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竞所著的《日本盟军战俘营》展示了二战期间日军在沈阳建立的盟军战俘营的历史原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揭示这个以“高度专业化、高死亡率和高官战俘在押”为特征的盟军战俘营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揭露了日军虐待、奴役盟军战俘，违反国际准则的罪行和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反人类罪行。

序
引言
初到奉天
死亡战俘营
新址
劳役工厂(MKK)
美国战略轰炸：B-29
国际红十字会(ICRC)
高官云集
解放：北美红雀行动
回家
参考文献

    战俘？厄运
    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有战争就有战俘是不争的事实，太平洋战争也没能成为例外，但是盟军战俘所经历的残暴奴役和非人虐待骇人听闻，堪称**。以盟军战俘的生命和苦难所书就的这份人类历目前**的寝陋负遗产，不仅是二战日军所犯战争罪行的铁证，也是人类勿忘历史、珍视和平、反对战争的刻骨铭心的警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战争规模和战场形态比以往发生了少见的变化，战俘数量之众不仅**，也始料未及。其间围绕战俘待遇问题所发生的违反国际公约和虐待战俘的行为更成为战争犯罪的主要罪行之一。其中，以残暴虐待战俘并致大量盟军战俘死亡的“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死亡铁路”，被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与“南京大屠杀”齐名的日军在亚洲犯下的三大暴行。
    在菲律宾巴丹半岛，7万多投降的美菲士兵被迫在烈日下徒步行进，前往120公里以外的战俘集结地。日军不提供任何粮食和饮水，遇到战俘掉队或者偷偷喝水，日军直接用刺刀步枪就地杀死。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冒着被处决的危险寻找水喝。路边的河里漂浮着尸体，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苍蝇在水面上飞舞。但这阻挡不了口渴难耐的战俘们大口地啜饮。本间雅晴下达命令，任何不能走到战俘集中营的美国俘虏都要被立即处死。当战俘们*后到达终点奥德内尔战俘营时，已有15 000人或因饥渴而死，或遭日军虐杀。这就是“巴丹死亡行军”的由来。
    1942年6月间，日军命令在一年之内在泰国和缅甸间修建一条铁路，以确保驻缅日军的物资和兵力的运输，以防御盟军的反击，严防盟军从新加坡到缅甸之间的孟加拉湾一线对日发起攻击。这条铁路在日军对印度展开的攻势也至关重要。为修建这条铁路，日军大规模调用了包括5万盟军战俘和20万强征的劳工。由于*端的恶劣气候、超强度的劳役、营养严重缺乏、大范围蔓延的热带疾病以及缺医少药等原因，造成1．6万名战俘和超过50％的劳工死亡，泰缅铁路因此得名“死亡铁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泯灭人性的虐待战俘行径，令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迫切需要修订1929年版的《关于战俘待遇之13内瓦公约》。现行的关于战俘问题的国际法《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是1949年修订的日内瓦第3公约，共有143条正文和5个附件，对1929年同名公约进行了更加具体的修订和补充，其主要内容包括：战俘系处在敌国国家权力管辖之下，而非处在俘获他的个人或军事单位的权力之下，故拘留国应对战俘负责，并给予人道待遇和保护；战俘的住宿、饮食及卫生医疗照顾等应得到保障；对战俘可以拘禁，但除适用刑事和纪律制裁外不得监禁；不得命令战俘从事危险性和屈辱性的劳动；在任何情况下，战俘均不得放弃公约所赋予的一部分或全部权利等诸多更具指导性的战俘保护条款。所有这些条款的修订和完善正是基于人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期间普遍发生的虐待战俘行为的深刻反思。
    正所谓“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人类对待战俘的态度也是随着时空的变迁而变化。蛮荒时代战俘或是成为杀戮对象，或是被看作战利品，或是被用作奴隶。封建时代的欧洲，更有贵族拿战俘来作赎罪的祭品。关于战俘待遇问题的现代理念和观点*早出现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他们认为，俘虏者对战俘的权利，当仅限于防止战俘再度成为有生战斗力量，而且这样的权利当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即刻终止。这些观点在瑞士国际法学者瓦特尔的《国际法或自然法原则》中得到提升，“任何人虐待一国之公民，就是对该国家的间接侵犯”。直到美国国内战争期间，弗朗西斯？列布尔才有史以来**次系统地以书面形式阐释了战俘待遇的原则。
    **部关于战俘问题的国际条约是1899年7月29日在海牙和平会议上签署的，1907年签署的《海牙公约》进一步拓展了1899年条约的相关条款。但是，后来发生的**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表明，原有条约的条款并不够充分，也缺乏准确性。因此，国际红十字会提议并起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准则，后来由交战国于1917年和1918年在波恩达成的特别协议中弥补。1921年，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年会上表明，希望就战俘待遇问题制定一部特别公约。1929年国际红十字会向日内瓦外交年会提交了公约文本。该公约并没有接近取代，而只是完善了早前的海牙公约，其中*重要的新增内容包括：禁止对战俘实施报复行为、集体惩罚行为以及战俘工作的组织、战俘代表的认定和保护国可行使的管辖权等条款。
    1929年7月27日，47个国家的政府签署了《关于战俘待遇问题的日内瓦公约》，这其中，日本也在签署国之列。但是，日本后来并没有批准加入该条约。究其原因，是日本社会整体与西方社会在战俘观上的分歧所暴露出的不可调和性。日军的纪律归根结底源于武士道精神，依照武士道精神，*为基本的准则就是宁死不降。投降是对天皇、国家、团体、家庭和本人的莫大耻辱。战死疆场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就是日本人的战俘观。而西方的战俘观是以尊重生命权为准则，对生命的*大程度限度的保护或保全和对战场优劣态势的客观服从。因此，日本人认为批准加入这样的公约，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优势，或者说会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虐俘恶行愈演愈烈，遭到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和谴责。为此，国际红十字会作出不懈努力，提出交战国各方在对等原则的基础上提供战俘名册，并主张日本应该以遵崇国际惯例的方式，事实上执行1929年日内瓦公约。作为妥协，日本同意正式设立俘虏情报机构，用以交换战俘信息，但原则上只同意执行其在日俄战争期间所执行的战俘待遇的法则。尽管如此，日方却一再删减那些对其不利的条款，例如为战俘提供衣物和不可利用战俘劳役等都只字不提。而根据国际法，战俘除可以从事与战俘营营区内外相关的劳动外，不得从事对占领国有益的劳役。
    正是在上述历史演变和战时现实的双重背景之下，在获得战场初期的胜利并俘虏数35万盟军战俘后，日本人抛出“以战养战”的战时策略，既利用战场上掠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继续服务于战争。时任日本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曾经直白地这样表述过：在日本，我们对于战俘具有自己的观念，那么在待遇上自然也多少要与欧美有所不同；应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和技术来增加我国的生产，并应该努力使其有助于大东亚战争的实行而不使有任何人力浪费。
    P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