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余光中先生的第一本纯散文集，收录其1978年至1985年创作的散文18篇，包括《我的四个假想敌》《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催魂铃》《牛蛙记》等名篇，有随感，有札记，有山水游记，有人物散记，品类丰富，风格华美，情感细腻，语言幽默。作者将自己的才识、情怀、趣味融于散文，使抒情、用典、叙述浑然一体，呈现出他融诗人、作家、翻译家为一体的独特写作风貌。余光中先生说：“散文不是我的诗余。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体。”本书为读者打开了其诗歌以外的另一扇文学之窗。

催魂铃
牛蛙记
没有人是一个岛
秦琼卖马
我的四个假想敌
送思果
吐露港上
轮转天下
春来半岛
开卷如开芝麻门
爱弹低调的高手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横行的洋文
山缘
何以解忧？
飞鹅山顶
北欧行
沙田七友记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是我的第一本纯散文集。我
这一生写过不少抒情散文，其中有长篇，也有小品，但
是从《左手的缪思》（《左手的缪斯》）到《青青边愁
》，每逢出书，抒情散文总是和专题论文、书评、序言
、杂文等各色文体并列在同一个封面之下，其结果，当
然是体例不纯。所以从五年前的《分水岭上》起，我就
把自己的文章一分为二，像山岭分开水域那样，感性的
归感性，知性的归知性，分别出书。
自从《青青边愁》以来，我的抒情散文一直还不曾
结集。《青青边愁》里最晚的散文，如《花鸟》《思台
北，念台北》等，都已是九年前的作品了。这本《记忆
像铁轨一样长》收集的二十篇散文，以写作时间而言，
始于一九七八年冬天而终于一九八五年夏天，前后历时
七年。其间一九八〇年最为多产，共得五篇，而一九七
九年却一篇也没有。散文产量之多寡，与我当时其他文
体的写作有关：寡产之年说不定我正忙于写论文，或正
耽于写诗。一九八五年二月至八月，我为《联合副刊》
的专栏《隔海书》写了三十篇左右的杂文小品，其中不
无可留之作，但因篇幅较短，笔法不同，当与我回台后
的其他小品合出一书，所以就不收入此集了。
这漫长的七年，除了有一年（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
年）我回台北客座，其余都在沙田度过。永难忘记当日
在书斋面海的窗下写这些散文，吐露港的波光，八仙岭
的山色，都妩媚照人脸颊。集里的《沙田七友记》写于
我香港时期的盛时。那时我在沙田已经住了四年，生活
大定，心情安稳，不但俯仰山水，而且涵濡人文，北望
故园，东眷故岛，生命的棋子落在一个最静观的位置。
教了半辈子书，那是第一次住进校园，不但风景绝佳，
有助文气，而且谈笑多为鸿儒，正可激荡文思。沙田的
文苑学府，高明的人物那时当然不止七位，例如当时久
已稔熟的黄国彬和后来交往渐密的梁锡华，在我的香港
时期，便一直是笔墨相濡声气相应的文友。
《牛蛙记》《吐露港上》《春来半岛》几篇所表达
的，仍不失这种正盛方酣的沙田心情。同样是写香港的
天地，《山缘》和《飞鹅山顶》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
和临别的压力下，感情的张力就比前三篇要饱满得多。
《山缘》是我对香港山水的心香巡礼，《飞鹅山顶》则
是我对香港山水的告别式了。十年的沙田山居，承蒙山
精海灵的眷顾，这几篇作品就算是我的报答吧。如果说
徐霞客是华山夏水的第一知音，我至少愿做能赏香港山
水的慧眼。
尽管如此，当时隔着茫茫烟水，却也没有一天忘记
了台湾。《没有人是一个岛》正是我回首东顾所打的一
个台湾结，其线头也缠进了《轮转天下》和《记忆像铁
轨一样长》。其实即使在香港时期，台北也一直在我的
“双城记”里，每年回台北的次数不断增加。《秦琼卖
马》《我的四个假想敌》《开卷如开芝麻门》三篇都是
回台北小住所写；写最后这一篇时，正当三年前的端午
季节，父亲重病住院，我放下一切，从香港赶回来侍疾
，心情不胜凄惶，却因答应过“联副”，不得不勉力成
文。
去年九月我离开香港，天晓得，不是抛弃香港，只
是归位台湾。其实也没有归回原位，因为我来了高雄。
当然，就算重回台北，也不能再归回原位。逝者如斯，
既已抽足，自非前流。
作家常有诗文同胎的现象：苏轼的《念奴娇》与《
赤壁赋》便是一例。在本集里，《牛蛙记》便跟《惊蛙
》一诗同胎异育。《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的同胞，便包
括《九广路上》《九广铁路》《老火车站钟楼下》《火
车怀古》等诗。《北欧行》也是《哥本哈根》同根所生
。至于本集中的五篇山水记，若在同时的诗集《与永恒
拔河》《隔水观音》《紫荆赋》里寻找，至少有二十首
诗是表亲。作家对于自己关心的题材，横看成岭，侧看
成峰，而再三摹写以穷尽其状，一方面固然是求材尽其
用，一方面对自己的弹性与耐力，以及层出不穷的创意
，也是很苛的考验。
双管在握的作家要表现一种经验时，怎能决定该用
诗还是散文呢？诗的篇幅小，密度大，转折快，不能太
过旁骛细节，散文则较多回旋的空间。所以同一经验，
欲详其事，可以用散文，欲传其情，则宜写诗。去年初
夏，和沙田诸友爬山，从新娘潭一直攀上八仙岭，终于
登上纯阳峰，北望沙田而同声欢呼者共为六人：梁锡华
伉俪、刘述先、朱立、黄国彬和我。当时登高望远临风
长啸的得意之情，加上回顾山下的来路，辛苦，曲折，
一端已没入人间，那一份得来不易的成就感，用诗来歌
咏最能传神。用散文也能，若是那作者笔下富于感性，
在叙事、抒情之外尚能状物写景。可惜纯散文家里有一
半不擅此道。另一方面，若要记述事情的始末，例如还
有哪些游伴留在山下，为什么不曾一起仰攀，有谁半途
而回，是谁捷足先登，是谁掌管水壶，是谁在峰顶为众
人的狂态拍下照片，甚至谁说了一句什么妙语，若要详
记这些旁枝细节，用散文，就方便得多了。诗一上了节
奏的虎背，就不能随便转弯，随便下来。诗要叙事，只
有一个机会，散文就从容多了。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以文为

当代文学大师余光中的此部纯散文集创作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余光中先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香港沙田，“生命的棋子落在一个最静观的位置”，“谈笑多为鸿儒，正可激荡文思”，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一篇篇散文散发出晶莹、明快、幽默、辽阔的属性。
余光中先生在自序里表明：“三十几岁时，我确是相当以诗为文，甚至有点主张为文近诗。现在，我的看法变了，做法也跟着变了。……在这本散文新集里，诸如《沙田七友记》《没有人是一个岛》《我的四个假想敌》《开卷如开芝麻门》《爱弹低调的高手》《横行的洋文》《何以解忧？》等篇，应该都是本位散文，不是以诗为文就文得起来的。这些作品应该是散文的居民，不是游客。”这正是这本散文集的独特之处，从中可体味其散文创作的风格转变及其思想心绪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