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共和国所面临的上述国际环境下，更多地承担了作为国家元首的出访之旅。当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较多地承担了走出国门出席会议、协调分歧、征询意见等重任。在这些走出国门的异国之行中，刘少奇以他特有的个人魅力，理论家的思辩，外交家的风采，尽显中华民族泱泱大国之风，尽展中华民族襟怀宽广之情，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架起了一座座友谊、友好之桥。

全书以珍贵的资料，将刘少奇一次次走出国门的不朽的外交风采，用纪实的笔法，一一重现出来，让读者真切地体会到作为新中国一分子的自尊与自豪。

20世纪的中国，是神州觉醒、民族振兴的时代，是国富民强，独立自主的时代。但新生的人民中国也面临西方反华势力的敌视与封锁。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和国领袖一道，更多地担任了走出去、广交天下朋友的外交重任。在这些走出国门的异国之行中，刘少奇以他特有的个人魅力，理论家的思辩，外交家的风彩，尽显中华民族泱泱大国之风，尽展中华民族襟怀宽广之情，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架起了一座座友谊，友好的桥梁。

本书以珍贵的资料，将刘少奇一次次走出国门的不朽的外交风采，用纪实的笔法，一一重现出来，让读者真切地体会到作为新中国一分子的自尊与自豪。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后记

寒来暑往，风风雨雨。短短几年问，从莫斯科归国的刘少奇，迅速成长为一位年轻的工人运动领袖。从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到走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刘少奇的工作范围开始具有全国性，进而具有国际性。1925年5月，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中国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所谓赤色职工国际，是1921年7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国际性的工会组织。正是这一加入决议，带来了刘少奇5年后的第二次莫斯科之行。

1930年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命令，离开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岗位，回到上海，4月上旬，到原来工作过的沪中区从事工人运动。

这时，中共中央内部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渐形成。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的各级工会，也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筹划红五月运动，准备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不计成败地到处发动工人举行集会、示威、罢工，直至发动全国总罢工。

刘少奇没有按照中央“左”的要求去做，而是耐心细致地做团结和争取工人、积蓄力量的工作。他先后在恒丰纱厂、公大纱厂和杨树浦自来水厂建立党支部，还具体指导了恒丰纱厂工人的罢工。

正当刘少奇紧张的领导沪中区工人的斗争时，中共中央决定派他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共有20多人，分别来自东北、山西、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大部分是从工厂来的，有纱厂、烟厂、丝厂、电车公司、码头工人等。

从上海到苏联，途经警特四布、关卡重重的白区，充满危险，为了旅途安全，组织上决定由一位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五大的女工代表与刘少奇假扮夫妻，一路同行，这位“妻子”就是上海闸北区经纶丝厂17岁的女工戴重远。

戴重远当时刚参加革命不久，正在地下党办的工人夜校学习，一天，闸北区团委书记伍仲文问她愿不愿意与一个可靠的人一道去俄国开会。戴重远征得家人同意后，就住在女交通员家里等待与刘少奇接头。几十年后，戴重远回忆起当年第一次见到刘少奇的情景，印象是十分深刻：来人“30多岁，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穿一件长袍，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很沉着、老练”。

刘少奇亲切地同戴重远谈了一些话。他说，我们准备去参加一个会，路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假装夫妻，你要少说话，听我指挥。最后还替她改名为黄菊英。两天后，他们从上海出发，踏上了通往莫斯科的遥远途程。

刘少奇“夫妻”二人先乘船到达大连，接着乘火车北上，一路上刘少奇胆大心细，机智的应付了警方一次又一次盘查，终于经过哈尔滨到达边境小城绥芬河，他们住进一家小店里，与苏联同志接上了头。戴重远回忆说：

在绥芬河，我们住在一个小店里。店主对我们说，明天苏联同志就来接你们。第二天清早，一个苏联同志带我们上路。记得当天早上雾很大，路边的小草挂着露珠，我们走在小路上，裤子都湿透了。走到下午，苏联同志把我们带到苏联红军的一个哨所里。红军同志拿来了黑面包和红茶让我们吃。吃完稍事休息，当晚就来了一辆马车．把我们接到一个兵营，住在一间稻草房里。半夜时分，我们又坐上了另一辆马车，继续赶路。第二天清晨，马车在一个苏联老百姓家门口停下来。这家老百姓是一对老夫妇，带着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们在这里不出门，住了一周左右。然后坐火车到海参崴。记得到海参崴是当日下午三时左右。下车后，少奇同志让我看着行李，他手里拿着一个由红绿纸卷成的纸卷子做了几个动作。大概这就是联络信号。随即就有一位同志把我们接到一个大旅馆里住下。在这个旅馆里，我们碰到许多中国同志，其中有瞿秋白、杨之华等。他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

我们在这里住了10天左右(当时从这里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是10天一班)。我们就乘坐到莫斯科的火车。在火车上，我和少奇同志住在一个单间，这个单间是一个上下层的床架，上层床是可以活动的，白天收起来当沙发用，夜间放出来可以躺着休息。少奇同志睡上层，我睡下层。在火车上，少奇同志对我谈了许多话，讲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同资本家斗争，讲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对我进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在火车上，整整过了10天，才到达莫斯科。到莫斯科已是7月了。

刘少奇二人是中国代表中最晚到达莫斯科的。到了这里后，他们与先期到达的其他中国代表会合，组成了中国工会代表团。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的负责人，一面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一面组织代表学习，请人给代表们介绍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况。

1930年8月15日，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举行。出席会议的61个国家的赤色工会(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的代表550余人。

在这次大会上，各国工会代表们齐集一堂，纷纷发言，讨论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国际革命工会的任务，控诉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罪行，介绍本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工会代表团格外引人注目。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了《中国职工运动》报告，向与会各国代表介绍中国工人遭受的苦难以及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国民党的英勇斗争。

中国代表团积极地参加了大会的活动，在刘少奇作报告后，又推举戴重远作大会发言。戴重远感到自己识不了几个字，懂得革命道理少，年纪又轻，有畏难情绪，不敢在大会上发言。这时，刘少奇把她叫到自己身边，耐心地启发她：

“你们厂里的资本家怎样骂你们?怎样打你们的?你们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工资又是多少?你们怎样同资本家斗争的，这些你该知道吧?”

戴重远说：“我9岁进丝厂，到现在都八九年了，这些当然知道喽!”

刘少奇鼓励说：“你就讲这些，讲给其他国家的工人兄弟姐妹听，让他们也了解我们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

戴重远说：“如果讲这些，那我能讲。”

于是，刘少奇请团里面文化高的同志帮助她写了稿。戴重远勇敢地走上讲台，以自己9岁起就进纱厂当童工的亲身经历，具体生动地向各国工人代表介绍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情况。

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的代表来自世界各地。苏联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占了大部分，也有来自亚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的领导人和大会工作人员歧视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人代表，在发文件时，只发给这些代表俄语文本，既不帮他们翻译，也不准他们自己带译员。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代表对这种错误做法感到不满，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批评意见。然而职工国际的领导人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盛气凌人地训斥这些敢于批评的代表。刘少奇支持代表们的合理要求，严肃批评了那位领导人。他不畏权势、敢于同恶劣倾向作斗争的精神，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大会讨论国际工人运动的任务和策略时，围绕如何对待黄色工会的问题，刘少奇与赤色职工国际的领导人发生激烈的争论。 P15-19

20世纪的中国，是神州觉醒、民族振兴的时代，是国富民强、独立自主的时代。但新生的人民中国，成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峙对垒的国际大环境下，西方反华势力的敌视与封锁，决定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基点，也决定了共和国的领袖必须走出去、广交天下朋友的外交重任。同时，国际形势不断发生的深刻变化，各种国际力量的不断分化与重新整合，也注定了20世纪的中国，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共和国领袖的领导下，必定要发生许多令世界为之一震的外交盛举。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共和国所面临的上述国际环境下，更多地承担了作为国家元首的出访之旅。当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较多地承担了走出国门出席会议、协调分歧、征询意见等重任。在这些走出国门的异国之行中，刘少奇以他特有的个人魅力，理论家的思辩，外交家的风采，尽显中华民族泱泱大国之风，尽展中华民族襟怀宽广之情，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架起了一座座友谊、友好之桥。

譬如，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出访苏联，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形势及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的构想。他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援华专家，更带回了斯大林的忠告，带回了苏联人民的真挚情谊。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苏联成为第一个予以承认的国家；

譬如，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赶赴苏联，与苏共中央就紧张局势进行了紧急商谈。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对苏共中央的决策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同时，刘少奇也带回了诸多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开始重点研究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镜鉴与促力。

譬如，l963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在东南亚再一次掀起了“中国旋风”。刘少奇那不论大国小国，在外交事务中一律平等的外交风范，王光美那仪态端庄的古国情韵，至今还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心中留有深刻的、美好的记忆。

伟人已去，精神永存。为了缅怀和纪念刘少奇，学习共和国领袖的外交理论与艺术，本书以翔实资料，将刘少奇的一次次的走出国门的情景，以纪实的笔法，再一次重现共和国领袖不朽的外交风采，让读者真切地体会到作为新中国一分子的自尊与自豪。

或许是由于资料的限制，关于刘少奇外交思想与生平方面的研究著作几乎没有，这也给本书的编写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主要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刘少奇传》(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一生》(黄峥著)、《话说刘少奇》(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等权威著作的基础上，参考当年报刊的公开报道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终于形成了本书。

本书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黄峥研究员和吕小蓟副编审的拨冗审定，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