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一书于1992年抢先发售出版，是余秋雨先生1980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部文化散文集。全书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历史、文化散文，另一部分为回忆散文。甫一面世，该书就以文采飞扬、知识丰厚、见解独到而备受万千读者喜爱。由此开创“历史大散文”一代文风，令世人重拾中华文化价值。他的散文别具一格，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善于在美妙的文字中一步步将读者带入历史文化长河，启迪哲思，引发情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史学、文化价值。书中多篇文章后入选中学教材。但由于此书的重大影响，在为余秋雨先生带来无数光环和拥趸的同时，也带来了数之不尽的麻烦和盗版。誉满天下，“谤”亦随身。余秋雨先生在身心俱疲之下，决定亲自修订、重编此书。
新版《文化苦旅》作为余秋雨先生30年历史文化散文修订自选集，删掉旧版37篇文章中的13篇，新增文章17篇，其中入选教材的《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等经典篇目全部经过改写、修订。新版内容与旧版相比，全新和改写的篇目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对新老读者都是一场全新的阅读体验和人文享受。堪称余秋雨30年来不懈的文化考察和人生思索的完美结晶。
《围城》
钱锺书所著的《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人生的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均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以一书而定江山。《围城》显示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是怎样看人生，又怎样用所有作家都必得使用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观”和“感”的。
《活着/余华作品》

《围城》
《文化苦旅》
《活着》

    《文化苦旅》
    
牌坊
    
一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很多牌坊。
    
牌坊是一种石质门架，一般有两层楼那么高。每年乡间举行全民欢庆的“庙会”时，也会在寺庙门口临时用木条搭建一种牌坊，上面装饰得很花哨，几天庙会一过，就拆掉了。永远不拆的就是那种石质牌坊，*老的据说有五百年了。
    
在乡间的各种工匠中，石匠的地位*高。这是因为，其他工匠的活儿比较家常，而石匠的活儿都比较重要。石匠里边又分三等，*低一等砌凿墓碑，中间一等砌凿石桥，*高一等砌凿牌坊。
    
就像世间很多行业一样，活儿越多的等级越低，活儿越少的等级越高。这事又带来一番蹊跷，等级越低的日子反而越好过，等级越高的日子反而过得不好。
    
砌凿墓碑，与家家户户有关。各家各户在做丧事时也都舍得花钱，很少讨价还价，因此这种石匠特别富裕。只不过，大家都暗暗知道，这种墓碑石匠往往与盗墓贼有点往来。盗墓贼为什么总是选得很准？为什么连暗藏的豁扣、活砖也一清二楚？还不是这种石匠露了口风。盗墓贼在乡民口中叫“掘坟光棍”，方圆几十里*出名的掘坟光棍叫“夜仙”，因此乡民也就把墓碑石匠叫做“夜仙班”，又简称“仙班”。
    
名声*好的是牌坊石匠，乡里乡外都敬着几分。牌坊是让人仰望的，他们也就跟着让人抬头了，尽管他们总是十分清贫。
    
牌坊石匠活儿少，并不奇怪，因为立牌坊是一件稀罕事，多少年都碰不上。
    
与别的地方的“状元牌坊”、“御赐牌坊”不同，这儿乡间的牌坊，几乎都是为女人立的，为一些已经亡故的女人。一座座牌坊，都在表彰这些女人“从一而终、寡而不嫁”的事迹，因此又叫“贞洁牌坊”。但是，乡间寡妇很多，能立牌坊的却是极少数，需要有一系列苛刻的标准。这事情，连族长、村长、保长、甲长都定不了，必须由他们上报，让“乡绅公会”决定。
    
比较起来，那座远近闻名的“范夫人牌坊”*大程度。这个范夫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其中有一个儿子考了科举，做了不小的官。正是这个儿子，在母亲过世时报请乡绅公会立了牌坊，立得相当考究。
    
其他那些牌坊，说起来都有点怪异。例如，男女还没有结婚，未婚夫却死了。按照当时的习俗，两人根本还没有见过面，未婚妻一听死讯就立即投井自杀。或者，女子刚刚守寡就有人来提婚，才提三次，便悬梁自尽。当然，这都是大户人家的事，穷人一般不这么做，做了也不会立牌坊。
    
范夫人的牌坊用的是白石，接近于麻灰色，摸上去很平滑；而那些自杀小娘子的牌坊用的是青石，摸上去凉凉的，一条条凹凸的纹痕有点硌手。
    
除了冬季，牌坊是乡民和路人歇脚的场所。牌坊总是靠着大路，有石基可以坐卧，有石柱可以靠背。因此，不少人喜欢到这里聊天。斜躺着，看白云，听蝉鸣，传闲话。
    
这天早晨，村里那位德高望重的牌坊石匠潘木公走出家门上了大路。他穿了一身干净的蓝布衫，肩挎一条长包袱，步子迈得不快不慢。邻居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是昨夜受到一个外乡黑衫人的邀请，到山南镇去督建一座牌坊。
    
这可是一件大事，乡人们立即传开了，因为这样的邀请，两年来还是**遭。山南镇在十里之外，但按当地风俗，只要是大师傅，每天还要回家来住。因此，傍晚时分，很多乡民就蹲挤在牌坊下，等他回来。
    
蹲挤的人中，*兴奋的是一位年轻的“仙班”，也就是很可能与掘坟光棍有勾结的墓碑石匠。虽说墓碑石匠与牌坊石匠向来交往不多，但这个年轻石匠却一直想拜师潘木公。以前托人传过话，都没有回音。今天听说潘木公早上出门时心情不错，就在牌坊下候着，看能不能套个近乎。
    
如果套上近乎了，就有一个疑问要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疑问搁在心头已经很久，对别人，说也不敢说。
    
二
    
从走出山岙时的步态来看，潘木公今天很累。夕阳下的身影踉踉跄跄，与他早上出门时接近不同。
    
年轻石匠迎上去，搀着他在牌坊的基石上坐下。潘木公感谢地看了看年轻石匠，觉得有点眼熟。年轻石匠说：“我也是石匠，没出息，做墓碑的。”
    
“你也是石匠？”潘木公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说：“明天跟着我去山南镇，那地方，连个帮手也没有。”
    
年轻石匠一听，立即点头，说：“好，我跟着您，听您吩咐。”
    
在第二天去山南镇的路上，年轻石匠不断地找话与潘木公搭讪，*后，终于支支吾吾，把那个搁在心头的疑问说出来了。
    
“木公，您平生所建的那么多牌坊，多数是小女子的吧？”
    
“唔。”潘木公素来言词不多。
    
“那些可怜的小女子，我先给她们凿墓碑，您再给她们凿牌坊，也算造化了。”年轻石匠说。
    
“造化？”潘木公反问了一声。
    
“我说是运气。”年轻石匠迟疑了一下，又说：“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她们就上天了。”
    
“上天？”潘木公摇了摇头，说：“牌坊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自杀就是自杀，都那么年轻，总叫人伤心。”
    
“但是，只要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墓就空了，真的飞走了。”年轻石匠说。
    
潘木公猛地回过身来，捏住了年轻石匠的手，问：“什么？墓空了？你怎么知道？”
    
这一下，年轻石匠慌了。他每次完工后，确实有盗墓贼来威胁利诱，逼他说出墓葬情况。但是，只要是立了牌坊的自杀女子，盗墓贼去了，每次都空手而归，因此总会把他恶骂一顿。次数多了，年轻石匠就判断，那些女子们全都升天了。但这只是猜测，很想从潘木公这里听一个说法。“你入伙盗墓了？”潘木公厉声逼问。
    
“没有，是夜仙那帮掘坟光棍说的。”年轻石匠连忙辩解。他看着潘木公疑惑的目光，干脆就把哪几个掘坟光棍分别挖了哪几个女子的坟墓，一一报了出来，态度十分诚恳。
    
“都是空的？”潘木公停下了步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自言自语。说着他又抬头问年轻石匠：“落葬时，棺材肯定放进去了？”
    
“我都在场，肯定放进去了，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棺材不是空的？”潘木公追问。
    
“那我怎么知道？但从抬的样子看，有分量。”年轻木匠说。
    
潘木公从腰束上掏出一支烟竿子，点火抽了起来。
    
好一会儿，潘木公断断续续地说：“我造牌坊时，也碰到过一些蹊跷事，一直想不通。……墓里空的？怎么会？……道士说升天，是说魂，身体不升。那坟墓里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呢？……”
    
抽完烟，两人起身，向山南镇走去。一步一步，踏得散散的。他们又去建造一座新的牌坊。
    
P1-5
    
《围城》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
    
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
    
de
    
Bragelonne）正向中国开来。早晨八点多钟，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但已坐立满了人，法国人、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说还有中国人。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顾而乐之，因为他几天来，、啤酒、柠檬水沾光了不少。红海已过，不怕热极引火，所以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纸片、瓶塞之外，头定又遍处皆是。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落的青年，赶在暑假初回中国，可以从容找事。那些不愁没事的学生，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船上这几位，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早餐刚过，下面餐室里已忙着打**圈牌，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人，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觉愁苦可怜。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他刚会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母亲在他身上牵了一条皮带，他跑不上三四步就给拉回来。他母亲怕热，拉得手累心烦，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输赢，不住骂这孩子讨厌。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便改变宗旨，扑向看书的女人身上。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孩子的母亲有些觉得，抱歉地拉皮带道：“你这淘气的孩子，去跟苏小姐捣乱！快回来。――苏小姐，你真用功！学问那么好，还成天看书。孙先生常跟我说，女学生像苏小姐才算替中国争面子，人又美，又是博士，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像我们白来了外国一次，没读过半句书，一辈子做管家婆子，在靠前念的书，生小孩儿全忘了――吓！死讨厌！我叫你别去，你不干好事，准弄脏了苏小姐的衣服。”
    
《活着/余华作品》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农村。我喜欢喝农民那种带有苦味的茶水，他们的茶桶就放在田埂的树下，我毫无顾忌地拿起积满茶垢的茶碗舀水喝，还把自己的水壶灌满，与田里干活的男人说上几句废话，在姑娘因我而起的窃窃私笑里扬长而去。我曾经和一位守着瓜田的老人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这是我有生以来瓜吃得很多的一次，当我站起来告辞时，突然发现自己像个孕妇一样步履艰难了。然后我与一位当上了祖母的女人坐在门槛上，她编着草鞋为我唱了一支《十月怀胎》。我很喜欢的是傍晚来到时，坐在农民的屋前，看着他们将提上的井水泼在地上，压住蒸腾的尘土，夕阳的光芒在树梢上照射下来，拿一把他们递过来的扇子，尝尝他们的盐一样咸的咸菜，看看几个年轻女人，和男人们说着话。
    
我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拖鞋，一条毛巾挂在身后的皮带上，让它像尾巴似的拍打着我的屁股。我整日张大嘴巴打着哈欠，散漫地走在田间小道上，我的拖鞋吧嗒吧嗒，把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仿佛是车轮滚滚而过时的情景。
    
我到处游荡，已经弄不清楚哪些村庄我曾经去过，哪些我没有去过。我走近一个村子时，常会听到孩子的喊叫：
    
“那个老打哈欠的人又来啦。”
    
于是村里人就知道那个会讲荤故事会唱酸曲的人又来了。其实所有的荤故事所有的酸曲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我知道他们全部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自然这也是我的兴趣。我曾经遇到一个哭泣的老人，他鼻青脸肿地坐在田埂上，满腹的悲哀使他变得十分激动，看到我走来他仰起脸哭声更为响亮。我问他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他用手指挖着裤管上的泥巴，愤怒地告诉我是他那不孝的儿子，当我再问为何打他时，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了，我就立刻知道他准是对儿媳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还有一个晚上我打着手电赶夜路时，在一口池塘旁照到了两段赤裸的身体，一段压在另一段上面，我照着的时候两段身体纹丝不动，只是有一只手在大腿上轻轻搔痒，我赶紧熄灭手电离去。在农忙的一个中午，我走进一家敞开大门的房屋去找水喝，一个穿短裤的男人神色慌张地挡住了我，把我引到井旁，殷勤地替我打上来一桶水，随后又像耗子一样蹿进了屋里。这样的事我屡见不鲜，差不多和我听到的歌谣一样多，当我望着到处都充满绿色的土地时，我就会进一步明白庄稼为何长得如此旺盛。
    
那个夏天我还差一点谈情说爱，我遇到了一位赏心悦目的女孩，她黝黑的脸蛋至今还在我眼前闪闪发光。我见到她时，她卷起裤管坐在河边的青草上，摆弄着一根竹竿在照看一群肥硕的鸭子。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羞怯地与我共同度过了一个炎热的下午，她每次露出笑容时都要深深地低下头去，我看着她偷偷放下卷起的裤管，又怎样将自己的光脚丫子藏到草丛里去。那个下午我信口开河，向她兜售如何带她外出游玩的计划，这个女孩又惊又喜。我当初情绪激昂，说这些也是真心实意。我只是感到和她在一起身心愉快，也不去考虑以后会是怎样。可是后来，当她三个强壮如牛的哥哥走过来时，我才吓一跳，我感到自己应该逃之夭夭了，否则我就会不得不娶她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