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包括在英语世界中孟子思想研究的最重要的新成果。这些成果所映了这一事实：与2500年前相比，促使了孟子哲学体系产生的那些争论与关注，即便在今天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也是同样能引起争论。该书还对《孟子》中“人性”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希望中国学者能从论文中获益，以此作为理解古代儒家情感的桥梁。

面前的这本文集……讲述了一群试图解释中国哲学及其艺术词语问题的比较哲学家之长达20年之久的事情。特别地说，这些学者正在尝试通过争论达到对于儒学中核心和持久研究的范畴与课题之一——人性，有关人的本性与特征——的一种更为成熟的理解，这些作者中的每一位都力图使他／她的文章成为对孟子最核心概念之一的一种更为深刻的解读。

编者序 从哲学上解读哲学文献

导 论

孟子人性理论的背景

孟子的人性概念：它意味着人的本性吗?

孟子的人性论

孟子心性论的再反思

孟子论人性

在《孟子》中人的本性与生物学的本性

在早期中国文献中有关人的本性之争

早期中国的习俗与人的本性

在《孟子》中人是如何相似的?

孟子与一个经过特殊加工的有关

“人的本性”的概念

贯穿于古代中国传统，逐渐被详尽阐发的有关“性”的传统和经典的系统解释属于孟子。在本文中，当我的基本目的是阐明在《孟子》中被使用的“性”的意义时，我的更主要的论点是，在一种文化中强调对传统权威表示尊敬时，低估甚至忽略这种创造性的角色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两个当代哲学家A．葛瑞汉和随后的唐君毅的逐字分析之中，许多重要的工作已经被用作明确表述孟子有关性的这种形式。我挑选出这些学者，因为这种情况——我想要有助于理解在其最近的著作中被暗示的、作为一种成就概念的“性”——将推动进一步的发展。我将从葛瑞汉的立场着手，特别是在其自己更早有关“性”的理解的评论中那些被发现的立场着手，然后试图在追求给予更完整的价值和强调“性”的更富创造性的方面去详尽阐述和扩充这一立场”。

可以通过提问为什么这种倾向已经被广泛地用来解释“性”，引用唐纳德．芒诺(Donald Munro)的话，就像“不可-能通过人的行为被改变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赐予’”，我们来开始这种分析。当然，就西方培养的学者来说，最明显的理由是人性已经被公式化了地翻译成“人的本性”(human—nature)，于是，就像在翻译中是一种典型的状况一样，在我们的传统中，人性已逐渐被理解成我们通常所意味的、在遗传学上被赐予的“人的本性”(human nature)。

P87-88

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当代汉学，究竟最终对中国文化是福是祸?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人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才恰在于检讨现有的知识缺陷，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明：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还把这种对话看成惟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不断漂移，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中国研究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领略了!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也同样需要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一样，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也有可能表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刘 东                  2001年12月18日于北大草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