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成立起，就承担起向中国读者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重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筹组编委会，组织朱光潜、冯至、戈宝权、叶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编选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根据“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的原则进行翻译和出版工作。一九六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是中国外国文学的优选研究机构。一九七八年，“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至二〇〇〇年完成。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的奠基性工程，其作品之多、质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国外国文学出版目前之最，体现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优选水平。历经半个多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中国读者中依然以系统性、权威性与普及性著称，但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图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甚至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封面为网格图案，因而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网格本”问世几十年来，收到几代读者的喜爱，为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堪称对新中国读者影响优选的外国文学丛书之一。在中国读者阅读力持续增强的二十一世纪，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空前频繁的新时代，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以“网罗经典，格高意远，本色传承”为出发点，优中选优，推陈出新，出版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值此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面世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谨向为本丛书做出很好贡献的翻译家们和热爱外国文学名著的广大读者致以崇高敬意！ 编委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1958—1966卞之琳 戈宝权 叶水夫 包文棣 冯至 田德望朱光潜 孙家晋 孙绳武陈占元 杨季康 杨周翰杨宪益 李健吾 罗大冈 金克木 郑效洵 季羡林闻家驷 钱学熙 钱锺书 楼适夷 蒯斯曛 蔡仪1978—2001卞之琳 巴金 戈宝权 叶水夫 包文棣 卢永福冯至 田德望 叶麟鎏 朱光潜 朱虹 孙家晋孙绳武 陈占元 张羽 陈冰夷 杨季康 杨周翰杨宪益 李健吾 陈燊 罗大冈 金克木 郑效洵季羡林 姚见 骆兆添 闻家驷 赵家璧 秦顺新钱锺书 绿原 蒋路 董衡巽 楼适夷 蒯斯曛 蔡仪2019—王焕生 刘文飞 任吉生 刘建 许金龙 李永平 陈众议 肖丽媛 吴岳添 陆建德 赵白生 高兴 秦顺新 聂震宁 臧永清

鲁滨孙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他父亲常用知足常乐的哲学教育他，要他满足现状。但他还是抵挡不住海外新世界的诱惑，几次三番地出海闯荡，终于有一次被困在了一个荒岛上。二十八年的孤岛生活仍然未能阻止他的冒险精神，他凭着坚韧的毅力，在荒岛上造房子、修田地、种粮食、养牲畜，硬是把荒岛建成了一个世外桃源，二十八年后终于脱险，返回了欧洲。

《鲁滨孙飘流记》无目录

故事本身是尽人皆知的，它涉及一桩奇遇：鲁滨孙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活了二十八年，终于活着回到了人群中。可是，知道这个故事与读这本书接近是两回事。如果你仅仅知道故事梗概而不去读这本书，你将错过最重要的东西。一部伟大的小说，其所以伟大之处不在故事本身，而在对故事的叙述。在笛福笔下，鲁滨孙的孤岛奇遇是由许许多多丝毫不是奇遇的具体事件和平凡细节组成的，他只是从容道来，丝毫不加渲染，一切都好像是事情自己在那里发生着。他的叙事语言朴实，准确，宛若自然天成，因此而极有力量，使我们几乎不可能怀疑他所叙述的事情的真实性。我们仿佛身历其境地看到，只身落在荒岛上的鲁滨孙怎样由惊恐而到渐渐适应，在习惯了孤独以后，又怎样因为在沙滩上发现人的脚印而感到新的惊恐。我们看到他为了排除寂寞，怎样辛勤地营建自己的小窝，例如怎样花费四十二天工夫把一棵 大树做成一块简陋的搁板。我们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十分真实的，倘若我们落入那个境遇里，我们也会那样反应和那样做。鲁滨孙能够在孤岛上活下来，靠的不是超自然的奇迹，而是生存本能和一点好运气罢了。在过去的评论中，人们常常强调笛福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小说的主旨是鼓吹勤劳求生和致富。在我看来，即使这部小说含有道德训诫的意思，也决非如此肤浅。在现实生活中，笛福是一个很入世的人，曾经经商、从政、办刊物，在每一个领域都折腾得很厉害，大起大落，最后失败得也很惨，是一个喜欢折腾又历尽坎坷的人。他自己总结说：“谁也没有经受过这 么多命运的播弄，我曾经十三回穷了又富，富了又穷。”到了晚年，他才开始写小说。使我感到有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借了鲁滨孙的眼光，表达了对俗世的一种超脱和批评的立场。在远离世界并且毫无返回希望的情形下，鲁滨孙发现自己看世界的眼光接近变了。他的眼光的变化，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两点。一是对财富的看法。由于他碰巧落在一个物产丰富的岛上，加上他的勤勉，他称得上很富有了。可是他发现，财富再多，他所能享受的也只是自己能够使用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是非常有限的，其余多出的部分对于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由此他意识到，世人的贪婪乃是出于虚荣，而非出于真实的需要。另一是对宗教的看法。如果说他还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的宗教信仰也变得极其单纯了，仅限于从上帝的仁慈中寻求活下去的勇气和安宁的心境。由此他回想人世间宗教上的一切烦琐的争执，看破了它们的毫无意义。我相信在这两点认识中包含着某种基本的真理。世上种种纷争，或是为了财富，或是为了教义，不外乎利益之争和观念之争。当我们身在其中时，我们不免很看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并且绝对没有返回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也用鲁滨孙的眼光来看一看世界，这会帮助我们分清本末。我们将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真正值得我们坚持的精神原则都是十分有限的，在单纯的生活中包含着人生的真谛。——作家 周国平

     我于一六三二年出生于约克城①的一个体面人家。我不是本地人，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外国人，是德国不来梅②地方的人。他来到英国后，起初住在赫尔城③，靠做生意挣了一份家财，后来收了生意，搬到约克城住下，在那里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娘家姓鲁滨孙，是当地一个很体面的人家。由于母亲的缘故，我就被起名叫鲁滨孙·克鲁兹拿④，但由于英国语音的变化，现在人们叫我们的时候，或是我们自己称自己，写自己的姓名的时候，就成了“克罗索”⑤了，于是我的一些朋友也就这样叫我了。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哥哥是驻佛兰德⑥的英国步兵团的中校，他的部队早先曾被有名的罗加特上校率领过。后来这个哥哥因为跟西班牙人打仗，在但刻尔克⑦附近阵亡。至于我第二个哥哥的下落如何，我至今还毫无所知，正像我父亲和母亲后来不知道我的下落一样。
我在家里排行第三，并没有学过什么行业。从幼小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便充满了遨游四海的念头。我那年迈的父亲叫我受到相当程度的教育，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又叫我上过乡村义务小学。父亲的计划是要我学法律，可是我却一心一意要到海外去，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满意。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倾心，使我对于父亲的意志和严命，对于母亲和朋友们的恳求和劝告，一概加以强烈的抗拒；我那种顽固不化的怪脾气，仿佛注定了我后来的不幸生活。 我父亲是一个明智而庄重的人，他看出了我的计划的危险性，向我提出了不少严肃而精辟的忠告。有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里(他因为害痛风病不能行动)，十分恳切地规劝了我一番。他问我，除了仅仅为了出去瞎跑以外，我有什么理由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他认为，在家乡，我很有机会仰仗亲友的引荐，立足于社会，而且很有希望依靠自己努力和勤勉，挣一份家财，过一辈子安适而快乐的日子。他告诉我，那些到海外去冒险，去创业，去以非常的事业显身扬名的人，一般都是穷无立锥之地的人，再不然就是富于野心和资财的人。可是这两种情况对我来说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他说我的社会地位是在这两者之间，或者也可以称为中间阶层。以他多年的经验，他觉得这是世界上优选的阶层，最能给人以幸福，既不像那些体力劳动者，必须受尽干辛万苦，也不像那些上层人物，被骄奢、野心，以及彼此倾轧的事情所烦恼。他告诉我，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生活地位是幸福的，那就是，所有的人都羡慕这种生活，许多帝王都常常慨叹他们的高贵出身的不幸后果，恨不得自己出生于贵贱两种人之间；许多古来有智慧的人都证明这种地位是幸福的标准，因为他们经常向神祈祷，希望既不要过于贫困，也不要过于富有。
他叫我注意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同样会碰到生活中的苦恼和不幸；而处于中间地位的人就很少有这些灾难，同时也不会像上层社会或下层社会那样在生活上忽起忽落，变化无常。不仅这样，中等阶级既不会像那些阔人一样，由于过着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的生活而弄得身心交瘁；也不会像那些穷人一样，由于过着终日劳苦，少吃少穿的生活而搞得憔悴不堪。又说，只有中等阶层才有福气享受一切的美德和安乐；安定和富裕可以说是中产之家的随身侍女。他说，遇事不过分，中庸克己，宁静健康，愉快的交游，各种令人欢喜的消遣，各种称心如意的乐趣，所有这些幸福都属于中等地位的人；在这种环境里，人人都可以悠然自适地过一辈子，既用不着劳力劳心，为每日的面包去过奴隶生活，困难不堪，弄得身心没有片刻的安宁；也用不着被欲望和发大财、成大名的野心所苦，心劳日拙；只不过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品尝着生活的甜美滋味，而且愈来愈能体会到自己的幸福。
接着他又十分诚恳而慈蔼地劝我不要耍小孩脾气，不要自寻苦恼，因为无论从事理来说，从我的家庭出身来说，这些苦恼都是可以避免的。他说，以我的家境来说，我用不着自己去找饭吃。他说他将竭力替我设法，帮助我进入他向我推荐的这种生活方式。他说假如将来我不能过一种安适幸福的生活，那也只能怨我的命运或者我自己的过错，不能怨他，因为他自从看出我的计划的害处，已经尽了责任，已经针对这种对我有害的事提出了警告。总之，他说假使我听他的话，守在家里，他一定设法帮助我；他决不给我任何鼓励，叫我远游，免得对我的不幸担负责任。末了，他又叫我以我哥哥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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