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生中，巴金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不同时代的动荡与变迁。巴金自称是“‘五四’的儿子”，毕生不倦地追求着、反抗着、挣扎着、适应着又变化着。作者从史料出发，忠实地记录了巴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艰难的奋斗历程。
本书以巴金为经，以他的几位朋友为纬，贯穿多个历史事件，大起大落，动人心魄。书中，一百年逶迤道来，政治、历史、文化交相渗透，视野宏阔，材料翔实，夹叙夹议，跌宕有致，展现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图景。

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夜听潮集》；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盗火者》；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他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引言
第一章 新潮
第二章 少年安那其
第三章 圣地法兰西
第四章 徘徊于文学与革命之间
第五章 烽火中
第六章 沉默中退守
第七章 大转折
第八章 在朝鲜
第九章 胡风集团案
第十章 多事之秋
第十一章 走近深渊
第十二章 十年一梦
第十三章 回归之路
尾声
主要参考书目

在中国的土地上，巴金
生活了101个年头，横跨两
个世纪。
在这期间，世界的变动
太大。两次世界大战，一
出出惊悚的、悲惨的、《
麦克白》式神秘的戏剧，
从20世纪启幕，一直联翩
演出至中叶，然后为“冷战”
时代所代替，而终止于柏
林墙颓然坍塌的瞬刻。然
而，革命并未终结。资本
市场从西向东、由北而南
迅速拓展，形成全球化运
动，席卷每个角落。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年
专制主义传统的封闭的国
家，直到20世纪初，才结
束帝制统治，走向共和，
而与世界大潮相连接。所
谓“共和”，实际上徒具形式
。中华民国几十年间，都
是军事较量，“五四”新文化
运动失去开展的空间，人
民长期缺乏科学和民主的
必要训练。所以，新政权
建立以后，在政治家说的“
十七年”间，仍然得以沿用
战争年代的方式管治：“以
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
运动，至“文化大革命”十年
达于“顶峰”。20世纪七八十
年代之交，引进市场经济
模式而摒弃“西方主义”，从
此开启权力与资本并辔而
行的时代。
现代化、民主化进程无
可抗拒。知识分子以其理
念、知识和技术，有力地
推动这一进程。但知识分
子不可避免地因此遭遇各
种逼拶、侵蚀、消解和打
击，特别是来自东方的一
群。
巴金就是这中间的一位
代表性人物。
时代造就他，同时也毁
损他。一百年间，他在不
断蜕变，化蛹成蝶，化蝶
为蛹。从他的身上，我们
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系列悖
论的发生：从理想主义者
到经验主义者，从世界主
义者到爱国主义者，从社
会批判家、政论家到小说
家，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领
导者，从大家族的叛逆者
到家族的大家长和保护人
。他一面努力抵制这种变
化，另一面又顺应这种变
化，他本人把这种状态称
之为“挣扎”。直到晚年，他
仍然在做痛苦的挣扎。
时代的形塑力确实强大
到无可比拟，但是，也不
能说个人的思想、人格和
意志在客体面前完全无所
作为，正因为如此，单就
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其间
所呈现的命运的形相便何
其不同。所谓“命运”，它不
是先天的、决定论的，而
是个人与时代互动的结果
。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则是集体人格与时代互动
的结果。正如苏联诗人曼
德施塔姆夫人娜杰日达从
一代人的劫难中所深刻体
验到的：“命运并非一种神
秘的外在力量，而是人的
内在储备和时代的基本倾
向这两者精确演绎的结果
；虽说在我们的时代，许
多受难者的传记都是根据
那丑陋可怕的标准纸样剪
裁出来的。”
巴金天生热情，而又富
于理性；他性格内向，却
也喜欢倾诉，喜欢谈论自
己。他不止一次说过，他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对
于认识巴金，这个自我阐
释应当是最基本的，意味
着在他的身上存在许多互
相对立的、复杂的因素。
然而，困难恰恰出在这里
。譬如他说要“讲真话”，但
是又分明说过自己“说了很
多假话”(不限于“思想汇报”
或“交代”，以及由他人代为
拟写的“代言”之类）；他强
调“把心掏给读者”，却又说
“我可不愿意掏出自己的心”
。他甚至透露说，他还有“
不曾倾吐的感情”“咽在肚里
”，未曾言说出来。因此，
关于巴金，我们不可以相
信任何人的结论，包括巴
金本人。唯有发掘和累积
尽可能多的材料，通过不
断的比较、证伪、猜想与
反驳，重构巴金及围绕巴
金的全部历史。
巴金寄希望于未来。对
于自己的言说，他曾表白
说，“我相信有一天终于会
弄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
假”，以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或许，这个预言是可以
确信的。

本书勾勒了五四运动至21世纪初，中国现代著名知识分子巴金在时代大变迁、大转折中波澜壮阔的人生与心路历程。巴金从理想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从世界主义者到爱国主义者，从无政府主义者到社会主义拥护者，及晚年的反思与责任担当，充满着理想的坚守、时势的把握、思想的蜕变，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浓厚的家国情怀，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抉择与命运。全书视野宏阔，史料翔实，写作娴熟，内容直白犀利，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重要人物的刻画充满着检讨反思及现实关照，对于回顾历史，面向未来，具有较大启发意义。

历史是需要想象力的。如若不然，仅凭21世纪的生存经验，必定无法感受一百年前中国社会的整个氛围，更说不上理解。那时，帝制时代已然结束，共和时代刚刚开启。两个时代之间造成的短时段的裂隙、松弛、混乱，犹如神话小说中的魔瓶，偶尔揭开盖子，那个被压抑了几千年的自由的精灵便趁机逃逸出来了。
老王朝的权臣、政治强人袁世凯意欲侵吞革命的果实，不得不乔装为共和主义者。但当他自觉坐稳了大总统的宝座，策动群僚劝进，诏令称帝时，想不到抗议之声遍于全国，“二次革命”勃兴，结果忧惧而死。随后“辫子军”张勋复辟，更不用说是一出小闹剧了。个人独裁搞不起来，政党独裁也搞不起来，所谓“共和”，虽然说不上深入人心，毕竟有新鲜感；其自由平等的意涵，无论如何容易为长久生活在专制的窒息的空气中的人们所接受。而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落脚位置。这叫“民意”。用卢梭'的概念，也可叫作“公意”。
在传统社会，颠覆性的力量只有农民，这时多出城市工人和市民。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革命，城乡力量结成政治同盟，同时投入到革命的烈火之中，这样一种历史经验，已经能为中国的革命者所采用。还有两种新兴的社会势力：其一是政党，再就是知识分子集团。政党组织严密，斗争的目标直指国家政权，因此常常秘密作业，带有地下性质。知识分子不同，集团的结构十分松散，而且是公开的搅局者；作为价值观念的创造者、阐释者和传播者，唯恐天下不乱，但是他们之所以注目于政权者，唯是为批判而批判罢了，这是他们不同于政客的地方。此外，还有一种无形的势力，就是意识形态。它被制作为成打成打的纲领、文件、口号，犹如一种黏合剂，联合各种不同的党派势力并为它们所利用。没有它，现代政治运动不可能实现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
民国成立前后是一个密云期。中央政府趋于衰微，政党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工农力量依然处在沉睡状态。这时，社会失去中心，太阳隐匿，雷鸣电闪便只有知识分子。他们怀着一种紧迫的使命感，探索中国的出路。与同盟会的革命父辈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注重国家、政治革命和武装斗争，而是倾心于社会革命。短短数年，西方的许多有关社会改造的思想汹涌进入中国，社会主义大行其道。其中，无政府主义以其激进性，对青年一代特别富于吸引力。
新兴知识分子最早接受18、19世纪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大约也因此染上法国式的英雄主义气质。他们热烈向往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所有提倡社会革命的人中，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数最多。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发起“留学俭学会”，实行“工读”，鼓动和帮助学生到法国学习，此外还有大批劳工出国，壮大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他们先后成立许多团体，分散于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漳州、汉口、成都、长沙等地；在国外，除了法国，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的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也都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社团。这些社团出版时事通讯、刊物，还有无政府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1915年以后，无政府主义从中国思想界的边缘进入主流，火山活跃带随之转移到北京寻找爆发口。
首都北京有《新青年》，有北京大学，有应运而生的新文化运动。而无政府主义的主题，恰恰把文化革命看作社会革命，这样便拥有了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革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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