并不很清楚应如何面对这一切。的确，父亲的形象比我近半个世纪的理想化想像来得复杂，但随着自己生活阅历的增加，我再不会对此感到吃惊。

1994年，我们前去庆祝诺曼底登陆50周年，几家报纸刊登了我父亲的战争记录，上面还有一张他穿军装的照片。不久，我便收到新泽西州奈特康市的翁贝托·拜伦写来的信，讲述了他自己在战争中和战后的经历。他说，美国人开进意大利时，他还是个小孩子。他很喜欢去美国人的军营玩。有一个美国大兵对他尤其好，不仅给他糖吃，还让他看引擎如何运转，如何修理。他只知道他叫比尔。战后，拜伦来到了美国，凭借从那位称他为“小大兵乔”的士兵那里学到的本事，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并建立起家庭。他告诉我说，他现在生意兴旺，有三个孩子，已经实现了美国梦。他说，他生活得如此成功要归功于那位年轻的美国大兵，但那时没有机会向他道别，他一直在想，他后来过得怎样。接着，他说，在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他正在翻阅纽约《每日新闻》，一边喝着早晨的咖啡，突然感觉自己像被电击了一样。报纸的左下角刊登了一张比尔的照片。这位比尔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总统的父亲，得知这一点让他感到无比激动。P3

1996年，我父亲一个姐姐的孩子第一次来到白宫，参加我们一年一度的家庭圣诞晚宴。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份礼物：这是国会议员，德高望重的山姆·雷本在我父亲去世后写给我姑姑的慰问信。这只是一封短的通函，看上去是用那时的自来水笔签的名，但我兴奋地把信抱在胸前，就像一个六岁小孩刚从圣诞老人那里得到了一套火车玩具模型。我把信悬挂在白宫二楼的私人办公室里，每天夜里都要看上一眼。

在我离开白宫后不久，有一次乘美国航空公司班机从华盛顿飞往纽约，一位航空公司雇员在登机时截住我说，他继父刚刚告诉他，说他曾和我父亲一同打过仗，很喜欢我父亲。我向他要这位老兵的电话号码和地址，那人说没带，但会发给我。现在我仍在等待，希望再多一个和我父亲有关联的人。

在即将结束总统生涯之时，我选择了几个特别的地方去向美国人民话别，向美国人民表示感谢。其中一个地方是芝加哥，那里是希拉里出生的地方；在那里，1992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我差不多赢得了民主党提名；那里是许多坚定支持我的人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在打击犯罪、提高福利、推行教育等许多最重要的国内计划上取得成效的地方；当然，那里也是我父母战后移居的地方。我常和希拉里开玩笑，如果我父亲不曾在密苏里那条雨中的公路上丧生的话，我很可能就生长在离她家几英里外的地方，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相遇。我最后一个造访的地方是帕尔默豪斯旅馆，我仅有的一张父母合影就是在那里拍的，时间是1946年，就在母亲回到霍普镇之前。演讲和道别过后，我来到一个小房间，见到了一位叫做玛丽·埃塔·里斯的妇女，还有她的两个女儿。她告诉我，她曾和我母亲一起长大，一起上学，然后北上，来到印第安纳州，在一家兵工厂找了份工作，以后她结了婚，待了下来，抚养孩子。这时，她又给了我一份珍贵礼物：我母亲23岁生日那天写给她朋友的信。当时距我父亲去世才三周，现在则已有54年之久。这是一个最优秀的母亲。她用优美的笔迹写下了自己的悲伤，表达了自己要挺住的决心：“当时几乎令人无法置信，但你看，我已怀孕六个月，一想到我们的宝贝，就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决心，就让我拥有了整个世界。”

母亲把送给父亲的结婚戒指传给了我。她留给我的还有一些感人的故事和一个信念：她也在替父亲爱我。P4

父亲给我留下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必须为两个人活着，如果我干得出色，那就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本来该有的生活。年轻的时候，对父亲的回忆总是给我一种生命苦短的感觉。一想到自己也可能英年早逝，就会驱使我努力把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过得尽可能充实，同时做好准备，迎接下一个大挑战。即使不知路在何方，我也总是脚步匆匆。P5

  法学院刚毕业那会儿，我还是个小伙子，十分期待着马上开始自己的生活。这时，我突发奇想，把本来想要看的小说和历史书暂时束之高阁，出去买了本“如何做”一类的书：《如何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作者是阿兰·拉金。该书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必须开列出自己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生活目标，按其重要程度进行分类，例如A组最为重要，B组次之，C组第三等等。然后，在每一个目标下列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行动。这本简装书我依然保留着，距今已近30个年头。我敢肯定，这个单子准还埋藏在某个故纸堆中，尽管一时无从查找。然而，那个A组的单子我还真没忘记。我要当个好人，娶个好老婆，养几个好孩子，交几个好朋友，做个成功的政治家，写一本了不起的书。

当然，我是不是个好人，得由上帝来判断。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像我那些铁杆支持者们想像的，或是如我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好，但也没有像我最严厉的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坏。我的家庭生活因为有了希拉里与切尔西而增添光彩。和所有的家庭一样，我们的生活也并非事事如意，但依然温馨美好。其中的瑕疵，正如世人所知，多数因我而起。她们的爱始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希望。就我所知，没人比我拥有更多、更好的朋友。的确，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正是在这些密友的大力扶持下，我才得以入主白宫，现在他们已成为传奇般的“比尔之友”。

我的政治生活充满了欢乐。我喜欢竞选，我喜欢主政。我总是努力让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给更多人梦想成真的机会，让人们振奋精神，携手共进。我就是这样给自己打分的。

至于那本了不起的书，谁知道呢?但准是个好故事。的书，谁知道呢?但准是个好故事。

我写此书是为了讲述我的故事，讲述20世纪下半叶美国所经历的事情；尽可能公正地描述争夺国家的心灵和思想的各种势力；解释我们生活的新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并就美国政府和公民的应对之策提出我个人的观点；让那些从未涉足公共事务的人们了解一下担任公职是何种感受，尤其是作为总统的甘苦。

记述往事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各种感受记忆犹新。随着我试图平息的党派之争在第二任期内愈演愈烈，我不禁想弄清楚自己的任职是以何种方式融入美国历史长河的。

美国历史主要是我们为完成国家缔造者们要建立一个“更完美联邦”的使命而奋斗的历史。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两党为我们的国家尽忠效力，改革派和保守派就变革什么、保留什么展开辩论。但是，当不得不变革时，我们都要接受考验，反思是否符合我们的根本使命：扩大机会，深化自由的涵义，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于我而言，就是使我们的联邦更加美好。

在每个转折点，我们选择的都是统一而不是分裂：合众国初期，建立国家的经济和法律体系；内战期间，废除奴隶制保住了联邦；20世纪初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采取措施使政府更加强大，以保留竞争、提高对劳动的基本保障、为穷人及年老体弱者提供帮助，保护自然资源不被掠夺；60年代和70年代，推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在每一阶段，当我们为解释、保卫和扩大联邦而斗争时，强大的保守力量就会出来抵制，而且只要结果尚未确定，政治和个人冲突就会加剧。

1993年我就职时，我们正从工业时代向全球信息时代迈进，联邦面临着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美国人民面对的是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巨大变革，而且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有待回答：我们是选择全球经济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我们是用无可比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勇敢面对全球化世界出现的威胁，还是仅仅满足于成为封闭的美国堡垒?我们是摒弃工业时代的政府及其承诺的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还是对它进行改革，在保持其长盛不衰的同时给人们在新时期提供成功的途径?我们日益加剧的种族和宗教多样化会破坏还是会加强我们国家的统一?

作为总统，我给出的回答就要使我们的联邦更加完美，人民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团结一致，从而把21世纪的美国建成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政治中心。2／3的公民赞成我的基本路线，但在有争议的文化问题和一直引人瞩目的减税问题上，选民们分歧甚多。一旦遇到不确定的结果，党派之争和个人攻击就肆虐起来，很像建国之初的情形。

无论我的历史分析正确与否，我评价自己总统业绩的主要依据是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我是这样计分的：上百万人有了新的工作、新的家和大学资助；孩子们有了医疗保险和课后补习；一些人不再依赖福利救济而选择去工作；不少家庭享受了家庭休假法的好处；人们居住的社区更加安全——所有人都能讲出他们的故事，而且故事都是越来越好。所有美国人的生活都更好了，因为空气和水更纯净，更多的自然遗产得到保护；而且，我们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和平、自由、安全和繁荣。这些他们也有自己的体会。

我就任总统时，美国正驶向一片未知的水域，驶向一个充斥着表面上毫不相关的积极和消极力量的世界。因为我用毕生精力让自己的双重生活合而为一，而且从小就被教育应看到所有人的长处，再加上任州长时亲眼目睹了全球化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所以我认为自己明白美国正处于何处，以及该如何步人新的世纪。我知道怎样才能使事情协调一致，也知道这样做的艰辛。

9月11日，基地组织利用全球化的产物——开放的边界、宽松的移民和旅游政策、容易获得的信息和技术——在纽约市、华盛顿市和宾夕法尼亚州谋杀了来自70多个国家的近3000人。事情又到了崩溃的边缘。世界为我们的损失而惋惜，同时也支持美国人民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从那以后，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愈演愈烈，虽然国内外也存在一些可以理解的、正当的分歧。  我们生活的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从根本上讲并不稳定，机遇和毁灭力量并存。这种状况仍将持续，直到我们的世界从相互依存阶段发展成为拥有共同责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的更加统一的全球共同体。建立这样的世界和战胜恐怖主义绝非一日之功，它将是21世纪上半叶的一大挑战。我认为美国要引领世界就必须做好以下五件事情：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并提高我们相应的防御能力；通过帮助世界50％没有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解决贫困、教育、疾病和政府腐败问题，以增加朋友、减少敌人；加强全球合作机制，并通过它们促进安全与繁荣，与恐怖主义、艾滋病、全球变暖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做斗争；继续使美国成为全世界学习的典范；努力结束认为分歧比共同的人性更重要这一由来已久的强迫症心理。

我相信世界将继续保持从孤立到互相依存到合作的前进趋势，因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自从我们的祖先10万多年前第一次踏上非洲的热带稀树草原，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冷战结束后的15年来，西方已经与俄罗斯、中国等宿敌大大和解了；全球半数以上人口有史以来第一次生活在自己选举的政府的统治之下；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合作史无前例，必须付出更多努力与贫困、疾病和全球变暖做斗争并让全球所有儿童上学受教育的共识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和其他许多自由社会已经表明，不同民族和宗教的人们可以互相尊重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我们的国家不会被恐怖主义毁掉。我们会打败它，但这样做时必须谨慎，务必不能损害美国的性格和子孙的未来。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邦的理想成了全球的使命。

就个人而言，我仍在为年轻时定下的人生目标努力奋斗。做一个好人是我毕生的愿望，这要求我学哙克制愤怒并勇于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而且，这还要求我学会宽恕。希拉里、切尔西、我的朋友、上百万的美国人民乃至全球民众都给予了我宽恕，我也要向别人敞开最宽阔的胸怀。作为一个年轻的政治家，我最初到黑人教堂做礼拜时，第一次听到人们将葬礼称为“回家”。我们最终都将回家，我想我也要做好准备。

同时，很多事情又让我欣喜至极，切尔西正开创自己的生活，希拉里在参议院表现出色。我的基金会努力给美国及全球的贫困地区带去经济、教育和服务的机会；努力与艾滋病做斗争并给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低价的药物；继续支持我对种族和宗教和解的毕生信念。

我有遗憾吗?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谈到的，于公于私都有。至于怎样看待成功和遗憾的比例，我想还是留给读者去评判吧。

我只不过想讲述自己的欢乐与悲伤、梦想与恐惧、成功和失败。而且，我努力解释自己在世界观方面与曾经斗争过的极右翼势力不同。实际上，他们也坚信自己的主张是真理，但我的看法截然相反。我认为圣保罗的话很有道理，他说我们在此生“是通过一扇模糊的窗子看世界”，“对事物的了解是片面的”。所以，他赞颂的美德是“信念、希望和爱”。

我过着一种奇妙而不可能的生活，充满了信念、希望和爱；生活给予我太多的恩惠和好运。这种奇妙的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存在。与许多人不同，我有幸每天都为自己的信仰努力工作，这种信仰自儿时在外祖父的小商店里玩耍时就形成了。有爱我的、慈祥的母亲关心我的成长，从伟大的师长那里学到了知识，交到许多忠诚的朋友，同我所认识的最完美的女性建立了幸福的生活，还有一个女儿能把我生活中的希望延续下去。

正如我说过的，我认为这是个好故事。而且，讲述它时我度过了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