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捷克小说家，生于捷克布尔诺市。移居法国后，他很快便成为法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他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一个小说家是如何看小说的呢？尤其是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小说家？昆德拉的小说可以画出清楚的以“七”为基础的建筑结构技术图，巧妙的运用复调结构，配合内在乐曲的速度，以黑色幽默书写着人间的爱与性，历史与政治，存在与冲突。

无疑地，米兰昆德拉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始，他那如同音乐奏章般的断章法、通俗的笑剧模式、对集权社会（甚至包括集权家庭）的犀利观察与剖析、浩浩汤汤的哲学思辩，令读者瞠目结舌，流连忘返。最神奇的是他时而在小说章节的铺排上，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两条故事轴线，最后却在某一点发生了奇异而完美的汇流，读者一下子被带到了更高的位置，得以窥见小说家完美的布局，如同聆听一首完美的交响乐章，令人不禁拍案叫绝。这是我在阅读他的小说“不朽”时，铭刻在记忆中最享受的小说阅读的经验之一。

然而，昆德拉的小说也并不好读。也许对多数的读者来说，我们只能捕捉到他完整拼图里的某一块或某个脉络，作为阅读的线索。而今，一个小说家说“小说”的集子再次出版了，这本昆德拉言之为一个实践者反思的“小说的艺术”，值得喜爱阅读小说、甚至创作小说的人一读。

第一部分  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

第二部分  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

第三部分  受《梦游者))启发而作的札记

第四部分  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

第五部分  那后边的某个地方

第六部分  六十七个词

第七部分  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欧洲

帕斯诺夫的可能性

约阿钦·帕斯诺夫的兄弟死于一次决斗。父亲说：“他为荣誉而倒下了。”这些词永远地嵌入了约阿钦的记忆。

可他的朋友，贝尔特朗，感到惊讶：怎么可能在一个火车与工厂的时代，两个男人还可以僵直地站立着，面对面，抬起手臂，各自手中拿着一把手枪?

对此，约阿钦暗自说：贝尔特朗没有任何荣誉感。

而贝尔特朗接着想：感情是可以抵制时代变迁的。感情形成一片坚不可摧的保守的基质，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残留物。

是的，对继承下来的价值的情感依赖，依赖代代相传的残留物，这就是约阿钦·帕斯诺夫的态度。

帕斯诺夫是通过制服这一题材而被引入小说的。叙述者解释说，以前，教会跟最高审判官上帝一样，统治着人。神袍就是上天权力的符号，而军官的制服、法官的长袍则代表了世俗权力。随着教会魔法般影响的消逝，制服就取代了神袍而上升到绝对权力的高度。

制服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东西，是我们被勒令接受的东西；它代表了普遍的确定性，与个体的不确定性相对。一旦以前如此确定的价值被质疑，而且灰溜溜地遁去，那么一个不知如何可以没有这些价值而生活的人(没有了忠诚，没有了家庭，没有了祖国，没有了准则，没有了爱情)就只能紧紧束在自己制服的普遍性里，将制服的最后一颗扣子也系上，仿佛这件制服是上帝超验性的最终残留物，还可以保护他不至于坠入冰冷的未来，因为在这未来中不再有任何东西值得尊重。

帕斯诺夫的故事在他的新婚之夜达到了高潮。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不爱他。他看不见面前有任何东西，除了一个没有爱情的未来。他衣服也不脱地躺到了她的身旁。这么一躺，“稍稍弄乱了他的制服，掉落的衣边露出了黑色的长裤，但约阿钦一察觉到，马上整理了一下，把露出的长裤又盖上。他两腿弯曲。为了使他擦了油的皮鞋不碰到床单，他小心翼翼地费了好大劲，一直将双脚搁在床边的椅子上。”

埃施的可能性

从教会完全统治人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价值早已被摧毁，但对帕斯诺夫来说，这些价值的内容还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怀疑他的祖国，他知道应当为谁效忠，知道谁是他的上帝。

在埃施面前，价值已经蒙上了面纱。秩序、忠诚、牺牲，这些词都是他喜爱的，可它们实际上代表了什么呢?为什么东西作出牺牲?要求什么样的秩序?他对此一无所知。

当一种价值已失去它具体的内容，那还能剩下什么?除了一个空洞的形式，一个没有回应的命令，却带着更大的疯狂，要求人们听到它，服从它。埃施越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就越是拼命要。

埃施：失去了上帝的时代的一种狂热。既然所有的价值都蒙上了面纱，那么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价值。正义、秩序：埃施或者在工会斗争中寻找它们，或者到宗教中去寻找，今天在警察权力中寻找，明天在他梦想移民的美国的虚幻美境中寻找。他可以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但也可以是个悔过了的恐怖主义者，去告发他的同志；可以是一个政党的积极分子，一个教派的成员，但也可以是一个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神风队员。所有在我们这个世纪血淋淋的历史中肆虐的激情都在他那不起眼的冒险经历中被揭示出来，诊断出来，并被可怕地展示得一清二楚。

他在办公室里不高兴，与人吵架，被开除了。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使他生气发怒的整个混乱的根源在他看来是个叫南特维希的会计。天晓得为什么就是他。反正埃施决定去警察局告他的密。难道这不是他的职责吗?难道这不是所有像他那样渴望正义与秩序的人应尽的义务吗?  可是有一天，在一家小酒馆，毫不知情的南特维希友好地邀请他与自己同桌而坐，还请他喝一杯。埃施一时手足无措，努力回想南特维希到底有什么错，可是他的错“现在突然变得那么不可捕捉、那么模糊，让埃施马上觉得他想做的事是那么荒谬，于是笨拙地，而且带着一丝羞耻，他抓住了酒杯”。

世界在埃施面前分为善的世界和恶的世界，但可惜的是，善与恶一样是难以确认的(一遇上南特维希，埃施就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在世界这一巨大的假面狂欢节上，只有贝尔特朗一个人直到最后脸上还带着恶的烙印，因为他犯的过错是无须置疑的：他是个同性恋，他扰乱了神圣的秩序。在布洛赫的小说开头，埃施准备去告发南特维希，而到最后，他在信箱内放了一封告发贝尔特朗的信。

胡格瑙的可能性

埃施检举了贝尔特朗。胡格瑙检举了埃施。埃施那样做是为了拯救世界。胡格瑙那样做是为了保住他的饭碗与前程。

在一个没有共同价值的世界里，胡格瑙这个天真的、一心向上爬的人，觉得非常自在。没有来自道德的命令，这就是他的自由，他的解脱。

是他毫无一丝负罪感地杀了埃施，这一事实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属于较小价值联盟的人消灭了属于正在解体的较大价值联盟的人，最悲惨的人在价值贬值的进程中总是扮演刽子手的角色，而到了最后审判的号角吹响之日，一个没有了任何价值观的人就会成为自取灭亡的世界的刽子手”。

在布洛赫的想法中，现代是一座桥梁，它从非理性的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引向非理性在一个无信仰的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座桥梁的尽头出现的人影，就是胡格瑙。一个幸福的、没有任何负罪感的凶手。这是关于现代终结的一个愉快的版本。

K，帅克，帕斯诺夫，埃施，胡格瑙：五种根本的可能性，五个方向标。我认为，没有这五个方向标就无法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地图。

P6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