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志先生的这本新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洋洋四十八万六千言，高掌远(足庶)体大思精，不仅使王英志先生本人的袁枚研究得到系统化的整合、延展，而且全面提升了当代袁枚研究的水平，代表着迄今海内外袁枚研究的最高成就。

袁枚是清代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以及下文家，小说家，大半生致力于诗文创作。其思想以孔、孟与庄子为基础。袁枚承袭晚明启蒙思想之遗风，尊孔而疑孔，入俗又超俗，旧习未尽却思想解放，是封建盛世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与思想学术批评家。本书之传主要探讨袁枚于人生关键时期的表现及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并穿插对其思想侧面的评论。本书之评集中阐释袁枚思想主旨，人生观、文学观、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以及其深远的影响等。本书资料丰赡翔实，论述清晰明了；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力求内容的开拓与见解的创新；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深入地研究袁枚生平与思想的学术专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引言 康乾盛世江南文化思想概略

 一 崇理学与反理学及汉学兴盛

 二 诗坛复古风气与性灵思潮

第一章 求学应试

 一 家族考述

 二 少年求学

 三 京城应试

第二章 出仕从政

 一 三年庶吉士

 二 七载县令

 三 一朝辞官

第三章 归隐随园

 一 初归随园

 二 无奈出山

 三 三改随园

 四 风流好色

第四章 主盟诗坛

 一 提携后学

 二 结交扬州八怪

 三 亦友亦敌沈德潜

 四 生死至交蒋士铨

第五章 性灵派主将

 一 直翼交游

 二 扶持性灵派诗弟子

 三 神交张问陶

第六章 晚年红粉青山

 一 壮游万里

 二 广招女弟子

 三 文星陨落

第七章 著作考辨

 一 著述之作

 二 编纂之作

 三 存目之作

 四 托名袁枚之作

第八章 思想基础：三分孔、孟二分庄

 一 袁枚与孔孟思想

 二 袁枚与庄子思想

第九章 思想学术批评

 一 批评程朱理学与佛教

 二 批评汉学

第十章 生死观与饮食观

 一 袁枚的生死观

 二 袁枚的饮食观

第十一章 诗论与诗学批评

 一 袁枚“性灵说”渊源

 二 袁枚“性灵说”内涵

 三 袁枚与清代诗学批评

 四 《随园诗话》的选诗与记事

第十二章 诗歌创作

 一 袁枚诗歌的思想意旨

 二 袁枚诗歌的艺术特征

第十三章 古文观与古文创作

 一 袁枚的古文观

 二 袁枚的古文创作

第十四章 小说观与《子不语》的思想价值

 一 袁枚的小说观

 二 《子不语》的思想价值

第十五章 深远影响

 一 袁枚于乾嘉时期的影响

 二 袁枚于近代时期的影响

 三 袁枚在日本的影响

附录

 一、随园先生年谱方溶师编纂 王英志校注

 二、一览表

索引

 一 人名索引

 二 文献索引

 三 词语索引

后记

(四)妻妾子女

袁枚妻妾较多。发妻王氏，名不详，杭州人，小袁枚一岁，为乾隆四年(1739)冬袁枚24岁“乞假归娶”。婚后一直伴随袁枚。王氏一生未育，故对袁枚纳妾甚宽容。王氏年寿甚高，袁枚去世时仍健在。

袁枚之妾至少有五人。

陶姬，名不详，乾隆八年(1743)袁枚28岁于沭阳(今属江苏)任县令时所纳，时陶姬年十八，颇具才情。袁枚《随园诗话》卷六称：“余屡娶姬人，无能诗者；惟苏州陶姬有二首”，“生女，嫁蒋氏。姬年三十而亡”。但《哭陶姬》诗小序又称：“姬，毫州人，工棋善绣。癸亥(1743)来归，生一女，名成儿，今年八月四日病亡。”袁枚对陶姬籍贯有两说，当以作于乾隆二十年癸亥(1755)之《哭陶姬》诗小序所说为准，因《随园诗话》作于晚年，或许记忆有误。

方聪娘，苏州人，本苏州富户唐静涵之婢女。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33岁时访苏州于唐家，相中聪娘，时聪娘年二十五。唐氏乃慨然赠婢。聪娘颇受袁枚宠爱，袁枚出游多由聪娘陪伴，所谓聪娘“无车不共，有桨皆双”。乾隆二十九年(1764)生一女，名鹏姑，“乾隆壬辰(三十七年，1772)卒于随园，年四十九”。

陆姬，名不详，苏州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袁枚42岁时纳娶，次年即产一子，惜夭折。袁枚去世时陆姬尚在世。

金姬，名不详，苏州人。大约乾隆二十五年(1760)归45岁的袁枚。乾隆五十四年(1789)卒于随园，与袁枚“相依三十载，忽陨九秋霜”。

锺姬，名不详，苏州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袁枚62岁时所纳娶。次年即产一子名迟。袁枚因“六十儿生太觉迟，即将迟字唤吾儿”。袁枚去世时锺姬仍健在。

上面所述袁枚一妻五妾皆为确凿可考者，袁枚自己曾多次提及。而据蒋敦复著《随园轶事》附录《随园姬人姓氏谱》，袁枚小妾尚有：金姬，苏州人；张姬，苏州人；陶妾，秦淮人；吴七姑，维扬人。但袁枚从未提及，其弟妹诗文中亦未涉及。而其中述及可考的五妾，履历颇多错讹。不可确信，姑录以备考。

袁枚有二子多女。

长子袁通，乃嗣子，字兰村，本大堂弟袁树之子，乾隆三十九年(1774)出生。次年即过继给60岁的袁枚。袁枚喜赋诗云：“阿侯抱向阿连家，六十衰翁始作爷。”袁通由袁枚一手抚育成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娶杭州某女为妻。官至汝阳(今属河南)知县。“阿通九岁能知四声”，后工词曲，袁枚所谓“阿通词曲阿通画，都替而翁补阙如”，有《捧月楼词稿》等。

次子袁迟，一名文澜，为袁枚嫡亲子，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二十三日生，时袁枚年已六十三。袁迟备受袁枚宠爱。乾隆六十年(1795)娶吴兴(今浙江湖州)沈全宝为妻，全宝父官至西安观察。袁迟能诗画，未人仕途。

袁枚“长女成姑”，为陶姬所生。乾隆二十四年(1759)秋，袁枚先答允许配给曹来殷舍人。后因“苏州故人蒋诵先剔嬲不已，遂定蒋而辞曹”，嫁蒋氏长子惟梅，“嫁未半年，女与婿俱亡”。成姑卒年当不满二十。

袁枚次女鹏姑，为方聪娘所生。乾隆四十六年(1781)嫁溧阳(今属江苏)史抑堂少司马之子培舆。培舆祖史贻直乃当年庶吉士教习，为袁枚之恩师，故袁枚有“当年门弟子，此日孙妇翁”之句。乾隆六十年(1795)袁枚去溧阳看望鹏姑时，“入门最是伤心处，不见欢迎白侍郎”，盖女已守寡矣。

三女良姑，又称阿良，乾隆二十八年(1763)生，其母未详，当为陆姬或金姬。阿良自幼聪颖懂事，“年才五岁馀，识字二千强”，袁枚“授以唐人诗，脱口中宫商”。乾隆三十三年(1768)初夭折，年仅6岁。袁枚作《哭阿良》诗痛悼之。

四女琴姑，乾隆三十三年(1768)三月二十四日生，时阿良夭折不久。从袁枚《哭阿良》诗“生母孕六月，恨极以头抢”句看，与阿良乃同母。乾隆四十八年(1783)嫁浦口(今属江苏南京)汪履青。履青乃袁枚“戊午同年”、六合(今属江苏)人汪芷林刺史之子。另袁枚《阿珍》诗与《喜杨九宏度从邛州来即事有作》诗还提及阿珍、阿能二女，据《随园诗话补遗》卷五，其中“第五女嫁六合汪氏”。

袁枚孙子、孙女辈成员就已知者亦顺便述及。孙子袁祖志、袁祖惠，皆为袁通子，袁祖志著有笔记《随园琐记》。但未见二人诗才。而诸孙女皆耽风雅，有乃祖之风，不愧袁枚之孙女。如袁绶，字紫卿，袁通女，嫁上元(今江苏南京)吴国俊，工诗词，著有《闽南杂咏》《瑶华阁词》；袁嘉，字柔嘉，袁迟女，嫁上元崇颖，著有《湘痕阁诗稿》《湘痕阁词》；袁淑，字疏筠，袁迟女，嫁知县史璜为妻，著有《灵箫阁诗选》。

袁枚先祖好诗之脉，至袁枚孙女辈仍不绝如缕，亦可谓难得。而其手足辈皆成为性灵诗派的成员。孙辈以后不可考。

P45-49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己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

《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幅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自从二十年前我以《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为题做硕士论文，即与清代乾隆诗坛盟主袁枚结下不解之缘。回想当年，袁枚尚背负着“文革”前郭沫若先生等学者所加予的种种恶名，长时间无人问津袁枚研究课题；但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热潮的兴起，时代赐予了我为袁枚作翻案文章的机会，很是兴奋。此题又激发了我对袁枚进行多方面研究的渴望，于是袁枚研究成为我科研计划的重要部分。此后一发而不可收，陆续撰写了《袁枚与随园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续诗品泽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袁枚诗选》(中州古籍出版社土993年版)，使我对袁枚的诗歌创作与理论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而主编了《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7年再版)，并撰写了《性灵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袁枚》(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袁枚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后，则使我对袁枚的生平、思想其文学创作等方面也有了新的认识。无疑这些研究为我撰写《袁枚评传》作了前期准备。

为袁枚写一本评传是我长期的愿望。七十馀年前曾有杨鸿烈先生的《袁枚评传》问世，这是关于袁枚的第一本评传，其开拓之功令人钦佩。此书的袁枚年谱颇有价值，为后人研究袁枚提供了方便；评论亦十分大胆开放，富于启迪。但它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亦有许多不足。比如以年谱代替“传”，无法描述袁枚的生平与思想的发展轨迹，更不能进行分析评价；评论部分则嫌粗略，注重资料而阐释不够；思想观点有些偏激：体例亦欠完善，等等。因此重写一本《袁枚评传》是极有必要的。但建国五十馀年来尚无第二本《袁枚评传》问世。故我颇有弥补这一缺憾的兴趣。当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命我撰写《袁枚评传》后，正中下怀，我未犹豫即应命，这将促使我对袁枚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也给了我满足宿愿的机会。

把袁枚列入“中国思想家”，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先生的卓识。尽管杨鸿烈先生早就过誉袁枚“是一位中国罕有的大思想家”，但其后数十年罕闻有人再称袁枚为“中国思想家”者。在许多人心目中袁枚只是个风流才子，或者是个性灵诗人，顶多是乾嘉诗坛盟主而已，都是在纯粹“文人”的层面上大做文章。这对袁枚显然是不公正的，或者说是知之不深的。因为袁枚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具体而言，我把袁枚定位为思想学术批评家。袁枚主要是在批判理学、汉学、以及佛教等学术思想中显示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其诗论与古文论也是通过批评时弊显示其独特的观点，是所谓破中有立。其思想不仅高出世俗，而且时时惊世骇俗，对封建传统思想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这正是其思想价值所在。而我们有时会发现袁枚的思想不无矛盾之处，又表明他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思想家，是他在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新旧思想杂糅，或者说旧思想尚未蜕尽而新思想还不稳定、成熟的反映，这是袁枚思想及其矛盾的时代意义。

但评传如何写却是令我踌躇的问题。理想的模式是评与传水乳交融，合为一体。但成功的范例似不多，因其难度甚大，容易顾此失彼。我初写评传，尚不敢尝试。常见的模式是传与评分为两块，这相对来说好把握一些。但传、评的份量亦各不相同：有的传甚少，论极多，类似于某某研究；有的传甚长，论较少，又近乎某某传记。我决定采取折衷办法，传占五分之二，评占五分之三。传主思想的非主要方面结合其生平于传部分穿插评论；思想的主要方面则于评部分专门阐释。这样或许更有利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因研究袁枚多年，自以为对袁枚已很熟悉。但在动笔过程中，却发现对袁枚生平与思想中的一些问题其实尚未真正搞清，例如袁枚的辞官原因，袁枚的营财思想，袁枚与沈德潜的关系，等等，都值得再深入探讨。而像袁枚与扬州八怪的关系，袁枚的园林思想，袁枚的思想基础，袁枚的古文观，等等，则是新课题，亦罕见有人论及。撰写这些章节，促使自己寻找答案，对自己是个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巩本栋教授、周群教授、吴正岚博士都对书稿给予关心，提出过宝贵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在这里特致诚挚的谢意。

如今《袁枚评传》总算杀青定稿了，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至此我长期的袁枚研究亦暂时告一段落。但新的研究领域又展现在面前，正是战斗未有穷期，还要继续攻坚。

王英志于苏州大学凌云斋

2001年9月初稿

2002年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