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何许人也?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是因为他有极其复杂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又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中国职业外交家鼻祖,近代洋务思想家、清末政坛的异端,长于理财的干员能吏,特立独行的诗人兼学者,一生厄运的悲凉名士——所有这些角色,既是他,却又不全像他。本书本着科学的原则,真实记录了郭嵩焘的一生,书中还记述了这位历经晚清咸丰、同治、光绪三代皇帝,数番宦海沉浮,大起大落的名士,远赴英伦西游的诸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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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孤独前驱(郭嵩焘别传)/近代名士别传丛书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范继忠 |
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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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郭嵩焘何许人也?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是因为他有极其复杂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又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中国职业外交家鼻祖,近代洋务思想家、清末政坛的异端,长于理财的干员能吏,特立独行的诗人兼学者,一生厄运的悲凉名士——所有这些角色,既是他,却又不全像他。本书本着科学的原则,真实记录了郭嵩焘的一生,书中还记述了这位历经晚清咸丰、同治、光绪三代皇帝,数番宦海沉浮,大起大落的名士,远赴英伦西游的诸多故事。 内容推荐 晚清湘阴郭嵩焘,集经世诤臣和狂狷名士于一身,合西学先驱和经学宿儒于一人。在咸、同、光年间,数番宦海沉浮,大起大落;受命远赴英伦,直叙西游。以"真"被罪,以"实"遭诬。独擅诗文却不屑于辞章之学,屡遭冷遇而倡洋务终身不渝。生前知音寥寥,一生终至孤独,其洞悉世界的睿智和高标于世的品行,却如明珠蒙尘,美质并不稍减其色。他曾自题小像而极目未来,有着令人吃惊的自信与豪气:"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其人生好有一比:就如执著与苍凉酿成的美酒,苦凉,却醇厚,悠长后味中渗出点点烈焰般的辛辣。 在民族心灵史中,这是一个注定独嚼大"爱"与大"痛"的孤独者,也是一个无法归类的精神漂泊者。 目录 引 子 第一章:才比屈贾悱恻芬芳 文气刚猛的温文少年 岳麓之盟 惊心海疆行 辰州坐馆,对晤高明 艰难进士途 第二章:隐身军师翰苑谋士 送"老亮"一把真羽扇 义激曾涤生办团练 白练牵龙出湘来 筹饷有方的湘军"财神" 宰相门生 南书房"宠遇" 津门急鼓 第三章:疲驴短衣宦途蹉跎 滔滔天下,吾安适哉! "国家无一有人心者!" 封疆广州之累 如夫人邹氏之风波 德怨之间 八年苦隐 第四章:参画洋务百味尽尝 力倡"夷语"的国士 "一诚可使豚鱼格" 旷野中的呼唤 冷眼静对津门事 不惭清议兀自鸣 第五章:海西之游长夜惊梦 被骂绝的国使 苦辣酸甜出国门 漫漫西行吟沧海 东方儒者 英国议会厅的客人 深处的风景 洋派"格物致知" 伤哉!中国 第六章:不识时务但见寰球 恶之花 孤独的旗手 喀什噶尔之迷局 "邻之厚,君之薄" 客羁双城忘年交 中国公使夫人的茶会 欲穷千里目 第七章:危言惊世毁誉由天 "大清无此臣子" 搔首长天,能无怆戚! 十大罪状 世事乘除休问天 苍茫归途 第八章:引身自远吟啸高洁 "然固不可不谈洋务" 思贤坛主 玉池老人 清风散去了无痕 第九章:居高独寒此心谁知 末世知音 楚魂系之 历史的回声 跋语 试读章节 文气刚猛的温文少年 晚清的湖南湘阴,同时出了两大名人:郭嵩焘和左宗棠。 倘论年龄,郭嵩焘约晚于左宗棠六岁,然论及资质声望,则怕一时难分伯仲。当地纯朴乡人尝以郭左并称,并二人引为家乡自豪,同辈称颂,子弟仰慕。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年更号玉池老人。筑室日"养知书屋",故学者称之为养知先生。 一八一八年,郭嵩焘出生于湘阴的一个农商之家。 郭嵩焘的祖籍,原为江西吉安。至明万历年间,由先祖举家迁至湘阴。他的曾祖父郭熊,贡生出身。因善于放贷,乐于施人,终于致家巨富,并使郭家成为富甲一邑的望族大户。祖父郭铨世继承父业,继续经营土地、商业和银钱业,性情任侠豪爽,为富而仁,颇有人望。 郭家祖上几辈人,都是清正好义的乡里名贤。郭嵩焘的曾祖父郭熊虽为商贾中人,却绝无奸诈吝啬习气。每贷于人,宽弛为怀,"不刻期,不责息",深得四乡八里之人望。如此虽好,然其族中诸多子弟,亦有担心长期下去而本息无保者。一次,郭熊专门把他们召集到身边,一脸正色嘱咐说:"放贷经营固在争息获利,然亦必以纾难助人为本。人皆无常,各有缓急,但无特别艰难与突然变故,凡人皆愿以忠信诚本为职守,我则何必授人以刻期苛息之恶名耶?" 从此,子弟中不但没了反对之声,反将老人的这一席话当做传家"箴言"。此事为远近传开后,"诸偿者闻而争相先,而息反赢"。越到后来,他家的贷业倒越发红火起来,以致成了湘阴小城里的"巨富"之族。与此同时,郭氏一家也得了"为富而仁"的清名,为远近乡人所敬重。 祖父郭铨世,出身仅为秀才,终身无意于功名。由于家风的熏化,为人放达,慷慨好施。那时的郭家,已变得更为殷富,"或日费数十万钱无所惜"。郭铨世的借贷对象,不论贫富,几乎是有求必应,并不细察虚实。许多人因贫困无力偿还,他便不再讨还;而一旦允诺帮助某人,便从不会锱铢必较。从而赢得仗义疏财之美名。 据时人吴树敏所作《郭氏家传》记载,湘阴一位县令,曾与郭铨世交好,因为官清廉,体弱多病,家境十分清寒。日常从郭家得到的帮助已经很多,县令再不忍过多搅扰,便正式从郭家开具债券,借贷了一大笔钱。未曾想天有不测,县令未还欠款,就因病去世了。 家主既死,遗眷自顾已是不暇,寒苦之况更无法偿还贷金。家人合计后,准备以人偿金,无论如何不负郭家之恩。此后未久,两位清秀的女仆,随少主人来到郭家。郭铨世认出了县令儿子,对两位少女却不解其意。两仆无奈惶惑,眼神中却有一丝好奇,偷眼看看四周。寒暄客气一番过后,那县令之子便向郭铨世言明:"此两位女子愿为家父亲自抵偿旧债,来郭家服侍先生,请先生收纳!"P4-5 序言 世所皆知,有着辉煌灿烂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向以东方大国和文明古国自雄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古以来,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士林风景,"郁郁乎文哉"! 在陈承接踵、代不乏人的士林之中,那"花非花,雾非雾"般风姿绰约的名士一族,尤其缤纷绚烂,妖娆绮丽,仿佛充满了谜样斑斓与另类色彩,"看上去很美"!正因为如此,由古及近,由近迄今,有关名士们的种种气象与逸闻,也多为时人后世所乐口耳相传。从学界文人雅士,到坊间平头百姓,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他们的声名。 照《辞海》的权威解释-,所谓名士,当有如下三义:一是专指那些已然出名而未出仕的士人,即主张"出世"而反对"入世"者;二是用以泛指那些有名望的人,即于某一特定时代颇具地位,大享声望的社会知名人士;三是用来特指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而又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学人。 据《礼记·月令》载:每逢季春之月,天子则"勉诸侯,聘名士"。汉儒郑玄注日:"名士,不仕者。"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司马迁即径称此二人为"魏之名士"。这当是指第一类情况而言。又,《吕氏春秋·尊师》谓:"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在《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杜甫亦有"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之句。这或可比之于第二类人。《吕氏春秋·勤学》又云:"不疾学而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后汉书·方术列传》论日:"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务方,弘时务也。"这种情形,或可归之于较为普遍的第三类人。 由上述可见,所谓名士,要之则在其是否为"士",是否担得起"士者"之名号。也即是说,要看他们身上是否具有那种书卷气与文化味儿。士,士子也;士者,学人也。倘用今天的话来说,大约就是所谓文人、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罢。总之,这里所特别强调的,就是"士"们的文化内涵或学养功夫,至于作为其外在附加物的那"名",则主要应当在于其别样或另类的特质。自然,这也要名副其实,或曰实至名归。 无论古近昔今,作为士林中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个族类,这些名士们独特的社会声望与影响,远非一般士人与平头百姓所能相望。他们身上所特具的那种文化内涵,以及由此谭化而成的特出的人格魅力,常常自成一格,别为一色!他们不特学养深厚,读书惊人,而且目中无人,卓尔不群。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宜乎翻江倒海,惊世骇俗,为文人扬眉,替志士吐气!宛若暗夜萤火,虽不甚明亮,亦足可衬出那黑夜的茫茫漫漫。正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既生仲尼,更见长夜长! 在中国古代无计其数的文入学士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名士们的许多不同的样本。从上古时代大智远引、高逸脱俗的庄子,到汉末睥睨权势、击鼓骂曹的祢衡;到魏晋放浪形骸、清谈自许的阮籍,任性率情、长醉不醒的嵇康;到唐宋醉卧长安、天子难呼的李太自,流落天涯、超迈无减的苏东坡;直至明清两代的李贽、徐渭、金圣叹、郑板桥……观其为人,读其诗书,闻其轶事,听其余音,都不能不让人感到他们身上那种超迈不俗、桀骜不驯的疏狂与狷介之气! 愚意以为,所谓名士之为名士者,倒也不必完全拿出世入世,为士进仕做根本的区分和判别。隐也好,显也罢,最重要的则在于,他们身上总是带有一种以文别野的名士气,一种以雅胜俗的名士派头,并以此大大有异于常人。也许,就是因了这种所谓的"名士气"或"名士派头",便不能不让世人为之侧目,为之咋舌,为之惊回其首,为之大叹其绝!在一般人士眼里,这大概就是所谓名士风采或名士风流罢。 那么,这劳什子端的究为何物?粗粗想来,至少也应该包括这样两种基本因子:一为才情,一为狷狂。前者惊人,后者惊世。虽然,他们同样亦无免于吃五谷杂粮,食人间烟火,常人在在所具,他等在在皆有;然而,骨子里更多了一种为人之真性情,与夫处世之奇怪悖,合情又不拘常情,合理又不泥死理,一若行无固道,剑走偏锋。这样,自然就为他们的人生格外平添出了许多奇致与异象!如是,则如何不惊人,如何不惊世!所谓横空出世的天才豪杰,特立独行的高人奇士,正当合此! 或问:其所谓才情者何?答曰:论其才,或是学富五车,文倾三峡,才气横溢,汪洋恣肆。有书有笔有肝胆,"亦狂亦侠亦温文"(龚自珍)。或是卓尔不群,领新标异,才气逼人,独得风骚。"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辛弃疾)。尝以满腹经纶,甘做寂寞圣贤,俨然"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论其情,当是潇洒情性,飘逸无痕,文章诗酒,大不拘俗。"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李白)。当是任情冰玉,流韵余光,徜徉风月,风流倜傥,"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青楼垂柳边"(王维)。虽然嘴上也说"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心里大多仍旧是想着"遇酒逢花还且醉,若化惆怅事何穷"(自居易)! 又问:其所谓狷狂者何?答曰:论其狷,或是情性耿介,非同流俗,劲节高标,傲岸千古。"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所斩王侯"(王建)!或是嬉怒人生,讽骂时世,快人快语,敢恨敢爱。"新松不恨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不惜放言"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白居易),"高处挂吾瓢,不饮我宁渴"(辛弃疾),更且崇信"家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甚至尝如上古长沮、桀溺一--类人且歌且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论其狂,或是任情率性,狂放不羁,天5行空,独往独来。"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杜甫)。或是冷峻通脱,惊世骇俗,诡言谲行,悖逆时流。"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元稹)!真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甚而活活一副"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大智若愚样儿! 然而,无论才情也好,狷狂也罢,却也总不能没有其缘由或道理在。有时,在他们的身上,大俗能变之为大雅,大雅亦可演之为大俗。在他们那大不同寻常的眼睛里,有时,明明是活生生的新世相,却视若满目疮痍,简直一百个不乐;有时,明明是死赖赖的旧事物,偏又满眼生辉,道个千万种我爱!尤其让人爱煞恨煞的是,观其每每似是而非的强词夺理,或似非而是的疯言疯语,倘要拿来认真考察与耐心品味,竟也还能别成一格,自圆其说,甚至让你不能不为之生羡,为之叫绝!怪乎哉?怪怪也! 不过,若套用那句众所周知的古文本,却又可说是"怪可怪,非常怪"!也即是说,他们身上的那怪异或荒诞,正是其外在的衣裳,而内里所包裹着的,才是雅不拘俗的真性情。这是什么?慵懒,慵懒得近于放浪;疏放,疏放得迹近天然!仅仅此一点点,则绝非一般酸腐秀才可与比及,远非寻常堂庙学-2能出其右,尤非大千世界之芸芸众生所能望其项背! 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既有不失隽永的怪诞,又有一秉天然的率真;时而放言高论,振聋启愦,时而大智若愚,机锋深藏;冷峻与飘逸齐飞,睿智共幽默一色。记得当世名儒冯友兰先生曾有一句妙喻,大意所谓"怪论"者何?"非常奇怪之论"也。移之冯喻至此,正相契合。若论其忤逆时流,必是缘于其不见于世的天然率性;论其疯言疯语,必是出于妙语连珠般的辩才无碍;论其讽时骂世,正是因了他们的我行我素的睥睨一切;论其诡言谲行,则又因为他们狂放不羁的劲节高标。这又是什么?常人难追的真性情,得天独厚的大智慧! 在这一特定意义上说,他们,这奇形异色的名士们,这多姿多彩的所谓名士一族,足足构成了他们据以生存的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风景和另类景观,一道格外耐人寻看的文化风景,一种特别耐人品味的人文景观! 这,或许就是所谓名士们的人格魅力与影响之所在? 清代赵翼有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与古代中国生存环境与社会气候迥异,近代名士一族所周遭的社会现实与生存空间,完全是一幅辉煌不再、家道中落的凄惨历史图景。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仿佛突然失重,被强行拉入了别一方向。这是一股异常强大而又不可抗拒的力量,完全不依任何想望与侥幸为转移。正是它,把近代中国带进了西方列强主宰下的国际的角斗场。应该说这是一种合力,一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历史合力"(恩格斯)!仍在酣梦中的"睡狮",为时代的雷鸣所惊醒。及其睁开惺忪的睡眼才发现,世局与国势俱已大变:列强环伺,蚕食鲸吞,内忧外患,国事螗蜩;海禁大开,西学东渐,社会转型,风气浸浸。惶恐之中,时人不禁连连惊呼:"千年未遇之强敌!""千年未有之变局!" 或感于时艰,或敏于激愤,老大中华帝国之上下,被迫推出了一套又一套的救世方案。诚可谓纷纷攘攘,热热闹闹,一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除却对待中国与西洋民族矛盾的不断战和之争,单是就如何力挽家国和倡言救世的所谓内部革新而言,一方面就有由洋务而维新,由维新而革命之递嬗,另一方面又有由器物而政制,由政制而文化之更迭。政治风云,空前激荡;思想大潮,波波-相因。此间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之迅捷,时代更替之猛烈,诚非两千多年古代社会所可比及。记得马克思曾说,在历史上,常常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拿这话来比照这段中国史,真是再恰当不过! 时代留给历史之烙印,犹如母体于个人之胎记。当古老的中国社会蹒跚行至近代时分,上述那种日新月异的政治变迁与一夕数变的时代更替,加之内忧外患所必然带来的国势飘零,西学东渐所必然造成的文明冲突,使得晚清以来的近代社会变做了一个大大的买验场。如果说上述各方力量或因素就是一个搅拌器,那么反应缶中的各种粒子便处于空前活跃状态。如是之大气候与小环境,又怎能不给生逢其间的每一位国人--自然,也包括作为本丛书传主的这些所谓近代名士们--留下深深的烙印! 单只在本丛书所便开列的近代名士群英谱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个个闪耀着夺人目力之光的熟悉面孔与身影-- 龚自珍,浙江仁和人,一个标准的世家弟子,典型的传统士大夫。幼承外祖父段玉裁先生亲授,深受汉学熏染,抱负高远,志节超迈,诗文若电,振聋启愦,然"言多奇僻,世颇訾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身处晚清衰世,不屈于铁幕,首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之风,遂以勇毅呐喊发为疾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早年为曾国藩密友,人称"湘军财神",虽得咸丰帝赏识,却因性直而宦海不遇。初观"西洋镜"时节,得了许多的真知灼见,不想循例发回朝廷,刊刻即遭毁版。一时,廷臣疆吏,旧雨新知,一概痛加诟病,骂声不绝于耳,终致只身独对苍凉,尽尝先驱者的孤独。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世称"章疯子"。身兼革命家和国学大师二任,革命则疾言排满,激情论政,大骂"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为学则力阐国粹,回护华夏文明,授徒讲学,成就斐然。进入民国后最为精彩的一幕,是他手提袁大总统所送绿宝坠子的大扇,偕仆到总统府门前绝食示威,袁党竟于他奈何不得半点--盖其声名影响所致耳。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少年颖异,英姿勃发,一代才气横溢的旷世奇才。少为康南海之得意门生,后则谊兼师友,半生追随,半生离叛,追随时为忠实得力之助手,离叛则倡言:"吾爱吾师,尤爱真理!"早年,他那支"笔端常带感情"的如椽巨笔,曾无数度搅动时代之政坛与人心;晚岁,一心遁入书斋,执教水木清华,桃李芬芳,著作等身,世誉之为一代宗师。 苏曼殊,祖籍广东,生于东瀛,一个中日混血儿,少年身世坎坷,中年竟然早夭。留日时一面私下寻母,一面参与革命党人之运动,时人称之为"革命和尚";然而,却也是一个道地的"情僧",征歌舞,眠声伎,虽三次剃度而无改其多情。平生善交友,居名士,学通中西,译笔惊人,尤以妙绝诗文冠绝一时。 林琴南,福建闽侯人,一个道地的传统士大夫。晚清时代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虽不谙任何外国语文,却在他人帮助下以古文译介欧美小说百七十余种,终致扬名天下,斐然成一大家。辛亥革命者,忽以亡清遗老自居,不事民国。晚岁尤其保守,竟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公言反对新文化运动再度扬声。 辜鸿铭,一个南洋混血儿,少年留欧十余载,通晓西文七八种,返国竟决然皈依中国道统,倡言日:"道固在是,无待旁求!"返国后即入张之洞幕,虽追随二十余载,却也不时发有微词。毕生以华人疾声抗辩西方,却在西方世界极享盛名,盖其平生主要撰述方式为西文也。仿佛天生的怪物,好辩善骂,诡言谲行,忤逆时代,甘为遗老,终成时人后世之笑柄。 这些大有别于前贤的近代名士一族,除了他们身上那令人爱煞恨煞的所谓"名士气"外,我们分明可以感到一股并不陌生的近世气象与崭新精神。他们距离我们真的好近,触手能及,可捉可摸,就如同生活在昨天或前天,让人可以感受其生命的律动,嗅闻其生命的气息!试想,那种气贯河山的爱国豪情,壮怀激烈的民族种性,不让古贤的侠义风骨,包罗中西的文化品性,比之那些身着古装宽袍大袖,手持一柄青色雅扇,要么妻妾环护,要么高朋四座,终日诗词歌赋、子日诗云的古代名士,我们岂不觉得要更熟悉、更亲切些? 倘从国家民族生存的大处来论列,因为受由新的历史时代之影响,较之古中国那些士林另类,本丛书所收入的这所谓近代名士一族,首先遭遇到了这样两个史无前例的问题:一是东西方民族和种族的优劣问题,二是东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优劣问题。事实上,它们又都直接关系到他们最为敏感而要命的中华大国心态问题。应该说,这既是一个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思想课题,同时也是他们无从也无以摆脱的终极人生困惑。 所谓中华大国心态问题,往大了说就是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往小了说就是个人的尊严和面子。亲眼目睹到的日益严重的民族阽危及"国将不国",使他们不能不考虑到种族的优劣问题:难道古老的华夏民族和勤劳智慧的国人真的不行了吗?同样,那感同身受着的东西方种文明激烈冲突的现实,西学东渐及新文化日益大倡的新潮,则使他们又不能不考虑到自身文明或文化的优劣问题:难道延绵数千年的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就真的落伍了吗?说到底,这两个问题实为一个,即中华民族及其东方文明将何以自存于世? 同样面对这一沉重而复杂的问题,名士们的表现却是彼此不一,反应各异,甚至为此歧云歧见,聚讼无已。他们自恃才能无限,各逞口舌,各施笔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都要把自家的主张和理会讲个透彻,说个明白。有的乐于直接承认中不如西,并由此而主张步尘泰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甚至竟扯出"全盘西化"的旗子。有的则倡言西不如中,故主张仍要坚守中国传统固道,以中国之东方精神文明力抗西方之物质文明,甚至提出"中国文明救西论"。而窥破上述双方破绽者,则乐得"允执其中",独然揭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帜,号召以此作为挽救时局、振兴中华之圭臬。 各方一旦辩驳理论起来,一方专拿中国的优长比之西方的流弊,另一方则专以西方的进步讥诮中国的落后,而主张"中体西用"的那些人,则甘愿做游刃其间的壁上观。因为他们中不少人留过洋,出过国,或精通数种外语,或晓于西学西政,识见宏富,会通中西,所以在他们的口冲笔下,常常是高论与怪论并出,通识与极端互见,或则片言解纷,或以妙语天下,尽显其大方家与大手笔的奇致与妙曼。在一般士人与平头百姓眼中心中,他们既为启蒙先贤,大师泰斗,又做奇士狂才,异人怪物。惟其如此,他们的人生影像与情性操守,乃显得煞是好看,甚为可读,让人不由喜之爱之,恨之憎之。 若以个体形象及其为人处世之道等小处来论,这些近代名士们则尤其显得五光十色,千秋万种,异彩纷呈,博雅杂具。每当看着他们,听着他们,或则思着他们,品着他们的时候,尝不能不让我们顿生目色迷离、应接不暇之感,复不能不让我们遥做浮想联翩、叹喟不尽之想。虽其形象当有不同,思想互有各异,为人各有其为人之道,处世别有其处世之方,但其成为世人争睹和寻思的对象,不论先后同时却是一致而共通的。这是因为,作为近世士林中的另类,他们就像是闪烁着无尽光芒的鲜活的个体存在。自然,这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与个性辉光。 面对近代社会如此驳杂的世相流转,绝大多数人怕都不能无动于衷。退一步说,如果他们这些人真个不思不想,不作不为,随波逐流,置身世外,单单做个通脱圆滑之士或无知无识的俗众倒也罢了。偏偏这些所谓名士名流们,动辄或以思想者自许,或以行动家自任,且不说有人还就是身在其中的局中人,根本就脱离不了这层干系,让他们哪里又哪能不闻不问呢?如是,既要照观和评论这日新月异的新世相,又不想轻易地丢弃自家的定见,那种深刻与浅薄,沉郁与喧嚣,超凡与庸俗,精绝与垃圾共存互见的矛盾和怪诞,便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出现了,一如该发生的总要发生,当显形的终会显形。 你道他们是何色人等?当他们要坚守自家定见,不肯轻易原则的时候,不仅十八头黄牛拉他不回,而且还会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给你讲得条条是道,而乍一听闻,仿佛还真的不无一些道理在。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们明明已经大大改变了自我,思想和人生已然驶入别一道途,则还是要如何如何、那般那般地条条道道一番,似乎他永远握着万能真理的魔方。在前者,可谓抱残守缺,固执己见;在后者,则属流质易变,进退反复。然而,前者仍是一副"无为无不为","以不变应万变"的样儿;后者则不惜高唱"以今日之我,夺昨日之我"之类。 不过,至于何必抱残守缺,为何流质易变,他们自身对此并不特别地在意,仿佛这些于他们根本无甚关碍,甚至就不是他们之所为一样。总之,自我感觉良好,且沾沾自喜,甚至还常常以此为炫耀之谈资。但是,倘若他人要有什么微词或责语,他们必又是一副在在机锋,一番滔滔诡辩的样儿,刺之讽之,辩之驳之。非但如此,刺也刺了,辩也辩了,他们犹嫌不够,似乎自家受了天大一般的委屈,于是又引经据典地大放高声日:"予岂好辩哉?予不能已也!" 嘻,什么人?名士也,名士一族是也! 最后,让我们来说说本丛书的体裁等问题。 本丛书所以号为"别传",主旨即在区别所谓正传、大传、评传之类也。至于这别传究竟当属什么文种,敝人亦不能确切知之,所以干脆绕过去不说也罢。好在本丛书的作者多是学有专长且极聪慧的文章高手,拙虽不能以言传达其旨,诸贤却无不神明般心会。 在此,且允许我撇开这烦人的文体问题,来直接谈谈本丛书的基本立意和设想。 窃以为,在历史人物的研究,特别是人物传记的撰写中,首先应当明确并承认下面的基本原则:人类本身的历史,原也充满生机,丰富无限,千秋万种的历史人物,无不各具其个性和风采。称职的史家的任务,除了对其生平、思想、活动给予准确描述,还应对其人格、操守、风骨、性情诸方面给以生动的再现。即是说,在尊重史实、追还本真的前提下,也应该尽力把历史人物写活,写出个性来,写得丰满起来。 经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在有些人物传记著述中,包括像本丛书各传主这样耳熟能详的名人,读后所得了了,印象模糊。仿佛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人生无个性,思想无差别。仅知传主为某某家或某某派;主张过什么主张或成就过什么成就;生前身后有过如何之荣或怎样之辱,国内域外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评论;其尤甚者,还在下笔之前就已经定好意识形态基调,或直接从既有积习的某种本本或框框出发,直将所传记的人物机械、生硬地塞入其中。于是乎,原本生机鲜活的历史人物,竟变成平面而非立体,抽象而非具象,死的而非活的。恕我直言,似此一类著述与夫文字,吾不喜之,尤不爱之。 基此,本丛书乃决定另辟一个角度,尝试以别传形式再现各传主的生动形象与丰富人生。此外还因为,作为极具声望与影响的这近代名士一族,其中大部分人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早在其生前便已得到确立,史学界大多也已达成共识。显然,这工作已经不再需要我们重复了。也就是说,本丛书并非人物传记中的正传、大传、评传之类,亦非旨在体现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专书,没有那般板起面孔的矜持、傲慢,也没有那般循规蹈矩的严肃、刻板。与此相反,它既可以是文人雅士们用来消闲文化的枕边小品,也可以是一般人士用以了解传主的轻灵读物,期有一种别样的轻松之感与享受之快。 仅以本人个体经验言之,多年来每在研究、撰述之余,倒是极向往并钟爱这种清新空灵的人文读物。由此,不禁又进一步想到,就是那些纯学术性的史学文论或专书,除了必不可舍的专业考证与辨伪外,又何必非要写得那么抽象、刻板甚至晦涩呢?文史不分家,向为中国史学之优良传统,司马迁氏之鸿篇巨制《史记》,不就享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吗?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应当给予充分提倡和高扬的一种学术境界。许是缘此,本人乃不时对自己及三两知者叫嚣说,一个优秀人文学者的理想学术追求,最好是兼具哲人头脑、史家功底、文人笔绘者三。如是,方能真正打通三界畛域,直逼文章峰巅。 正因为如此,在本丛书撰述过程中,各位作者力求做到在真史中求雅史,以信史征野史,试图活化传主传奇人生,再现近世世情真相。要之,当在描绘出传主对彼际社会与人生那种种风生般的议论,重现传主与亲朋故旧与师友那种种绝妙式交际,并尽力释放出他们那种种合兼雅谑的轶闻趣事。又,各部著述之谋篇布局,力戒平铺直叙;遣词造句,不采冗长枯干。一言以蔽之,切忌学八股和白开水之两途是也。 诚然,我等亦深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道理,然惟其如此,才更应持有如上之追求与努力。至于实际撰述中是否能够做得到,则又非我等之所敢知者也。 是耶非耶?惟识者亮之! 李玉刚2001年秋于北京 后记 显而易见,郭嵩焘确是一个难以准确描摹的人。 这一半缘于他那复杂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一半则缘于他所生逢和周遭的那个时代的特殊性。中国职业外交家鼻祖、近代洋务思想家、清末政坛的异端、长于理财的干员能吏、特立独行的诗人兼学者、一生厄运的悲凉名士--所有这些角色,既是他,却又不全像他。 如果说,许多清末著名人物都有多重身份的特征,那么,郭嵩焘则因其个性的丰博与思想的超前,尤其具有多种意义的可读性。在此一意义上说,解读郭嵩焘,就成为了一件不易讨好的事情,也是不易到位的事情。倘套用时下流行的一种学术理念来说,我们只能用各自的阐释方法,"无限接近"他的内在世界。 话题至此,似乎已经变得过于沉重或有些学究气了。然而,这可能却是对郭嵩焘的惟一尊重的态度;起码,首先在我是这样。其他姑不与论之。对一个终身人世的"重磅级"晚清思想者,对一个眼光超迈的时代先行者,后人实在不应该只看到他外在的狷介和殊奇,而无视其内在的丰富和阔大。难道不是吗? 作为本丛书传主之一,郭氏的个性和才气无疑是公认的。虽然其狂放劲儿和名士气,与同时代的王闽运、李慈铭比较起来,有些相形见绌;然而,他在"大本大源处"的离经叛道程度,却也是前者所远不能及的。盖此狂有别于彼狂也。因此,本书的叙述和切入便显得有些微妙,"一不小心"便要走进枯涩的旧套之中。 好在,主编先生除史料来源方面的严格要求外,则给了作者以个人阐释与叙述方式的可贵自由,从而使郭嵩焘其性其情,有了从规范的外壳中被一窥"真相"的可能。在我努力释读并刻意连缀的诸多历史碎片中,读者如能寻到几处认同或共识之处,便也算得上是彼此间的"私心之契"(郭嵩焘语)了。 最后还有一点,也使作者感到有必要在本书的结尾处一陈私见:在对郭嵩焘的种种评价性论说中,笔者最为认同的是钟叔河先生的"孤独的先驱者"之说。愚意以为,这绝对应该算是对郭氏那智慧而坎坷,却又不乏诗意与豪情一生的点睛之论。至于所谓"悲剧性人物"的论定,也许至多只能从后世观者的角度,从郭氏作为一个历史个体与他所生存的时代之种种不谐和处来理解。 事实上,郭嵩焘本人对其毕生的政治经历与遭际,一直都有着相当超越的心态,特别是他那种对所守信念的自信和笃定,许多时候怕是要令今时自诩为"现代"的人们所自惭的。 还是让主人公自己来说话吧: 外度之世,内度之身,自计已审。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功名无显于时,道德无闻于身,谁复能举其姓名者?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是为跋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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