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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1844 —1919），江苏江阴人，晚清民初的重要学者。他集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众多身份于一身，著述等身，成就极高。《缪荃孙年谱》以缪氏所著《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艺风堂文集》
等为主要资料依据，旁征其氏诸多亲友、交游的别集、年谱、方志编纂而成，运用文献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将谱主生平主要事迹、交游、著述等系年，详尽地勾画了缪荃孙一生的行迹。反映了缪荃孙的思想及文学创作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对其学术活动、唱和交游等作了细致的考订。

前言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号筱珊，晚年号艺风。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九日生于江苏常州府江阴县申港镇缪家村，民国八年（1919）十一月一日卒于上海虹口谦吉东里四百七十七号寓所。他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道光二十四年的江阴申港镇缪家村，面山背江，小溪环绕，村人造双桥以渡，古典而静谧，安适宜人，还停留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文明阶段。这是当时中国的缩影。江山之秀蕴育了缪荃孙的聪明灵慧，时代遭际与家世文化、社会惯习决定了其生命趋向与生活框架。缪荃孙出生于一个仕宦家族，成童以后便循例入家塾读四书五经，以便走科举仕宦之途。十岁这一年他遭遇了太平天国战乱。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常州，江阴陷，申港为乱军盘踞，缪荃孙被迫携家人流离失所。四年后奉父缪焕章命入蜀，始得安定的读书生活。同治六年（1867），缪荃孙寄籍华阳，为座师孙毓汶、李文田所赏识，得中一百二十八名举人。后四上春官，终于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第，并于一年后散馆授编修，从此开始了为期二十年的居京为官生涯。这是当时大部分读书人的经历或终生追求的人生目标。接下来的缪荃孙更加深刻地融入了中国社会。
缪荃孙仕宦并不顺利。虽然他在京与当朝达官显宦常有交集，但宦途始终没有什么起色。这与缪荃孙的个性有关，也与其时时政为保守派所把持密切相关。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缪荃孙任国史馆总纂，因办“儒林传”坚持己见，与国史馆总裁徐桐意见不合。此事本系学术事务，然旗人出身的徐桐不学无术，顽固守旧，心胸狭窄，以此构怨，此后与缪荃孙事事龃龉，缪荃孙的仕途发展。光绪二十年（1894）御试翰詹，缪荃孙考卷为徐桐抑为三等一百二十四名，罚俸两年。缪荃孙的仕途陷入了困境，乃“浩然有归志”，遂乞假省墓，自此倚身江表，一去不归。在当时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这不是缪荃孙一人的遭遇，与其相先后，他的同辈友人若梁鼎芬、李慈铭、朱一新、袁昶、费念慈、许景澄等均有相近乃至更为惨烈的遭遇。
与宦途相反，缪荃孙在学术上是不断取得进展的。缪荃孙走上学术道路，与其自幼受到常州先贤影响有关。常州为清代学术重镇，硕儒辈出，缪荃孙自幼受当地学风熏陶。李兆洛、丁晏、孙星衍、洪亮吉、汤成彦等都或直接或间接对其产生过重大影响。时代学术风气也对缪荃孙影响甚大。缪荃孙在成都的学术实践，以及得入李文田、张之洞之门，在京抠衣翁同龢、潘祖荫之门，均对其治学大有助益。在居京二十年的宦途生涯里，缪荃孙与当时中国最很好的学者朝夕相处，在京所结交诸友，如王懿荣、李慈铭、朱一新、沈曾植、王锡蕃、盛昱、朱溍、丁绍基、孙德祖、陶在铭、屠仁守、张鸣珂、汪鸣銮等，无一不是在乾嘉学风影响下长成的学者。夏孙桐评价其“恪守乾嘉诸老学派，治经以汉学为归”，其上承乾嘉余绪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也是清代学术演进的惯性。
缪荃孙是张之洞阵营中的重要人物。自光绪元年（1875）缪荃孙执贽张之洞门下，一直深受张之洞眷重。修《顺天府志》，张之洞引为副手；丁母忧，邀其进广雅书局；丁父忧，畀以经心书院讲席；受徐桐压制南还，命其主讲钟山书院；清末新政，招其主持江苏教育变革，继而授意其创办京师图书馆，等等。缪荃孙的学术及仕宦，无不受到张之洞的助力。从另一个角度说，张之洞是晚清改革派的领袖、清末新政的积极推动者，缪荃孙则一直是张之洞新政的积极襄助者。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辛亥革命爆发，缪荃孙顺应这一时代潮流，为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做了一系列有意义的事，其要者一是主持江苏书院转向学堂的变革，二是创办南北两大公共图书馆。这是缪荃孙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事业，也无疑是张之洞新政的成绩。
从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角度上来认识，考据之学到了晚清，事实上已经接近脱离时代思想、学术的前沿，此时今文经学与西学挽救危亡的思潮大兴。缪荃孙实际上没能理解这一趋势。他治考据学，至老而不悔，为此也曾与梁启超发生龃龉。然正是由于缪荃孙的坚持，使他在方志学、金石学、史学等领域以及在典藏、传播古代典籍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近代教育变革勃兴，西学汹涌而入，而中学被日益抛弃之际，他主张中、西学并重，旧学、新学同举，保存旧学，增入新学，并因理念与他人抵牾而辞去学职，转而创办可以开启民智、保存典籍的江南图书馆。当时持这一立场的不是缪荃孙一人，若张之洞、樊增祥、沈曾植等均有这种理念，故此时存古学堂在各地兴起。
从宣统辛亥年（1911）十月起，至民国八年（1919）缪荃孙去世，他一直以遗老的身份流寓沪上。这期间缪氏所交往之人亦多为遗老，他一直参加超社、凇社、逸社等雅集，赋诗饮酒，抒发亡国之恨、衰年之感。沪上遗老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交游圈。他在沪上的生计，多依赖售书与坐馆脩金。馆事与其一生醉心的刻书、藏书事业及学术追求密切相关，成就了他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的学术辉煌。他先后与邓实合作编辑出版《古学汇刊》；为盛宣怀愚斋图书馆编藏书目录；为张钧衡、刘承幹刊刻丛书，鉴定版本，编纂藏书目录。缪氏自己也编刻了《烟画东堂小品》《荛圃藏书题识》等典籍。张元济、傅增湘、陶湘等好古之学者也时向其请益，张氏主持的民国间的丛书《四部丛刊》的编刻，也是缪荃孙率先发起的。这是在中国社会进入民国之后，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一步步加深，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受到靠前冲击的背景下，他为文化递承、学术传承做出的不可泯灭的贡献。
总体来看，缪荃孙的一生和整个中国近代史相始终，和近代文化、学术息息相关，他也是时代的产物。在政治上他没有机会做出什么重大建树，但他对近代文化、教育发展有其独特的贡献。缪荃孙自幼在学术上深受乾嘉学派影响，最终也没有突破它的桎梏开创或接受新的治学方法，其学术成就很大程度表现在理董旧籍上，他是清代最后一代理董旧籍学者的典型代表，也一直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坚定支持者与传承者。
宋以后之士人，往往有年谱，或士人自订，或门生故旧别撰，述其一生之行谊。缪荃孙遵古法，在民国元年（1912）也曾自撰年谱一卷，时间至“皇帝逊位，民国南北合同”而止，叙述他此前之经历与行谊。这为我们研究缪荃孙及其时代提供了珍贵资料。今天来看，缪荃孙自订年谱只是述其生平大要，且有其时代固有的视角，欲较为全面、深入研究缪荃孙的生平、学术，确立其历史地位，进而更为全面、立体地认识他生活的时代，还需要对其事迹做进一步的发掘研究。编写《缪荃孙年谱长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式。这不仅可以更为全面地梳理其一生的事迹，还可以将其放在近代史的框架下深入认知他和时代的关系。
缪荃孙一生著述甚富，今多传世，这为我们编写缪荃孙的年谱长编提供了足够的文献资料。长达三十九年的《艺风老人日记》无疑是最为核心的材料，其次是其文集、诗集、藏书记、金石目、笔记、校记、书札等著述，凡一百三十九种，另有其代人撰著三十三种。此外还有《艺风堂友朋书札》，保存了缪氏同时代一百五十七位知名学者与之论学的书札二千余通，无疑也是承载他与时代关系的重要资料。其交游友朋之别集、日记等著述，则可以为研究缪荃孙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近些年不断涌现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可以为编写工作提供研究基础。本次研究即以上述资料为基础展开。
由于缪荃孙编年研究的相关文献极为丰富，为更好地展现缪荃孙的生平事业及行谊，本《年谱长编》注重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注重将其事迹放在时代背景下展开系年，力图在时代的框架下展现缪荃孙的生平，也通过缪荃孙作为一个视角去书写那个时代。二是虽然是一部年谱长编，但也无法对谱主的方方面面做事无巨细的书写，本谱剪裁文献力求从大处着眼，以点带面立体化地叙次缪荃孙的事迹。三是对缪荃孙事迹的考证，充分理解文献信实的层级，力求客观。如，虽然《艺风老人年谱》与《艺风老人日记》都是缪荃孙所撰，二者相较，前者是二手文献，后者是一手文献。原因之一是《年谱》编写因总括而易失真；原因之二是《年谱》编写与所记事实发生时间相隔久远而难免记忆差池。故当两者记载有差异时，往往经过考察而取信于《日记》。四是充分利用书札。书札不仅可以呈现缪荃孙与友人的互动事迹，弥补《日记》记载之简陋，且书札的撰写往往是随情所至，不加布局擘画，真实记载个人情感，从而可以更加丰富真实地谱写谱主及时代。为此，本谱对相关书札系年考证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时间仓促，笔者学养有限，笔力孱弱，不足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指教，笔者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