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中国历史进行了审视和反思，试图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一梳理，探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本书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那一代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首席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1.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2.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3.东西对打
4.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5.不平等条约开始
6.剿夷派又抬头
7.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1.旧社会走循环套
2.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3.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4.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1.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2.步步向前进
3.前进遇着阻碍
4.士大夫轻举妄动
5.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1.李鸿章引狼入室
2.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3.顽固势力总动员
4.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5.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6.军阀割据十五年
7.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1.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2.欧洲人的蚕食
3.葡萄牙设法通商
4.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5.康熙帝的外交
6.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7.马戛尔尼来华
8.英国输入鸦片
9.鸦片战争前后
10.“抚夷”的难题
11.“剿夷”外交的代价
12.俄罗斯侵吞国土
13.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14.尾言
琦善与鸦片战争
1.引言
2.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3.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李鸿章——三十年后德文评论
知识阶级与政治
论国力的元素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
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
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
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
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
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
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
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
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
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
、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
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
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
，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
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
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
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
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
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
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
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
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
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
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
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
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
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
。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
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
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
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
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
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
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
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
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
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
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
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
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
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
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
，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
。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
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
，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
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
，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
。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
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
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
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
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
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
业、农业、运输、军事，仍
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
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
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
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
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
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
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
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
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
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
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
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
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
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
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
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
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
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
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
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
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
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
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
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
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
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
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
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
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
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
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
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
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
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
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
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
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
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
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
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
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
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
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
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
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
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
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
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
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
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
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
。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
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
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
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
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
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
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
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
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
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
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
、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
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
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
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
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
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
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
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
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
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
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
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
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
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
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
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
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
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
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
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
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
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
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
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
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
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
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
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
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
，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
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
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
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
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
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
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
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
难，儿童费

中国近代史开山之作，长销不衰，影响深远。
史学大家兼外交家蒋廷黻的代表著作，经典中的经典。
精心校订的新版本，增选反映作者思想的代表文章。
《中国近代史》是蒋廷黻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蒋廷黻先生为中国近代
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
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
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
个开山的人。
——历史学家 郭廷以
这本近代史用对比的方
法入手，一开头就抓住中国
社会的差距说话，指出“到
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
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明，而
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
。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因
为：“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
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
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
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
的人民。”说那时的军队、
政府是“中古”的，人们不会
有异议；中华民族诚然是勤
劳勇敢的，但就那时的生产
关系及其社会状态来说，也
是“中古的人民”，并非失言
。我们对近代社会的各种关
系，既要进行具体的研究，
也应有全局的探索。
中国如何从“中古”的状
态解脱出来，蒋廷黻继而在
书中作了这样的论证：“近
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
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
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
？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
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
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
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
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
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
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
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
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要向西洋人学习，改变中国
过时了的事物，这是从林则
徐以来逐步认识的道理，开
始从科学技术着眼，然后是
政治制度，然后是社会改革
，由此而有“近代化”的总体
上的要求和呼唤。蒋廷黻说
洋务派“起初只知道国防近
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
条道路上的进一步之后，就
发现必须更进一步；再进一
步，又必须再进一步”。洋
务派虽然由军事工业而民用
工业以至教育文化上的设施
，其实远没有这样的完整认
识，这个认识过程是在洋务
运动后数十年才达到的。但
是，要以“近代化”来改变“
中古”的面貌，这是历史的
逻辑。蒋廷黻在历史的推进
中感知了这个逻辑，所以也
就能触到近代中国的这个总
要求。
——历史学家 陈旭麓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
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
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
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酌
的分析框架。
——历史学家 沈渭滨

2.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一帮士绅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严加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禁烟。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夷务”，但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年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P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