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注定要承载历史变革中的兴衰荣辱。发生在特殊时期的悲喜剧在这一年交相上演，令人目不暇接。在旧政权灭亡、新政权诞生的更替之际，知识分子的心态更为复杂。本书选取了当时不同倾向并作出了不同选择的深具影响力的14位知识分子，以他们在这一年中留下的日记、书信、回忆等资料为凭据，精心梳理出了那段带有非凡生命个体体温的历史。以个体经验来贴近历史真实的努力，近来一直成为书市出书的热点。对于读者而言，碰到一位忠诚正直对待文献的人，是一件幸事。崔卫平教授评价本书作者傅国涌，说他就是那么一个忠诚正直的人。如此开卷，便可体验胡风当年写下的诗句：时间开始了。

1949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派全线溃败，逃到台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揭开中国乃至亚洲和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本书选取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作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力的十四位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学者梁漱溟、胡适、宋云彬、夏承焘、浦江清，金融家陈光甫，科学家竺可桢，作家沈从文、胡风、包天笑，出版家张元济，报人徐铸成和诗人革命家柳亚子，作家兼文化工作领导人夏衍，通过他们这一年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以独具个性的视角和观察真实地记录了五十五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一一呈现在今天读者面前、十四位人物之后还有两篇专文，同样通过私人记录，分别再现了1949年一批知识分子名人应召北上和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

经过作者辛勤搜罗、精心耙梳出来的这些带有非凡生命个体体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风卷残云的大潮和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与人心所向，看到面临大变革大动荡所引发的欢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以及艰难的选择与深邃思虑……这是一部可读可信、可圈可点的鲜活之书，也是新世纪学人深入时间隧道，透视历史本来面貌的一次成功之旅。

前言

张元济：“及身已见太平来”

 “当前困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2

 “难于应召”的理由有五条之多／4

 陈云登门造访才定计应召／5

 老“商务”遇到新问题／7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1 0

 为学者傅增湘困境陈情／14

 向毛泽东当面进言，应令下情上达／16

 “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18

 “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20

 为私事耗用公款，“断不能从命”／2l

包天笑：“我从煮豆总思家”

 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26

 翻天覆地，风雨飘摇／29

 巨变之际民生维艰／32

 动荡中不忘读书／36

 “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38

陈光甫的彷徨 

 金融巨子、社会闻人——两党争夺的对象／44

 策划进退，煞费苦心／46

 对共产党心存疑虑，但相信“当非轻狂之徒”／48

 对曾经支持过的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49

 不当李宗仁首选的和谈代表／52

 主要出于个人考虑，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响／56

 在香港默默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57

 “以所能换所需方可存在”／60

 为什么滞留香港，不愿北上?／63

 一桩银行业务惊动几位重要人物／67

柳亚子的“牢骚”

 一个令人费解的谜／70

 孙有光的破解还有疑问和漏洞／73

 认为自己在民革中受排挤而产生不满／76

 “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80

 是诗人，不是政治家／82

 宋云彬好言相劝／84

 “无事，畦”贾宝玉／88

 政协会议期间还向夏衍抱怨／90

竺可桢的选择

 被迫离开浙大，但决不去台湾广州／96

 “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100

 见证最后的白色恐怖／102

 “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104

 为师生的柴米油盐奔走／105

 爱校如家，爱生如子／108

 三件事上看心态／111

 “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决不指鹿为马”／115

 对新时代开始有了感性认识／117

 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119

“根株浮沧海”：胡适的哀伤 

 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124

 不想挂名外交部长／126

 不愿出面组织在野党／1 29

 耿耿于心的仍是自由／130

 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共鸣／134

 “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137

 在精神苦闷中整理《水经注》／140

 “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141

梁漱溟在动静之间

 “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146

 “不要看我是过时的人物，其实我的时运还在后头”／150

 “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l 54

 “生于斯，长于斯。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158

宋云彬不失书生本色 

 “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162

 一度想脱离党派活动，专心编中学课本／163

 代表提名：由不在意到很在意／164

 尘缘未尽。心态种种／165

 “深恐有人先我得鹿”／167

 为八股式发言抱愧／168

 “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171

 何必多此一举的“一举”／174

 书生本色，直言不讳／176

 惟语言运用得当才能表达得当／178

夏承焘：“花事今年看斩新” 

 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182

 几乎无一日不为柴米油盐操心／185

 读书论学不辍，放言得失无忌／187

 “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190

 “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193

 “人生五十是开端”／195

夏衍：从“不习惯”到“习惯” 

 从“地下”走到“地上”／200

 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情很多／203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206

 “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209

胡风：“时间开始了” 

 一生“甜美的高峰”／214

 《欢乐颂》“惊住了一切人”／216

 不幸的命运悄悄袭来／218

 “听到不少关于我的传闻，我连想象都不能想象”／221

 原来只被看作是“同路人”／222

 在全新形势下和周扬重逢／224

 在国统区文艺报告问题上的分歧／227

 消极乃至抵制的原因是什么／229

 “一开口一举步都怕碰伤了大的存在的威信”／232

沈从文的“疯” 

 “在风雨中失去自主性”／238

 被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240

 “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我竟无从参与”／241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244

 “外有窘迫，内多矛盾，神经在过分疲乏中”／247

 用剃刀把颈子划破。还喝了些煤油／249

 “翠翠，你在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25l

 “小妈妈，你的爱，我终得牺牲”／253

 “家庭能恢复，头脑方有希望转复常态”／254

 恰如一幕新式《父与子》／256

 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挣扎／258

浦江清：“西山，爽气朝来异” 

 希望一觉醒来，已经被解放了／262

 清华园充满了愉快的情绪／265

 参与起草挽留梅贻琦的长信／267

 新旧交替时期生活困难／268

 探寻更好的教学方式／270

 “文学修养应该不分中西”／273

 细心披读《新民主主义论》／275

 自费订阅《人民日报》／27 7

徐铸成：“祖国的变化真大” 

 “青春作伴好还乡”／280

 抱着一肚皮“雄才大略”北上／281

 周恩来亲自设宴饯行／284

 “甚矣，做事之难”／285

 “安平这人有憨劲”／287

 东北参观记受到赞赏／289

 管文蔚、李书城、王耀武／291

知北游

 二十多位名人同舟北上，胡绳夫人负责接待／298

 叶圣陶出谜制胜 柳亚子赋诗感怀／300

 陈叔老讲古 徐铸成逗笑／302

 四大酒仙畅饮，半百之人还童／304

 一路殷勤招待／306

 “有心人反感不安”／307

 兴奋至于极度，主动自请讲话／310

 岂一个“限”字了得／311

 蓝天为幕，星月交辉／312

 “大有延安风度”／313

日记中的开国盛典

 发言时间的精确记录／316

 发言内容的第一印象／318

 张难先不落窠臼，吴奇伟喊错口号／319

 长老各执一言 俊彦尽抒己见／321

 补充完善共同纲领／324

 有人未得全票／327

 念念不忘保全领土／327

 禁不住“感极泪下”／328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曾在商务服务的陈云、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陈叔通等身居高位，胡愈之直接出掌了全国出版大权。当年出入商务的练习生、职工、编辑，此时居于或将居于国家领导地位，张元济留下的《1949年赴会日记》（9月3日—10月20日）的字里行间无意中记录下了他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变化。　　商务一直缺乏一位能够董理全局的编审部主任，张元济极希望沈雁冰（茅盾）能南下重 返商务。来京前的7月19日，他就提议将商务原先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拟请沈雁冰担任会长，董事会已通过了这项决议。9月9日，张元济抵京的第二天早上，沈雁冰就到六国饭店看他。“雁冰语余，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余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沈雁冰因此推荐了郑振铎，实际上郑也很快另有高就，再不可能回到曾工作过的商务去了。　　10月18日即张元济离京南下前一天，他还与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午后二时，偕叔通访沈雁冰。余复申前请。沈坚辞。嗣请代拟一进行计划，先用浅文小册，以自然科学、技术、文艺为主。沈谓当与振铎共同商酌。余言叔通未行，并乞会商。”　　张元济回到上海后，沈雁冰还几次致信，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会会长一席。毕竟今非昔比，昔日的商务练习生、《小说月报》主编，如今即将出任新政权的文化部部长，要他回到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民间出版机构任职，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从11月14日、19日他给张元济的两封信中看来，他们已商定由茅盾约请国内专家为商务编一套《新民主丛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丛书的名称是茅盾确定的。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地位最高的无疑是陈云，他成为了新时代财政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门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一封信就出来了。这里旧称九爷府，后被收为励志社。10月2日，陈云来访，和他谈了约一小时才去。他们谈了些什么，张元济的日记中没说，除了叙旧、鼓励、客套，恐怕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出版界执牛耳的龙头企业，此时已陷入经营、发展的困境之中，这是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也没有遭遇过的。“沪、港、平三处商务印刷厂抗战前年用纸量75万令，而1948年降至6.6万令；人均用纸量1936年为341令，1948年为130令。1949年头五个月基本上没有出版书籍，现金已入不敷出。上海解放后，局面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有所扭转。1949年用纸量为1.37万令，人均27令，比1948年又有大幅度下降，职工工资减少。最严重的恐怕是新书出版的萎缩。1949年9月出了《小学教师学习丛书》等四套小学丛书，缺乏新意，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兴趣亦由此转向其他出版社。”　　北上前张元济就曾向上海市长陈毅呈文，诉说商务连职工薪水都发不出来的困难，恳请新政府“垂念此五十余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到北平之后，张元济更是无时不在为此操心，不断地与老商务同人商讨、寻找出路。9月9日，陈叔通对他说，夏康农可以到商务做编审，原因是夏“与当局亦通声气”。]10月4日，陈叔通又推荐宦乡进商务驻京收集稿件，称他们相识很久，非常了解其人，能文能办事，即将出任外交部欧非司长之职，“极为当道所重”。当天宦乡来和张元济见面，谈及商务，“将来可注重于文化的工业，如地图、地球仪、玩具等等。又言人情喜新厌故，有商务与新书店同译一书而人多就新书店购读，此必须费一番转移工夫，方可恢复旧日地位”。张元济认为“言极有理”。宦乡又说过去出版的书必须大加整理，不合用的全部废除。他们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并言犹未尽，约定下次再谈。　　10月6日，商务申请出版《共同纲领》，尚未得到回复。这一天张元济宴请了参加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他在致辞时说，商务向来重视华侨子弟的教育，曾专门为华侨学生编过用书，苦于闭门造车，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实际上他是不放过任何机会，耿耿于把商务的事业放在心头。10月8日，他请茅盾、郑振铎、陈叔通和宦乡等吃饭。“谈及联合出版社明春恐派纸更各[ ]援例，公司无以为继。同人均主直陈为难情形，当可变通。”　　10月9日，郑振铎、胡愈之一起来见张元济，谈起以后的出版趋向，胡认为将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也要分别部门各专一类。将来可能会召集出版会议。张元济说：“联合出版社，闻春季须大加扩充，若如今年秋季例，由各家比例出纸，再加以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匪特商务一家为难，恐各家亦无此能力。”胡对他说，这本是试办性质，如有困难，自当变通。并告诉他11日午时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和徐特立要来看他。　　第二天宦乡来访，他向张元济建议，政府的思路是分工合作，不妨请其将新华书店不能尽做的业务分一些给商务，如《毛泽东选集》等，“以图挽回馆誉”。以后对自然科学、技术书也可以出，教育、工业之类也要重视。　　10月11日，胡愈之陪同陆定一、徐特立来和张元济谈出版事。“大意在分工合作。新华与各商营出版应互相扶助，国营并非专利，即马列之书亦可出版，但须送中宣部先看一过。至于印刷发行，亦须分工合作，定一计划。将来出版总署即召开出版会议，将计划提出总会，互相讨论。”这是陆定一的话，徐特立则认为政府可以不必编教科书，只须拟定纲要，给教师、学生以自由，不能越出范围，但不宜株守。这是法国的办法。对此陆没有发表议论。胡的讲话和陆“互相发明”，没有其他意思。　　10月16日，张元济离京南下前夕，请胡愈之、叶圣陶、徐伯昕等商务旧部吃饭，也是“谈出版事”。　　10月19日，他动身离开北京，胡愈之等到车站送别，等车相送，至开车始别。　　半个多世纪以来集编印发于一体的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面对从未有过的变局，商务职工也因薪金等问题怨言不断，劳资纠纷高涨，后来老商务人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文中回忆说：“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商务为了解除不可克服的困难，八十高龄的张菊老曾经亲自到北京，邀请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和我等几个人，商谈争取公私合营的办法。”可惜张元济《1949年赴会日记》中没有记录，其后人张人凤说称这一思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当然用不了多久，百年中国的出版巨无霸、老牌的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将不可抗拒地走向公私合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P.10-14

1949年的时代大变动固然也在杨刚、子冈、浦熙修她们激扬文字的通讯中，在李普他们笔墨饱满的报道中，在胡风等澎湃的诗行中，但这些当年公开的文字呈现的只是大时代兴奋、激动、热烈、欢呼的一面，我们从中几乎看不到身处大时代的人们，他们个人内心的向往、情感，对陌生的未来的疑惑，以及命运的起伏，看不到他们私下的评判。日记、书信(乃至一些可靠的回忆)这些私人记录袒露的正是个人当下的心迹、他们思想的脉动，喜怒哀乐、悲欢爱憎尽在其中，没有遮掩，没有虚饰。他们的私人记录也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经过无数的白云苍狗，多少世代变迁之后，人们依然可以透过这些私人记录靠近历史，带有生命个体的体温、他们的悲伤和喜悦、快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

写一本关于1949年的书，我最初生发这个念头，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刚刚读了蒋经国1949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这是失败者私下的记录、心灵的独白，与那些堂皇的文告、自欺欺人的辩白、言不由衷的对外言说不一样，这里有失败者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有他在政权覆灭之际的痛苦，有对故土铭心刻骨的眷恋和无可奈何的告别，有对权力浮沉的反省，有对败亡原因的思索与探究……特别是 4月25日蒋氏一家泪别故乡溪口时的情景，在蒋经国的日记里有生动的记录：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卢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每次读到这段日记，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中曾出现过的一个镜头，蒋氏一家在漂流去孤岛的军舰上，蒋介石的孙子背诵李煜的词：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那一刻，萦回在蒋氏家人脑海里的恐怕只能是这样的词句，至少符合他们内心的真实。我没有见到过1949年的蒋介石日记，从他儿子的日记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行踪，更可以看出其心情，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凉之雾。

与此相反，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毛泽东没有日记，但有他留下的书信和诗词为证，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天安们城楼上挥手的姿态、与“毛主席万岁”遥相呼应的“同志们万岁”一同汇入了历史的洪流：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陆续读到了胜利者一方留下的一些日记，1982年战士出版社出版的《陈赓日记》中有他1949年3月11日到6月16日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这位儒将从河南漯河挥师南下、横渡长江、一直打到南昌的那段军旅生涯，其中有许多生动的细节， 4月25日，“大雨如注，部队仍向南挺进。沿途所见，人尽泥饰，走路如扭秧歌，歌声，叫好声，跌交声，混成一片，情绪至为高涨，雨亦不足以扫其兴。尤其沿途敌人遗弃之辎重、车辆、大炮，到处可见，更使部队高兴。”这样的文字超越了文学的想象的，如非亲身经历绝对写不出来。

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谢觉哉日记》有他1949年的日记，一直到10月1日为止。作为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的日记为我们了解这个转折的年代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记录，比如4月27日，游玩了一天颐和园之后，他在日记中说：“那拉后不搞海军搞颐和园，今犹可供游览，如搞海军，并无益于中国，只黄海底添几条沉船而已。”(后来在其他人的日记中看到王芸生等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看法，使我困惑)比如7月7日，谢觉哉给周谷城回信，因为“周来信盼得选为政协代表”，他复信表示“已将其材料转筹备会”。

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日记》，杨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位置显要，记录的都是胜利一方的决策内情、高层迎来送往的动态等等，比如1月12日民主人士排列，前后秩序井然，就是一个重要细节。比如1月20日华北局、华北政府招待民主人士，“周建人说话内容还好，表示与我党之间无距离。”杨刚、吴晗、楚图南、胡愈之等发言，“一般政治态度均好，表示愿与我们一致，把革命进行到底，警惕蒋美阴谋，在革命阵营中搞反对派。”可惜他1949年的日记只到3月31日为止，未能完整地看出这一年中发生的大事。

在失败、流亡的阵营中，王世杰1938年之后的日记比较完整，台湾也出版过影印手稿本，遗憾的是1949年这一年他却没有日记。

当然，我也注意到了局外人、外国在华人士的日记，台湾《传记文学》第24卷第6期曾刊载司徒雷登1949年的“百日日记”，从4月23日南京易手到8月2日他飞离南京止，这100天间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通过他在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等特殊关系与胜券在握的中共有过接触、沟通，他的日记与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相互参证，可以揭开当年的许多外交秘闻。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1948年到 1949年间正在北京访学，他以第三者的眼睛见证了大时代的风云，2001年东方出版中心的“走向中国丛书”收入了他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记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想写一本1949年的书，透过不同的人所记的日记复原时代的记忆，书名就叫做《1949：日记中的中国》。大约几年前的春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西湖边的苏堤上散步，我第一次向说出了这个想法，朋友认为很好，值得去做。之后，我便继续留意收集有关的日记，前后大约找到了二三十种。到了2002年冬天，我深感如果要写一本全面反映1949年变化的书，凭现有的准备和占有的材料是不够的。

“究竟有多少人对新政权依旧抱有敌对态度？这一点当然无从得知。我所能说的就是最近我所听到的对政府的公开批评似乎比以前更多。最近，我应邀出席了一次豪华的宴席，在座的还有七八位老学者。丰盛的菜肴一道接一道地送上来，席间的交谈却是一阵接一阵的牢骚和批评。某些‘民主人士’的言论被登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可是在宴会上却能听到对他们的讽刺，‘机会主义者’这个字眼也不止一次在席间被提及。新的左派学者更是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某某人的风格不够高雅；某某人的学识太浅薄，等等。”

当我在德克·博迪1949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读到这段话，我的眼前一亮，何不就写一本《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毕竟留下日记最多的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思索也更有代表性，他们在巨变中的心态意绪，他们在新政权和旧政权之间的选择，他们对自身和对时代的认识……都是饶有趣味的题目。

最后我选定了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作出了不同选择的15个知识分子，这些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生命个体，无论他们作出了怎样的选择，无论他们的学问、才情、人生经历乃至政治信仰等有多大的不同，他们的私人文字都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把握了五十五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以及他们各自作出的人生选择。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仅有官方的正史是远远不够的。宏大的国家化记忆固然不可回避，但历史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带有个体温情的私人记录。这不是什么“野史”，这也是正史的一部分，有了这些带有个体生命体温、他们的泪与笑、他们的犹豫和决然的私人记录，我们的历史才可能是完整的。对我，这只是一个尝试，如果能对读者朋友有所启发，那我就很满足了。我将永远感谢读者、出版者和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们。没有你们，或许世上就不会有这样一本书。

在我看来，在一代年轻的学人中，傅国涌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他的文章带着他特有的思想光彩，正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新宇

傅国涌的文字之所以可信，在于他的理性、道义和人格力量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在一个世事复杂的年代，傅国涌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

——北电影学院教授 崔卫平

近年来常在《随笔》、《书屋》、《读书文摘》等杂志读到傅国涌的文章，觉其笔锋犀利，文采斐然，非思想深邃、学养深厚者难以为之，一直心存敬服。

——广东读者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