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被称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人物，在许多美国人看来，逝世的肯尼迪有着“比其在世时更为强大的力量”。对大多数成年美国人来说，1963年11月22日发生的肯尼迪遇刺事件形成的记忆是难以磨灭和刺痛人心的。那些在当天受命前往达拉斯负责“报道身体”（cover the body）的记者——这是一个用来形容无论总统去往哪里都被贴身报道的新闻术语——不过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然而，“报道身体”却变成了“报道肯尼迪之死”，记者报道的该事件至今仍搅动着大多数美国人的记忆。
本书的主题就是讨论媒体记者在美国人集体记忆中的位置，哪些因素使他们成为可信的、权威的和首选的刺杀事件讲述人。芭比·泽利泽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了“叙事”（narrative）、“新闻权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记者是一种“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即通过其专业地位具有的特有叙事权力来建立权威。

白红义，男，陕西人。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CSSCI来源期刊《新闻记者》杂志特约编辑。曾在多家媒体从事记者工作。2011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新闻学)博士学位。2011年7月进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工作，2013年10月晋升为副研究员。2012年3月，赴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2012年3月至2015年6月，在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问学习。2018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
目前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以及第53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已出版专著一部，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南京社会科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研究兴趣集中在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等领域。

前言和致谢
第一章 导论：叙事、集体记忆与新闻权威
第一部分 语境
第二章 刺杀发生之前
第三章 修辞合法化与新闻权威
第二部分 讲述
第四章 “报道肯尼迪之死”：讲述刺杀事件
第五章 “报道肯尼迪之死”：媒介化评价
第六章 “报道肯尼迪之死”：专业性论坛
第三部分 提升
第七章 官方记忆的消解：从1964年到1970年代
第八章 记忆的协商：从1980年到1990年代
第四部分 追忆
第九章 个体的权威：通过名人来追忆
第十章 组织和机构的权威：通过专业传说来追忆
第十一章 专业的权威：通过历史来追忆
第十二章 结论：新闻权威的建立
后记 超越新闻权威塑造集体记忆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白红义教授嘱我为他新
译的著作《报道肯尼迪之死
》写序。我对新闻学没有研
究，但十多年前，机缘巧合
之下，我荣幸地成为该书作
者芭比。泽利泽教授的同事
。这些年来耳濡目染，对泽
利泽教授的为人为学略有所
悟，故冒然领红义教授之命
，在此记录一点感想，聊以
为序。
《报道肯尼迪之死》脱
稿于泽利泽教授的博士学位
论文。曾几何时，优秀的博
士论文一经出书，便成名著
。泽利泽教授这部著作即属
此类。此书之前，有新闻学
研究，也有集体记忆研究，
但两者基本不相往来。此书
把新闻学与集体记忆融为一
体，创立了从集体记忆角度
研究新闻叙事的文化研究路
径，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深
远影响。
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
尼迪（John F. Kennedy）
，于1963年11月22日在美
国南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
市遇刺身亡，享年46岁。一
位风华正茂、富有个人魅力
的总统突然遇刺身亡，事件
本身充满戏剧性和历史悬念
。这给《报道肯尼迪之死》
一书增添了很强的故事性和
可读性，而泽利泽教授又是
一位会讲故事的学者。但正
如作者在书的前言和致谢中
所说，她写作的初衷并不是
讲述总统遇刺的故事，而是
表达她自己当记者时常有的
一种困惑，即新闻记者靠什
么样的本领把乱麻一团的历
史事件写成头头是道、有条
有理的新闻报道。而美国的
新闻记者们，又是通过什么
样的手段，在对扑朔迷离的
总统遇刺事件进行报道的过
程中，确立了他们作为该历
史事件权威发言人的地位的
？
《报道肯尼迪之死》出
版于1992年，那时距肯尼
迪遇刺已经29年。作者对这
29年内美国新闻业对肯尼迪
遇刺事件的报道和叙事做了
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发现记
者群体犹如一个“阐释共同
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在具有高度
默契的实践过程中，不约而
同地一起营造历史。他们在
事件最初的几天里，通过“
叙事”和各种修辞策略，把
自己描绘成历史事件的见证
者，以此获得文化权威。然
后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运用
同样的叙事和修辞策略，不
厌其烦地重复他们在该事件
报道中的权威性，使他们的
叙事成为正统的集体记忆，
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权
威地位。而实际情况，用网
络时代的话说，让人大跌眼
镜。泽利泽教授在书中指出
，在报道肯尼迪遇刺事件的
记者群体中，没有任何一人
是真正的目击者，没有哪一
个记者曾目睹肯尼迪遇刺瞬
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雄心
勃勃的记者们却通过似是而
非的叙事和修辞，把自己装
扮成历史见证人。同时，对
于与他们的叙事不相符合的
历史解读，如电影、政府调
查报告甚至历史著作，他们
都视为异端，予以打击。比
如，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1991年拍摄的电影
《刺杀肯尼迪》（JFK）遭
到媒体恶评，它们称斯通并
不在1963年的事发现场云
云，却罔顾它们的记者本人
也不曾目睹肯尼迪遇刺瞬间
的史实。
《报道肯尼迪之死》一
书的结论，至今仍然震耳发
聩：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报
道，实质上是新闻记者赖以
建立自己的文化权威和职业
地位的手段。说到底，做新
闻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名声和
地位。而为了达到目的，新
闻记者们煞费苦心地营造故
事，甚至不惜打击异己，扭
曲事实。
一直以来，美国新闻学
界对美国新闻业的种种弊端
的揭露和批判几乎从未停止
过。《报道肯尼迪之死》的
批判可谓尖锐而深刻。就我
观察，泽利泽教授的学生们
对美国新闻业的批判分析也
颇有其师之风范。最近我就
读到其中一名学生的文章，
文章论述了美国的新闻记者
在报道“川普”唐纳德·特朗
普（Donald Trump）的过
程中，也因其使用历史事件
记忆的策略和叙事手法，而
有意无意地成就了特朗普及
其所代表的右翼保守民粹主
义。我们不禁要反思，美国
新闻记者这个“阐释共同体”
，这些年来都是在共同阐释
什么？当然，“阐释共同体”
的概念早已被广泛运用。世
界各地的新闻记者群体，也
同样构成了他们自己的“阐
释共同体”。但对于美国之
外新闻业“阐释共同体”的看
法，我还在等待机会向泽利
泽教授请教。
《报道肯尼迪之死》写
的是美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
大事件，事件本身具有强烈
的轰动效应。但泽利泽教授
对事件的分析和叙述自始至
终保持了极度的镇定和沉稳
，语气平和，不急不躁，像
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书中
没有做直接的价值判断，却
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完成
了对美国新闻业的深刻批判
。
在我的印象中，白红义
教授也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
学者。他说话声音不大，讲
起话来若有所思，言语之间
透露着沉稳和平静。红义教
授的这种性格，最适合翻译
本书。再加上他学识渊博，
读书多，是圈内公认的“文
献帝”，又曾于2016-2017年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与
泽利泽教授进行过面对面的
交流和讨论。因此本书属难
得的翻译佳作，自不必说。
写到此，我不禁怀念起
红义教授来宾大访学时的日
子。遥想当年，红义教授与
泽利泽教授在费城对话，那
可是中西方两代新闻学者的
对话，充满了思想和睿智，

《报道肯尼迪之死》一书对美国新闻界针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各种叙事展开深入分析，试图揭示出新闻界如何建立自身的文化权威。从肯尼迪遇刺的现场报道到多年之后的追忆，新闻界不仅在讲述总统的故事，更是在确认自身权威发言人的身份。芭比·泽利泽的分析层层深入、鞭辟入里，并能时刻呼应文化权威、集体记忆等理论命题，非常精彩。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
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重述
又出现了新的波折。1991
年12月，好莱坞导演奥利弗
·斯通执导的电影《刺杀肯
尼迪》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
电影院上映。在随后的几个
月时间里，他的刺杀事件版
本引发了大量的公共讨论，
这也导致新闻权威的运作成
为流行话语和流行文化的显
性话题。本章将探讨1991
年底、1992年初发生的事
件如何为在刺杀故事中建立
文化权威提供了额外证据，
由此支持并扩展本书的核心
论点。
1990年代初显现出了许
多早些年曾出现过的刺杀事
件重述模式。公众对政府的
不信任感逐年上升，部分原
因在于诸如伊朗门事件①、
十月惊奇I和国际信贷商业
银行倒闭事件②这样的丑闻
，与此同时，公众对政府高
级官员可能开展阴谋行为的
确信感也在增强。对权威的
持续争夺现在变得愈发复杂
，这是因为流行文化中的重
述者们付出了更有能量和看
似可信的努力。而这既引发
了关于谁被授权可以讲述肯
尼迪之死这一老问题，也出
现了流行文化能否作为适当
的、合法的讲述领域的新问
题。这两组问题都影响了媒
体继续维护它们作为刺杀故
事首选讲述者的能力。
重新争夺授权
本书已经表明，围绕刺
杀事件展开的故事还没有到
尾声，这引发了一场对于授
权的持续争夺，不同群体试
图通过推广他们的达拉斯事
件版本来宣传自己。本书尤
其讨论了美国记者合法地成
为刺杀事件权威讲述者的问
题，这一地位之所以成为可
能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常规化
的媒体近用权和机构支持。
与记者的努力相伴而来的还
有独立批评者的工作，尽管
他们遭到了官方和主流媒体
的边缘化处理，但是依然在
范围有限的渠道内继续故事
的讨论；在记者和独立批评
者之外还有历史学家，他们
将刺杀事件的碎片作为历史
记录的部分内容吸纳进来。
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都在与
其他群体争夺着讲述所发生
的故事的权威。
……
如果斯通的电影成功地
改变了刺杀事件的现状，他
就成功地对美国记者提出了
终极挑战，他们通常认为自
己是真正的第四等级。在与
记者所提出的事件版本进行
竞争的时候，《刺杀肯尼迪
》也质疑了他们的版本中所
隐含的新闻权威。这就导致
记者对《刺杀肯尼迪》的公
开批评不仅是可以预见的，
而且对他们作为一个权威的
阐释共同体的完整性也是必
不可少的。
因此，围绕电影《刺杀
肯尼迪》出现的争议以两种
方式扩展了本书的论点：一
是它体现了一种针对围绕刺
杀重述展开授权资格的持续
争夺而进行的更新，二是它
强调了流行文化在解决这一
过去的特定事件上日益增长
的作用。在这两个方面，斯
通通过在大众话语和流行文
化中讨论文化权威的运作问
题使其变得更为明确。不管
斯通的电影有多少错误或失
实之处，它也因此为刺杀事
件中更为主流的看法提供了
一种反记忆或反权威的视角
。这部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
都做到了这一点，它还对所
发生事情的相关描述和公认
的重述代理人提出了挑战。
在这两个方面，它使美国民
众了解了文化权威在这个特
殊故事中的运作情况，并且
阐明了在各种各样的故事中
塑造公共话语的声音网络。
由于集体记忆产生于此类话
语，因此需要解释这些声音
是如何融合与冲突的，它们
在哪些方面相互矛盾，为什
么它们引入的论据与当下的
话题没有什么关系。
一位作家观察到，因为“
本世纪的这场犯罪太过重要
，所以不能让它一直悬而未
决；它也太过复杂，所以不
能将其交由好莱坞的电影制
作者处理”[84]。正如重新
开放刺杀事件档案的行动不
能止步于好莱坞电影人的圈
子一样，美国公众也不应该
忽视文化权威和集体记忆的
话语运作情况。因为只要公
众无法质疑记者的文化权威
，他就不能怀疑、挑战或限
制它。这个美国过往的故事
在某种程度上仍将会是一个
关于媒体选择记住什么的故
事，也会是一个讲述媒体记
忆如何反过来变成美国记忆
的故事。如果没有记者的权
威，那么也一定会有其他共
同体、个体和机构的权威对
这一故事提出他们自己的主
张。正如本书已经显示的，
历史正是在这样的竞争中产
生的。

这本书奠定了芭比·泽利
泽作为真正的媒体观察者和
评论者的地位。
——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哥
伦比亚大学教授
一部努力让自己变成关
于肯尼迪遇刺这一集体记忆
的实用的媒介类学术书。
——《出版人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每个人都试图运用创造
国家集体记忆的权威，生产
一个非新闻性而更多是情感
性的故事。芭比泽利泽用这
本有意思的学术书讲述了这
一合理的过程，她聚焦的并
不是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关注
者，而是媒介专家。
——《图书馆杂志》
（Library Journal）
芭比·泽利泽对肯尼迪遇
刺事件的媒体报道进行了长
时间的研究，详述电视记者
如何保持其专业地位：先是
通过他们对刺杀肯尼迪的报
道，后是通过他们所讲述的
关于刺杀的故事。作者认为
，记者运用提喻、省略、拟
人等不同的叙事技巧来加强
他们作为肯尼迪遇刺事件的
权威发言人的地位，其要旨
不在于他们知道什么，而在
于他们如何呈现他们的所知
。与其他阐释共同体相比，
记者所使用的叙事技巧既巩
固了他们“告知真相”的地位
，也维持了群体内部的凝聚
力。
——白红义，复旦大学教
授
从今天的视角反观，无
论是后来关于“阐释共同体”
的大量讨论，还是对媒体记
忆的经验研究，《报道肯尼
迪之死》都有开风气之功。
这本书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界
的学者无疑有非常重要的参
考价值，而对于传播学领域
之外的社科学者乃至一般读
者，应该也有一定吸引力。
——李红涛，复旦大学教
授
近年来，我国的新闻传
播学者开始结合本国的新闻
实践来关注“叙事”“新闻权
威”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
系问题。芭比·泽利泽为我
们提供了一套基本的理论话
语。例如，她的“新闻记者
作为阐释共同体”的理论观
点已是学界的基本共识。该
书的翻译出版将既有助于开
阔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理论
视野，也有助于新闻业界更
好地理解自身工作的文化维
度。
——黄顺铭，四川大学救
授

一个非常错误的常识认为，过去是固定、永恒和不变的，而现在则是不断变化的。相反，至少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过去是可塑的和灵活的，随着我们的回忆对已发生的事情所进行的重新阐释和说明而不断变化。[1]
这是一个由美国记者重新讲述的有关约翰·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故事，他们既向公众讲述，也向自己讲述。对大多数成年美国人来说，根据1963年11月22日发生的事件形成的记忆是难以磨灭和刺痛人心的。而对美国记者来说，这一天又具有额外的意义。那些负责“报道身体”（cover the body）——这是一个用来形容无论总统去往哪里都会被贴身报道的新闻术语——的记者只不过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巡查一个新闻条线（journalistic beat）。然而，对那此在当天受命前往达拉斯的记者来说，这个术语具有令人恐怖的弦外之音。“报道身体”变成了报道肯尼迪尸体的代号，一个指代这一事件的书面用语，而该事件至今仍搅动着大多数美国人的记忆。
本书的主题是讨论记者和美国媒体在那些记忆中的位置。哪此因素使得他们成为可信的、权威的和首选的刺杀事件讲述人，这是一个具有许多曲折和微妙之处的传奇。它起源于大众普遍展现出的对于记者的敬意，因为人们直截了当地将记者提升至这样一种地位：对“真实世界”的权威而可信的观察者。然而，从对于水门事件（Watergate）①的讨论，到有关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②或1937年兴登堡号空难（Hindenburg disaster）③的回忆，新闻业中充斥着某些实践行为，这类行为使得人们质疑记者讲述新闻的权利。几乎无人思考，到底是什么优势使得媒体能够更加胜任为公众提供一个“首选”版本的现实。因此，它们在文化权威领域的边界仍处在未被探究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质疑它们。
通过检视记者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叙事，这项研究探究了记者如何建立起作为这一事件权威发言人的角色。记者把对美国第35任总统的报道变成了有关他们自己的一个传说，从而强化了他们在“真实世界”相关事件中的文化权威角色。
何为文化权威？
要想理解媒体如何将自身设定为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权威发言人，就必须具备对文化权威运作方式的更为一般性的理解。在学术研究中，在赋予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具有权威性的特殊素质方面，长期以来已经产生了诸多关于支配、权力和专业知识的争论。本书认为，权威充当着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的一种来源，引导人们以合适的标准行事。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使用集体再现的概念，认为人们正是通过集体再现才建构出一种集体化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的。这一概念表明，权威产生于通过再现形式赋予其意义的个体。[2]民俗学者、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都采用这一视角，将权威视作一种将共同体成员黏合在一起的仪式行为。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把仪式视为这样一种时刻：个体对权威展开质疑，并且巩固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3]罗杰·亚伯拉罕斯将各种形式的文化表演视作群体内部相互认证的方式。[4]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针对权威的运作提出了一种非线性观念，坚称关于权威的观念是经过编纂的，然后反馈给其编纂者，这些编纂者对其进行再一次的编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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