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十三经注疏点校说明
《十三经》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华文明作用优选、影响时间最长的重要文献。《十三经》的形成以及注疏文本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形成的历史跨度大,文字的载体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因而文本的流传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从口耳相授到记于简帛,从手工抄写到雕版印刷,从经、注、疏、音义的分离到四体合一,无论学者的水平多高,付出的劳动多大,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十三经注疏》文本的形成,经历了单经本、经注本、单疏本、经注疏合刻本、经注疏附释文合刻本的复杂进程,我们今天看到的《十三经注疏》,从宋代福建建阳刊刻附音本开始,到明代闽中李元阳刊本、万历北监本、汲古阁毛氏注疏本,辗转翻刻,形成了不同系统的版本,注疏文字也多有异讹。
清代学者阮元于嘉庆四年在浙江创办诂经精舍,召集了段玉裁、顾广圻、徐养原、臧庸、洪震煊、严杰、李锐、孙同元等著名学者,对《十三经注疏》各种版本进行研究,校勘文字,撰写校勘记,对经注疏文字错误多有订正。后又在此基础上,以南宋建刻十行本之元代翻刻本为底本,于嘉庆二十年在南昌府学重新刊刻,附有由卢宣旬摘录的《校勘记》,题为《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这就是俗称的“阮刻本”。阮刻本的问世,无疑为学者提供了一个经、注、疏、音义四者俱全的版本,加上附有校勘记,使读者能进一步了解《十三经注疏》本的版本文字异同以及辨析正误,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不过,阮刻本虽然比前代版本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历史条件的,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一是底本选择欠佳,元刊本的质量远远不及宋刊本,因阮元受当时条件,无法找到宋本,我们无法苛求。二是文本仍然存在很多错误,既有沿袭底本的错误,也有新增的刊刻错误。三是《校勘记》与底本不配套。阮元《校勘记》先成,又成于众手,所谓“授经分校”,即李锐校《周易》、《穀梁》和《孟子》,徐养原校《尚书》、《仪礼》,顾广圻校《诗》,臧庸校《周礼》、《公羊》、《尔雅》,洪震煊校《礼记》,严杰校《左传》、《孝经》,孙同元校《论语》。据《宋本十三经注疏经典释文校勘记》凡例称,《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孟子》十经以宋版十行本为据,《孝经》以翻宋本为据,《仪礼》、《尔雅》则依单疏本。实际上,各经的校勘并没有严格按照凡例进行,如《尚书正义》、《仪礼注疏》是以毛晋刻本为校勘底本,《论语注疏》的底本不明。各经校勘所依据的文本,也并非后来刊刻用的底本,在刊刻《十三经注疏》时,《校勘记》又经卢宣旬删改移录,由此造成校勘记文字与底本多有抵牾。四是《十三经注疏》内容面广量大,注疏内容本身存在的引用文本错讹衍倒的问题没有一一纠正。历代多有学者加以考证,而阮元《校勘记》未能全面吸收。
阮刻本自嘉庆二十年刊刻以来,先后经历过道光至民国之间的十余次翻刻,据《中国丛书综录》、李锐清《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及各地图书馆等馆藏文献调查,主要版本如下:
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刊本;
道光六年(1826)刊府学教授盱江朱华临重校本;
同治十二年(1873)江西书局刊本;
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脉望仙馆石印本;
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印本;
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民国二十一年(1932)重印本;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
道光以后刊本,皆以南昌府学本为祖本。综合《十三经注疏》总体情况考察,南昌府学本因刊刻比较仓促,错误较多,江西书局、脉望仙馆、点石斋、锦章书局、世界书局的刊本在南昌府学本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但各本均新增了不少版刻错误。相对来说,道光重刊本改正了南昌府学本的不少错误而新增错误较少,在阮刻《十三经注疏》版本系列中具有代表性。
阮刻本的点校,此前已有李学勤先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简体横排和繁体竖排本,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于2001年陆续出版的分段标点本。前者底本依南昌府学本,但只把阮元《校勘记》作为出校的参考而不是完整保留。后者只标点,不校勘。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自2007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各经采用不同的版本,分头点校,并非专门针对阮刻本的整理,迄今尚未出齐。上述成果都为我们这次点校整理提供了很多借鉴。
《十三经注疏》文本经历的时间很长,版本众多,存在的问题颇为复杂。这次点校,虽经历十余载,黾勉为之,但限于学识,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错误在所难免,衷心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方向东
二○二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