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是老话题,也是常谈常新的新话题;中国画的现代性,亦是笔墨问题探讨中的焦点话题。诸多艺术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赋予这一课题清新的鲜活。肇源于山野与农业文明的中国画艺术,决定了它的遣情寄兴、物我合一的基本功效。成熟于唐代的中国人物画,自宋代以来开始了由粉饰太平到格物精神、宁静心灵的效能转变,至明代转向了以人世精神去描绘社会的各种现象,普通人的生活图景一度成为画家笔下的主题,但关乎生命价值与直面人生的创作并没有提升到表现的领域中。鸦片战争的硝烟弥漫,中国进入了融合中西的现代化进程,西方绘画观念和技法的影响给传统中国画的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思考——变革,已经成为传统中国画的自身需要。传统笔墨在当下文化中的精神价值如何确定,获得了新的定义和释读。
20世纪以降,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一切变革,都是在西方文化介入以后发生的。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传统文化,大都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参照体系,一方面进行着传统文化的维护和赞赏,另一方面追求着传统的现代性转换和变革。中国画在这两条改革的途径上相互冲击与抗争、转化与融合,一并开创着中国画的现代之路。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给艺术家逐渐带来了个人选择和创造的自由,以都市为背景的水墨表现开始登上时代的舞台,为中国画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血液,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空间,中国人物画也承担起它自身的基本功效,开始表现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经验,逐渐实现艺术对生活真实与人性真实的价值选择。
李孝萱率先将现代城市引入绘画表现,以水墨语言和心灵创伤的经验,将现代城市表层下的无序和混乱,存在和幻灭结合起来;以异化和幻想形式,集中展示了现代城市的焦虑心态和荒诞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