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第一人称写作,记述了“我”有快乐有悲伤的童年时光——从在沙市的生活开始,到随父亲去武昌任职,再到随父亲去日本、法国担任大使。作者由对个人生活经历的描写,映照出清末社会的变迁。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在政治上力主维新、在生活中和蔼慈爱的父亲,严厉的婢女,古板的国文教师……在书中,作者运用了独特的写作方式,童年时的“我”与成年后的“我”(即写作的“我”)穿越时空,交替出现,有追忆,有反思,透过一个受过不同文化教育的小女孩的目光,来观察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
父亲最后的顾虑还是在我身上,他不希望我走近他的时候,就叫我走开,因为他要解除我的痛苦,像他向来一样,他不要我知道他将要死了。
父亲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假使我有一天离开这世界,我希望和他在一起。我始终不变地信任着他,因为有他的地方,永远没有痛苦,没有悲哀,没有忧愁,没有离别。
本书记述了作者从四五岁舞始一直封进清官前十余年间的经历。在这期间她的父亲出使日、法,她也跟随前往旧外。作者通过儿童的眼光,展示了清末日、法的社会状况,以及作者在国外的见闻遭遇,并从侧面反映了清末政局的一些情况。
一、回忆中的沙市
在沙市的中部一个满族家庭的早餐桌边,坐着一个平生少见的爱淘气的孩子。她年纪只有六岁,可是又顽皮,又放纵,又倔强,因为她父亲太爱她,什么事情都顺从她。她这年纪正是满洲孩子开始读书的年纪。可是我敢说,这位不平凡的小叛逆者自以为知道得很多了,不屑再浪费许多时间,像她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去读中国的经书。
当书房外面的世界正充满着神秘的事物(太阳在照耀着,花园池子里各色的金鱼正等待着人们去玩赏)而书房里又是不自由的时候,读书有什么意思呢?而且,那些在贵族家庭里做教师的人是从来不随便笑一笑的。他们把孩子的大笑看得像疾病一样可厌,把窃笑认为是最伤尊严的野蛮举动。
这位经历六个夏天(是六个不平静的夏天,因为她从不肯有一刻安静,除非她正在捉弄某一个人)的小姑娘曾经有过许多教师,现在正在受教于一位新教师,因为以前走掉的教师都是生了气走的。为表明他们并非无能,他们对她的父亲说“那孩子”是不可教的,谁都没有方法管得住她。
这一个满族家庭的人团团围着桌子坐着,其中闲话最多而正经话最少的就是这位小姑娘。照满族和汉族的家教,小孩子只有在被大人问到的时候才准开口,现在这位小姑娘可以随意乱讲,没有一刻安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深深被溺爱着的满洲孩子。
如果说一个六岁的孩子也懂得不快活,那么她确是感到不快活的。她才从欧洲回来(虽然那在她脑海中只剩下了一个模糊的记忆),要跟着她父亲来发现些新的事物,这些直到现在才对她有了真正的重要性。欧洲的种种习惯在中国是不适用的,不但如此,就连公开谈论它们也是有危险的。她曾经听人家说过,如果大家知道她父亲不依照中国的旧规矩治理家庭,而处处模仿欧洲,那么可怕的遭遇会降临到他身上,他可能因此而丧失性命。
为了这原因,她的父亲回到中国后,一切都改成中国化,虽然他是极端赞成欧化的。这位早餐桌旁的小姑娘在欧洲的时候,服装举动都和外国小孩一样,现在也完全变了样子,当她在镜子前面打扮自己的时候,她已不认得自己了。
西式的外套变成了臃肿的袍子,因为沙市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小小的鞋子也被棉花塞得胖胖的。她的身材还是这样矮小,这种打扮,使你不禁想起这是一只气球生了两条腿,这两条腿也是被裹得胖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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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龄(1886—1944),满洲汉军正白旗人,原籍珠海市香山县南屏村,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后任太仆寺卿,母亲法国人。1895年其父裕庚出使日本,德龄与家人随父前往日本。1899年,裕庚出使法国,德龄又随父在法国居住四年。1903年随父回国后,德龄担任慈禧御前英、法等文的翻译工作,1905年3月,其父裕庚在上海病重,德龄正式出宫。1907年德龄与美国人撒迪厄斯·怀特结婚,后移居美国。
两年的宫廷生活使德龄对宫中情况非常熟悉,在美国,德龄以英文写作了大量与“清官”相关的作品。她的作品中既有真实的历史写照,也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本书以第一人称写作,记述了“我”有快乐有悲伤的童年时光——从在沙市的生活开始,到随父亲去武昌任职,再到随父亲去日本、法国担任大使。作者由对个人生活经历的描写,映照出清末社会的变迁。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在政治上力主维新、在生活中和蔼慈爱的父亲,严厉的婢女,古板的国文教师……在书中,作者运用了独特的写作方式,童年时的“我”与成年后的“我”(即写作的“我”)穿越时空,交替出现,有追忆,有反思,透过一个受过不同文化教育的小女孩的目光,来观察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