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艺术》精选了沈从文文物研究文章45篇，详细介绍了玉器、漆器、织物、书画、琉璃等文物的鉴赏知识、加工工艺、历史典故、考证方法。文中论述考证严密，见解独到，是沈从文后半生从文学创作转向历史文物研究的成果集成。在沈从文看来，一切历史遗留下来的物质具有另一种“生命”，它们所表现出美与艺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习俗密切相关。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县人，苗族。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专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沈从文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作品结集有八十余部，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著有小说集《边城》《长河》《八骏图》《神巫之爱》《虎雏》《石子船》《蜜柑》，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文论集《云南看云集》《烛虚》，长篇童话《阿丽思中国游记》，论著《中国服饰史》等。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风格独特，融写实、记叙、象征于一体，字里行间散逸着迷人的乡土气息，并有着对人性的隐忧和对生命哲学的思考，被誉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

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
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
龙凤艺术
鱼的艺术
湘西苗族的艺术
谈金花笺
塔户剪纸花样
过节和观灯
织金锦
明织金锦问题
《明锦》题记
清代花锦
蜀中锦
江陵楚墓出土的丝织品
谈刺绣
谈染缬
谈挑花
谈皮球花
花边
谈广绣
《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
古代人的穿衣打扮
宋元时装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选
关于天王府绣花帐子的时代及其产生原因的一点意见
关于赖文光马褂问题的一点意见
古代镜子的艺术
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
中国古代陶瓷
谈瓷器艺术
从一个马镫图案谈谈中国马具的发展及对于金铜漆镶嵌
工艺的影响关系
“瓟斝”和“点犀”
“杏犀”质疑
试释“长檐车、高齿屐、斑丝隐囊、棋子方褥”
读展子虔《游春图》
谈谈《文姬归汉图》
维摩诘故事画问题
《历代古人像赞》试探
《赚兰亭图》问题
谈写字（一）
谈写字（二）
叙章草进展
编后记

书中缜密而富有感情的考证文字，展现出沈从文“凡事不孤立，凡事有联系”的有机统一的生命-文化观。
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带有鲜明的文学特色，为笔下文物增添了色彩与生命，并于文物中展示出其独特的鉴赏能力与文化通感。
全书随文附大量全彩文物图片，将沈从文笔下的文物之美具象呈现，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特征。

有人说沈从文不写小说
，太可惜！我以为他如不写
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
——张充和
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
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
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
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
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
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
情。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爱国爱民，始终如一，只是
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
——汪曾祺

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
七月十八日《文学遗产》，刊载了一篇宋毓珂先生评余冠英先生编《汉魏乐府选注》文章，提出了许多注释得失问题。余先生原注书还未读到，我无意见。唯从宋先生文章中，却可看出用“集释法”注书，或研究问题，评注引申有简繁，个人理解有深浅，都同样会碰到困难。因为事事物物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文学、历史或艺术，照过去以书注书方法研究，不和实物联系，总不容易透彻。不可避免会如纸上谈兵，和历史发展真实有一个距离。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方法”问题。古代鸿儒如郑玄，近代博学如章太炎先生假如生于现代而治学方法不改变，都会遭遇到同样困难；且有可能越会贯串注疏，越会引人走入僻径，和这个时时在变化的历史本来面目不符合。因为社会制度和事物，都在不断发展变更，不同事物相互间又常有联系，用旧方法搞问题，是少注意到的。例如一面小小铜镜子，从春秋战国以来使用起始，到清代中叶，这两千多年就有了许多种变化。装镜子的盒子、套子，搁镜子的台子、架子，也不断在变。人使用镜子的意义又跟随在变。同时它上面的文字和花纹，又和当时的诗歌与宗教信仰发生过密切联系。如像有一种“西王母”镜子，出土仅限于长江下游和山东南部，时间多在东汉末年，我们因此除了知道它和越巫或天师教有联系，还可用它来校订几个相传是汉人作的小说年代。西汉镜子上面附有年款的七言铭文，并且是由楚辞西汉辞赋到曹丕七言诗两者间唯一的桥梁（记得冠英先生还曾有一篇文章谈起过，只是不明白镜子上反映的七言韵文，有的是西汉有的是三国，因此谈不透彻）。这就启示了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并注意它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明白生产工具在变，生产关系在变，生产方法也在变，一切生产品质式样在变，随同这种种形成的社会也在变。这就是它的发展性。又如装饰花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反映到漆器上是这个花纹，反映到陶器、铜器、丝绸，都相差不多。虽或多或少受材料和技术上的限制，小有不同，但基本上是彼此相似的。这就是事物彼此的相关性。单从文献看问题，有时看不出，一用实物结合文献来作分析解释，情形就明白了。这种做学问弄问题的方法，过去只像是考古学的事情，和别的治文史全不相干。考古学本身一孤立，联系文献不全面，就常有顾此失彼处，发展也异常缓慢。至于一个文学教授，甚至一个史学教授，照近五十年过去习惯，就并不觉得必须注意文字以外从地下挖出的，或纸上、绢上、墙壁上，画的、刻的、印的，以及在目下还有人手中使用着的东东西西，尽管讨论研究的恰好就是那些东东西西。最常见的是弄古代文学的，不习惯深入史部学和古器物学范围，治中古史学的，不习惯从诗文和美术方面重要材料也用点儿心。讲美术史的，且有人除永远对“字画同源”发生浓厚兴味，津津于绘画中的笔墨而外，其余都少注意。谈写生花鸟画只限于边鸾、黄筌，不明白唐代起始在工艺上的普遍反映。谈山水画只限于王、李、荆、关、董、巨，不明白汉代起始在金银错器物上、漆器上、丝绸上、砖瓦陶瓷上，和在各处墙壁上，还留下一大堆玩意儿，都直接影响到后来发展。谈六法中气韵生动，非引用这些材料就说不透。谈水墨画的，更不明白和五代以来造纸制墨材料技术上的关系密切，而晕染技法问接和唐代印染织物又相关。更加疏忽处是除字画外，别的真正出于万千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工艺美术伟大成就，不是不知如何提起，就是浮光掠影地一笔带过。只近于到不得已时应景似的找几个插图。这样把自己束缚在一种狭小孤立范围中进行研究，缺少眼光四注的热情，和全面整体的观念，论断的基础就不稳固。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发现真理，自然不免等于是用手掌大的网子从海中捞鱼，纵偶然碰中了鱼群，还是捞不起来的。
王静安先生对于古史问题的探索，所得到的较大成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工作指标。证明对于古代文献历史叙述的肯定或否定，都必须把眼光放开，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作新史学和文化各部门深入一层认识，才会有新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比静安先生时代工作条件便利了百倍，拥有万千种丰富材料，但一般朋友做学问的方法，似乎依然还具保守性，停顿在旧有基础上。社会既在突飞猛进中变化，研究方面不免有越来越落后于现实要求情形。有些具总结性的论文，虽在篇章中加入了新理论，却缺少真正新内容。原因是应当明确提起的问题，恰是还不曾认真用心调查研究分析理解的问题。这么搞研究，好些问题自然得不到真正解决。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思想”问题，值得全国治文史的专家学人，正视这一件事情。如果领导大学教育的高等教育部，和直接领导大学业务的文史系主任，都具有了个崭新认识，承认唯物史观应用到治学和教学实践上，是新中国文化史各部门研究工作一种新趋势和要求，想得到深入和全面的结果，除文献外，就不能不注意到万千种搁在面前的新材料。为推进研究或教学工作，更必须把这些实物和图书看得同等重要，能这么办，情形就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