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学、简帛学、數煌学、考古学》一书精选了《中国文化》杂志三十年来国内外著名学者对甲骨文学、出土简帛学、敦煌经卷文书和考古学等相关领域的专门之学的研究力作，按类别结成此书，本书集中了胡厚宣、发万里、季羡林、李学勤、摩明春、荣新江等多位学者对史学、文字学、金石学等多领域的阐发和探讨，其中还涉及到以出土文献来参校《周易》、《诗经》《尚书》等古代典籍的考辨。该书内容丰富，意义重大。

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
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 胡厚宣
甲骨文中所见廿八宿星名初探 沈建华
商代卜辞中所见之碎物祭 何崝
夏王朝存在新证 说殷卜辞的“西邑” 蔡哲茂
“”字新释 初探殷易 黎显慧
两周金文“怿”“”辞例释解五则 林宏佳
记杨守敬与罗振玉讨论甲骨文之信一帧 胡振宇
甲骨文字与敦煌文献东传纪事 严绍璗
楚帛书天象再议 饶宗颐
楚帛书的再认识 李零
帛书《周易》与荀子一系《易》学 李学勤
“大衍之数”章与帛书《系辞》 廖名春
由简帛《老子》重论其书之形成和篇章分合 虞万里
从“食烹之和”到“和民” 清华简《汤处于汤丘》“和”思想研究 曹峰
汉简考历 俞忠鑫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陈寅恪
敦煌卷子的整理和敦煌艺术的保护 姜亮夫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笔谈 季羡林
敦煌学研究揭开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 荣新江
敦煌宗教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方广锠
敦煌目录学述评 阎万钧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均田制研究 邓文宽
为了文明的尊严 关于敦煌文物的归还 冯骥才
鸠摩罗什《通韵》考疑暨敦煌写卷S.1344号相关问题 王邦维
敦煌写卷S.1344（2）号中所谓“鸠摩罗什法师《通韵》”之研究 谭世宝
《庐山远公话》新校 项楚
敦煌《六祖坛经》读后管见 潘重规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獦獠” 潘重规
《坛经》中“獦獠”一词读法 与潘重规先生商榷 蒙默
《诸文要集》残卷校录 白化文 李鼎霞
敦煌本《甘棠集》与刘邺生年新证 张锡厚
《销释真空宝卷》考辨 喻松青
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考辨 陈毓罴
令章大师李稍云 项楚
敦煌本《孝子传》与睒子故事 程毅中
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 敦煌石窟发现《茶酒论》考述 赵逵夫
新博本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 第十五和十六张译释 季羡林
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 季羡林
上代塞种史若干问题 于阗史丛考序 饶宗颐
藏文本《罗摩衍那本事》私笺 柳存仁
读吐鲁番文书札记二则 王永兴
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 晁华山
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 李学勤
东汉《严巨昭残碑》考 熊长云
《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 祁小春
沁州出土薛收《文中子碣铭》刻石考 元好问诗所述 邓小军
皇甫碑为欧阳最老书 周汝昌
保定出土《老索神道碑铭》再研究 崔红芬
元大都南镇国寺考 林梅村
北京房山十字寺也里可温石刻 徐苹芳
唐、元青花叙论 尚刚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器和水晶器 楼宇栋

《中国文化》是国内唯
一的一家在北京、香港、台
湾同时以繁体字印行的高档
学术刊物，是为了回应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
于1988年筹办，1989年创
刊。“深研中华文化，阐扬
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
重视人文关怀”，是办刊的
宗旨。以刊载名家名篇著称
，是本刊的特色。三十年来
，海内外华文世界的第一流
学术人物，鲜有不在《中国
文化》刊载高文佳构者。了
解此刊的行内专家将“它厚
重，它学术，它名士，它低
调，它性情”，视作《中国
文化》的品格。
《中国文化》是经文化
部会同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
的有正式期刊号的学术期刊
，国内统一刊号为CN11-
2603/G2，国际标准刊号为
ISSN1003-0190。系定期出
刊的连续出版物，半年刊，
每年推出春季号、秋季号两
期，创刊以来已出版54期，
总字数逾2000万，获国内
外学界人士一致好评。本刊
选篇衡文，着眼学术质素，
以创获卓识、真才实学为依
归，既有老辈学者的不刊之
说，也有学界新秀的出彩之
论。杜绝门户成见，不专主
一家，古典品格与现代意识
兼具、修绠汲古和开源引流
并行。提倡从现代看传统，
从世界看中国，刻刻不忘本
民族的历史地位。
《中国文化》怀有深切
的文化关怀， 1988年12月
撰写的《创刊词》写道：“
《中国文化》没有在我国近
年兴起的文化热的高潮中与
读者见面，而是当文化热开
始冷却，一般读者对开口闭
口大谈文化已感觉倦怠的情
势下创刊，也许反而是恰逢
其时。因为深入的学术研究
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
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
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
孤独为伴侣。”《创刊词》
又说：“与学界一片走向世
界的滔滔声不同，我们想，
为了走向世界，首先还须回
到中国。明白从哪里来，才
知道向哪里去。文化危机的
克服和文化重建是迫在眉睫
的当务之急。如果世界同时
也能够走向中国，则是我们
的私心所愿，创办本刊的目
的即在于此。”这些话，在
当时炒作西方观念成为时髦
的背景下，多少带有逆势惊
世的味道。所以创刊座谈会
上，李泽厚说：“金观涛要
走向未来，刘梦溪要走向过
去，我都支持。”
　 《中国文化》对中国
经学、诸子学等四部之学的
深入研究给予特别重视；对
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
周易学等世界性专学和显学
给予特别重视；对宗教信仰
与文化传播的整理与研究给
予特别重视；对中国文化发
生学和各种不同文化圈的参
证比较给予特别重视。学术
方法上提倡宏观与微观结合
、思辨与实证结合、新学与
朴学结合。
《中国文化》创刊以来
开辟诸多学术专栏，主要有
“文史新篇”“专学研究”“
古典新义”“旧学商量”“文化
与传统”“经学与史学”“文物
与考古”“学术史论衡”“宗教
信仰与文化传播”“古代科技
与文明”“明清文化思潮”“现
代文化现象”“文学的文化学
阐释”“中国艺术与中国文化
”“国学与汉学”“域外学踪”“
学人寄语”“学林人物志”“文
献辑存”“旧京风物”“人文风
景”“序跋与书评”等。丰富
多样的栏目设置，可以涵纳
众多领域的优秀成果，一期
在手，即能见出刊物的整体
面貌和当时国内外学界的最
新景况。
《中国文化》由中国艺
术研究院主办，文化部主管
，《中国文化》杂志社编辑
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
所长、文史学者刘梦溪担任
主编，礼聘老辈硕学和海内
外人文名家姜亮夫、缪钺、
张舜徽、潘重规、季羡林、
金克木、周一良、周策纵、
饶宗颐、柳存仁、周有光、
王元化、冯其庸、汤一介、
庞朴、余英时、张光直、李
亦园、李泽厚、李学勤、裘
锡圭、傅璇琮、林毓生、金
耀基、汪荣祖、杜维明、杨
振宁、王蒙、范曾、龚育之
等为学术顾问，形成阵容强
大的学术支持力量。

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
编者按：本文是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的讲演，着重谈到了现代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意义，讲演者尤其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史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
一、话题：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题目，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这一点，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视得不够。关于它有这种作用，很多人不这么看。为什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英国的柴尔德，就是Gordon Childe,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大家知道，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从他的书，像《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它的创始人，就是发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的。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光摆东西，不大讲，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所以，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苏联，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们不用“考古学”这个词，是叫“物质文化研究所”。什么叫“物质文化”?这个词不大清楚。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物质文化”来限定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怎么都是“物质文化”呢?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所以，我写那本《东周与秦代文明》的小册子，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那意思就是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当然是物质的，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的东西。一个铜器、一个陶器，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那么，这样的考古学，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向大家请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于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二、两种考古证据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来研究，从方法上讲，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最近听说有学者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就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
我是不是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说说那些没有字的东西?没有字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最近我很推荐考古所张长寿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物》今年第4期发表，题目叫《“墙柳”与“荒帷”》。特别是里面讲了铜鱼，这见于礼书的郑玄注，用考古材料一讲就清楚了。类似这样的研究，今天不可能多谈。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印证古书。而印证古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像墓葬中这些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最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墓打开一看，张长寿先生在那儿说，这和我们在沣西挖到的东西一样。我们挖的墓大多是盗过的，这儿是完整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仪礼》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
这些都是没有文字的东西。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的。还有一些是比较间接的。既然是间接的，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体会的。比如说前一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那种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些是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