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然而，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11世纪曾经纵横恣肆、辉煌一时、充满外向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在正统的笼罩下趋向内在、保守、封闭、自省，失去创新的动力。
本书作者刘子健试图回答：一度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国家的古代中国，为何会逐渐停滞不前，成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他的假设是，强大国家的存在，在统治意识形态下，扼杀了所有威胁其现状的发展。他比其他学者更进一步，描述了统治意识形态中正统观念的形成过程。

刘子健（1919-1993），蜚声国际的宋史专家。就读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精通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四国语言，1946年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团队史料专员。20世纪50年代后，研究重心从现代中日关系史转向宋史，代表作有《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两宋史研究汇编》《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等。

序言
导言
第一部分 从北宋到南宋
第一章 关注差异
线索与方法
资料与假设
第二章 宋代学术
文学
经学
史学
第三章 宋代儒学
思想与制度
不同派别的新传统思想
第二部分 12世纪
第四章 道德保守主义
亡国之耻的震撼
变革之门的关闭
保守主义者的正统要求
第五章 专制政体与宰相们
走马灯般的宰相（1127-1134年）
宰相团队（1135-1136年及以后）
权相长期独掌朝纲（1139-1155年）
别有用场的前宰相（1161-1162年）
第六章 个案研究：从辉煌到流放
谁有资格做榜样？
初擢签书枢密院事
宰相团队和国家政策
道德保守主义者的政治风格
从巅峰到谷底
第三部分 新儒家成为正统：得不偿失的胜利
第七章 道德挂帅的新儒家：从争论、异端到正统
分析架构
道德先验论者自命正统
思想的传播与道德的结合
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
失算的“伪学”之禁
从危机到国家正统
余论
注释中所用简称
参考书目

11到12世纪，中国历史
长河中出现了一场令人瞩
目的转折。这场波澜壮阔
的文化转型携蓄着巨大的
能量，看起来似乎将生生
不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
引发转变。但是，事实恰
恰相反，新的文化模式经
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
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
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
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
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其
原因何在？这场转折，不
仅为中国历史之关节所在
，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重要
个案。
一些教科书将这个时期
即宋代中国（960-1279年
），描述为“近代初期
（earlymodern）”——大城
市的兴起、蓬勃的城市化
、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贸
易的发达，凡此种种，无
不令人称奇，尤其是纸币
的使用，更是其他文化所
难以想像的。伴随着经济
进步的，更有文官制度的
成熟、文官地位达于巅峰
、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
到普及、文学艺术的种种
成就，以及最后，但同样
重要的——新儒家对古代遗
产的重构。宋代中国因而
具有了与近代欧洲相类似
的某种表征，而且，它比
欧洲要早多。
本书却秉持一种截然相
反的看法，其理论前提是
：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
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
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
、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
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
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
。
可想而知，将宋代中国
视为“近代初期”的东西方史
家是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
球历史的关照之下，将欧
洲历史当做了度量衡。因
此，对于宋代，他们同样
强调经济因素。但是，无
论这些因素本身是多么重
要，却不一定能构成前近
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宋
代中国占据中心地位的，
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
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
非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
反映。
或者可以这样说，宋代
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
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
总体而言，官僚统治阶级
为经济发展制定规则并从
中受益。它不允许商人或
商人利益在决策中发出强
音。的确，一些商人子弟
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带来的
纵向社会流动加入统治阶
级，但是，他们从此也便
被士大夫圈的文化所同化
，不再代表其家族的经济
背景。
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
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
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
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
有出现。宋代是中国演进
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
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
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
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仅此
而已。
假如是这样，那么，为
什么在许多方面都发达和
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没
有向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开
拓，却反而转向了内向？
这便是本书所要探究的核
心问题。
对许多人和事，我都怀
着无比的感激。对我的妻
子刘王惠箴博士，我要感
谢她从未间断的宽容和谅
解；对中国燕京大学和美
国哈佛一燕京学社已故的
洪业教授（William Hung）
，我要感谢他在学术上的
多方垂范；对我的母校匹
兹堡大学已故的Leland
D.Baldwin 教授和 George
B.Fowler 教授，我要感谢
他们时常提醒我要立论持
平；对哈佛大学退休教授
杨联陞先生，我要感谢他
的博学多闻，在我做客坎
特伯雷的数年中，他曾慷
慨地给予我建议；对已故
的 Anatole Mazour 教授和
Albert E.Dien教授，我要感
谢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时给
予我的鼓励；对杜维明教
授，我要感谢他源源不断
的激励，在他前往加州大
学伯克莱分校和重返哈佛
之前，我们曾在普林斯顿
共同设计课程和从事编辑
工作；我还要感谢普林斯
顿的 Willard J.Peterson 教
授，他参与我的讨论课程
，对我的研究一直保持兴
趣。
我从与多位海外学者的
不断交流中获益良多。在
台北，有宋晞和王德毅教
授；在北京，有邓广铭、
王曾瑜、陈智超以及其他
多位教授；在东京，有已
故的青山定雄教授和我特
别要提到的斯波义信教授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
有京都的宫崎市定、佐伯
富、竺沙雅章、梅原郁、
衣川强诸教授。当然，本
书的错误一概由我个人负
责。
最后，我要感谢哈佛大
学东亚研究出版部的
Katherine Keenum博士，
她以最大的耐心编辑本书
，促其面世。我在普林斯
顿东亚研究系的同事James
Geiss 博士也为本书的写作
提供了许多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