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们跟随阿西尔进入这些二战后一代文学巨匠的世界。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了阿西尔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到BBC新闻部工作，随后认识了出版人安德烈·多伊奇，从而一同创立传奇的独立出版社——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经历。她以独特的机智和罕见坦率的散文风格，讲述了她五十年漫长出版生涯中的点点滴滴；
第二部分重点回忆了自己同包括奈保尔、简·里斯在内的六位作者的交往历程，详述了这些作者的经历以及性格特点，是真实有趣的名家轶事，也是对文学的宝贵贡献。

戴安娜·阿西尔（1917-2019），英国知名文学编辑、作家，1917年出生于英国诺福克，安德烈·多伊奇独立出版社的创始董事，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76岁退休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了小说及多部回忆录，获得科斯塔传记奖等诸多奖项，从此声名远扬。她一生未婚，于2019年1月在伦敦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世，享年101岁。

推荐序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莫迪凯·里奇勒和布莱恩·摩尔
简·里斯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
V.S.奈保尔
莫莉·基恩
后记

年轻时，戴安娜·阿西尔
美得凛然，如一尊古希腊时
代的雕像。面部线条清晰，
勾勒出有棱有角的下颌，五
官俊朗，鼻梁高挺，眼睛跳
跃着两朵火花，目光似乎永
远看向远方；表情温和，少
有脂粉气，多的是坚定舒展
，带着一种她成长的年代极
少被提及的中性美。到了老
年，她脸上的刚毅愈发明显
，显著到甚至影响了她的容
貌—人老了会被岁月打磨成
低分辨率的影像，面目模糊
，很多时候难以分出性别—
但很少见到一位老太太像阿
西尔这样仍保有坚毅的下巴
，高高的、光洁的额头。英
格兰人推崇“坚硬的上唇”，
视之为民族性的特征之一。
看啊，她的双唇紧紧抿住，
坚定、不畏缩、不妥协，就
像她的一生—这辈子她基本
上做到了按自己的想法生活
。不由感叹，时光竟能在一
个女人的面庞上烙下如此鲜
明的睿智、沉静、友善、宽
容的印记。
我第一次看到戴安娜·阿
西尔的文字，第一次知道这
位英国出版界的权威编辑和
作家，是在2008年。这一
年，阿西尔91岁，她的回忆
录《暮色将尽》获得英国重
要的科斯塔文学大奖，成为
畅销书。她做了半个多世纪
的文学编辑，并不缺乏领奖
的经验，不过都是陪着她的
作者，开奖前说些宽心的话
，很理解地看着他们脸上努
力绽出淡定的微笑。轮到她
自己，她大概是英国文学史
上年纪最大的获奖者，如此
高龄才拿到平生第一个文学
奖，想必书中内容也像消息
本身，有不同凡响之处。
《暮色将尽》是阿西尔
的第六本回忆录，薄薄的一
本，很快就看完了。合上书
，感慨她活成了诚实坦率的
人精。按说有资格写传记的
人精会写出传奇，阿西尔没
有。她的回忆录由一篇篇独
立又连续的短文组成，没有
成型的故事，只有事件的碎
片，这样的结构，可以随手
翻，翻到哪页看哪页，读起
来倒也轻松。碎片折射出她
对“老年”的种种思考。
老年是和肉体衰败、对
伴侣既照护又希望逃避、婚
姻的责任、性欲消退、被社
会遗忘、病痛、死亡等个人
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话
题在今天即使不再是禁忌，
也很少拿出来公开讨论。衰
老让她每天早晨起床变得不
甚愉快：“你必须强打精神
，挪下床，干点什么。”她
每天为穿衣戴帽颇费心思，
尽可能藏起多一点发皱的皮
肤，绝不会有一点不妥当。
“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我也
没剩多少头发了，它们就像
一张蜘蛛网罩在粉红的头皮
上，不过发型师说还没到戴
假发的地步”。说自己状态
好需要自欺欺人的精神，毕
竟人生的绝大部分是越来越
糟……阿西尔谈起来，毫无
多愁善感的小情绪，倒是颇
多“刺你一下”的想法和言辞
，似乎这些禁忌在她这儿就
是散步时被树篱中的刺扎了
一下，没什么大不了。人老
了也有好处，一个可取之处
就是性欲开始退潮，人生减
去了一项负担。老了没有情
欲，其实是“挣脱了套在疯
子身上的锁链”。“变老”还
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必再
考虑未来。死亡是人生的一
部分，每一种生物都会死。
人生之旅，死亡是最伟大的
一段旅程：“莎士比亚说过
，懦夫在死之前已经死过很
多回了。”
……
她承认自己没有为不公
正的对待争辩过什么，也钦
佩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
活动家。她坦率地剖析自己
，做编辑这份工作，是因为
自己喜欢，它能带来做好工
作的满足感；加之天性“懒
惰”，不愿为金钱操心，不
愿意为了钱去做任何自己不
想做的事，只乐意花钱，在
出版这门复杂的生意中，她
“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
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
编辑”，所以她选择做花钱
的编辑，而不是负责赚钱的
出版商。她的真实想法是，
“安德烈（多伊奇）确实利
用我的天性占了我的便宜，
忽视了我的感受，廉价使用
了我，但就这份工作而言，
还谈不上伤害了我的感情。
”她确实没有感受到男女薪
酬不平等带来的痛苦，因为
她“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她不内疚自己在争取平权
上的惰性，指出，一个人的
所作所为同时受到后天环境
和天性的影响，“为什么一
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
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
她把自己看作是“人”，
而不仅仅是“女人”。她不是
激进的女权活动家，她是温
和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别
忘了，是她出版了波伏娃的
书。
阿西尔最欣赏简·里斯的
文风。里斯常常说，文字要
“删，删，删”，阿西尔对此
非常认同，“精确的写作意
味着精确的思想”。文如其
人，阿西尔这一生都不曾拖
泥带水。

她是伦敦首屈一指的独立出版公司——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创始董事，为老板安德烈工作。她坦言，自己更喜欢的身份是“编辑”，而非“出版商”。因此，本书更像是一份职场打工人的工作手记，以阿西尔特有的坦率，畅谈工作在漫长人生中的位置与意义。
她的作者名单“群星闪耀”：诺奖得主V.S.奈保尔，普利策奖得主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女性主义文学先驱西蒙娜·波伏娃、简·里斯，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见证半个世纪西方文坛风雨，阿西尔为我们卸下“文学情怀”滤镜，以犀利视角，冷静洞察文坛大咖。
家族中第一代“靠自己谋生”的女性，先锋与局限并存，那些反叛与妥协，统统敞开写给你看。

看到安德烈·多伊奇出版
社最终沉寂，为什么我没有
更难过一些？
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英
国出版业出现变化的征兆，
如文案准备和校对标准变低
等，虽然我也经常摇头，但
还是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阅
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
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
、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
——比如糖和醋，以及它们
的心理等价物，在心怀不满
的老人眼中这可能会酿成终
极悲剧，但事实并非如此。
毕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快速简单一直是大多数人的
共同愿望。我年轻时候的出
版界和现在的区别，并不是
这种愿望现在才出现，而是
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出版界
更加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
。这可能是由某个社会阶层
对这一行业的控制有所放松
导致的。
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
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
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
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
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
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
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
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
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
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
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
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
度想，我曾经出版的很多我
喜欢的书，有不少肯定也是
无意义的，对其他出版社来
说也是如此。有两位典型的
阶层作家，一个是来自不那
么自命不凡一端的安吉拉·
瑟克尔，还有一个是来自另
一个极端的弗吉尼亚·伍尔
夫。出版瑟克尔的书很让人
尴尬，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
，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
出版她的书，因为显然会热
卖。而伍尔夫，那是我年轻
时所崇敬的作家，如今谈起
却似乎更令人尴尬，因为她
既有的声望已经过高了。她
不仅属于那个社会阶层，而
且无法突破阶层的界限，也
无法突破那些自觉“美丽”的
文字，那些形容词，哦，天
哪！这几乎成了阶层标准，
但不用说，其实这些词语本
来也无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
犯。
只要牢记这一点就能对
抗忧郁，还有一点是，其实
依然有很多人反对太多快餐
性质的东西。只要去看看超
市里专卖有机食品的货架越
变越长的速度就能知道。而
且，尽管不多，但仍然有一
些出版商，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一心一意地支持严肃写作
。
我刚刚就参观了一个这
样的出版社：这是七年以来
我第一次再次踏入出版社的
办公室。我感到惊讶，多么
熟悉的感觉，我知道门后所
发生的一切……我曾经多么
喜欢这个环境。“它还在那
里！”回家的路上我这样对
自己说，这个“它”，不仅仅
意味着我所认识的出版界，
还有一些更令人放心的东西
，那就是“年轻”。老年人其
实并不想愁眉苦脸，但年龄
有一种眼罩效应，导致老年
人狭窄视野里往往包含着越
来越糟的东西。因此，想到
这个狭窄的视野外还有很多
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四十、
三十或二十岁时一样，真的
非常令人欣慰。
我并没有因为出版方式
的变化感到严重困扰，这似
乎很合理。因为对我来说更
难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
看到那么多令人震惊的证据
，说明生活中存在很多愚蠢
、残忍到不可接受的事物，
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狂暴
，远远没有跟上人类的聪明
才智，只要能深深地感受到
这一点，该如何觉得生活依
然值得呢？我想答案就在于
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吧。
多年前，在贝克街附近
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一个
人说，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
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
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
赢，但总是能影响大众，足
以让我们继续前行。我一直
记着这个对我们所处困境的
粗略评估，而且深深认同。
当然，前提是所谓的“智慧”
不仅仅意味着智力敏捷，还
意味着人类这种存在随时准
备好去理解和寻求其他存在
、事物或事件的本质，去尊
重那个本质，去合作，去发
现，去在需要忍耐的时候忍
耐，去享受，并且短暂地去
共存。哎，看起来很可能迟
早我们都会因为自己的愚蠢
，或与某个游荡的天体发生
碰撞而追随恐龙的脚步消失
。但在那之前，我相信智慧
的酵母会继续以一种或另一
种方式运作。
即使最终徒劳，但就我
们所见，人类仍然是进化的
顶峰，无论黑暗的深渊有多
深，生命依然在尽力享受和
培育，并没有屈服于绝望而
背叛。我甚至模糊地认为生
命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行星
，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规律
，可能存在于宇宙的任何地
方，只要某种物理（或化学
？）条件占主导地位，就能
从微尘中点燃生命。人类用
各种不同的神的名字来称呼
的，就是这种神秘之物的某
个方面吧，只是不取个名字
就让人觉得抓不住重点。
以我自己存在的微观层
面来说，相信这一点就意味
着，尽管我读了报纸，尽管
看到了安德烈勇敢努力的悲
惨结局，尽管我的青春因心
碎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但
每天早上醒来，我依然喜欢
这存在（我要向安德烈和年
轻的自己道歉，因为把对他
们来说如此痛苦沉重的事件
轻而易举地忽略掉）。我也
意识到自己非常幸运，而我
大部分的运气来自工作。当
我深受感动，对着我作为编
辑的时光，写下“未经删节”
几个字时，那是因为这段时
光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如此多
的

写这本书几乎算得上我
所有写作经验中最好的体验
。
——戴安娜·阿西尔
出版界人士和对文学感
兴趣的人会发现，阿西尔对
当代著名作家的描绘令人无
法抗拒。
——《出版人周刊》
这本关于书籍出版事业
的回忆录应该让任何关心20
世纪文学的人都感到满意。
——《华盛顿邮报》

1
几年前，身兼作家和历史学家的美国出版商汤姆·鲍尔斯好心地对我说，我应该写一本关于自己五十年出版生涯的书，他还说：“你得把所有数字都写进去，人们就想知道这个。”这些善意的话，导致本书差点在我提笔前就胎死腹中。
这一部分是由于家庭背景，这个我等下会解释，但我确定，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心理上的某个怪毛病：我记不住数字。每次我回忆起在伦敦住过的各种房子时，我能看到前门的不同颜色、通往其间的台阶被磨损的不同样子、围绕着各块土地的不同栏杆，但全然不记得任何有关的数字。我的银行账号多年来一直没变过，但我每次写支票时，还是需要查阅支票簿才能写下账号。每次需要告诉一位作者他的书籍印量时，要是手头有材料，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但要是三个月之后再来问我，到底是3000册还是5000册，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出版相关数字，是我们支付给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的出版期权那令人汗颜的25英镑，以及我们为弗朗茨·冯·巴本所写回忆录的连载版权支付的30000英镑，这个数字在当时令人印象深刻。
我当真能研究数字吗？
不，我做不到。
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自四十多年前成立以来我一直是该出版社的董事之一）于1985年被卖给汤姆·罗森塔尔后不久，汤姆就将这家出版社的全部档案卖给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大学，而我，既没有钱，也没有精力去塔尔萨钻那些小山一样高的纸堆。我承认我对自己这种能力欠缺还挺心存感激的，因为我其实还有一个不足，我知道优秀的研究人员都喜欢做研究，但我的确从未做过，而且我已经八十多岁，不打算再培养这种本事了。所以本书估计不会是汤姆·鲍尔斯感兴趣的那种有用的书，但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想写一本20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版业的历史，而是因为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当我离开人世，所有储存在我脑海里的经历也会消失，就像用个大橡皮一擦就没了。我内心深处有某些东西发出了尖叫：“哦，不！至少救回一部分吧！”这就像一种本能的抽搐，而非理性的意图，但具有相同的说服力。按照印刷厂的传统惯例，如果想要恢复已删除的文字，编辑会在该文字下方打一排小点，同时在页边空白处写上“未经删节”几个字。所以写这本书时，我试图以最原始的形式（很遗憾缺少数字）来对我的部分经验进行“未经删节”处理。已经有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做出了更好的描写（尤其是杰里米·刘易斯在《志趣相投》中所描述的一切，不仅风趣宜人，还尽可能叙述了出版业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及背后的原因）。而本书的全部内容，只是一个年老的前编辑的故事，她想象着哪怕只有几个人愿意去读，也可以让自己死得不那么彻底。
故事开始于我父亲告诉我：“你必须自己谋生。”这话从我童年时期，也就是从1917年开始，他就经常在说，但他这么说，暗示着谋生这件事并不很自然。我不记得自己曾对这个想法感到不满，但确实有点令人担忧。这是因为我外曾祖父，一位约克郡的自耕农兽医，当年赚了一笔大钱，但也可能是娶了个有钱老婆，然后在诺福克买了一幢带有1000英亩土地的漂亮房子。在我们这一代孩子们看来，这里仿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正是因为这个地方，一直让我觉得自己属于母亲这边的家人。我父亲那边则基本没赚到钱，光亏钱，所以没能拥有让我们得以扎根的土地。他们在17世纪从诺福克出发去安提瓜搞甘蔗种植园，干得倒还不错，但最后生意失败，积蓄也花完了。所以到了我那个时代，阿西尔几代男人们已经将自己谋生视为理所当然。但即便他们有着更为脚踏实地的一面，将这一法则施用于女儿身上，我也还算是第一代。女儿们如果结婚，当然用不着自己去谋生，可是—当然这话他从没说过—这个时代的婚姻取决于没有嫁妆加持的“爱情”，所以结婚已经不再是绝对靠得住的谋生手段。
直到最近，步入晚年的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出版业的职业生涯时，才意识到我的家庭背景所起到的很多决定性影响。
1952年，与安德烈·多伊奇在他的第一家出版社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工作了五年之后，我和他一起成为他的第二家出版社的创始董事，这家出版社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也可以说我近五十年来都是个出版商，但实际上我并不是，而且是我自己的出身阻碍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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