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掌故大家徐一士的文史掌故著作，记述了晚清时期各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标格奇异的学者王闿运、李慈铭与章太炎，文武两途的左宗棠与梁启超，在中央或地方掌控实权的大吏或武人陈夔龙、段祺瑞、徐树铮与孙传芳，清季红顶商人胡雪岩，等等。

瞿序
孙序
谢序
自序
王闿运与《湘军志》
王闿运与肃顺
湘绮楼之今昔
李慈铭与王闿运
李慈铭与周祖培
谈章炳麟
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
太炎琐话
太炎弟子论述师说
左宗棠与梁启超
谈柯劭忞
谈陈三立
谈廖树蘅
谈隆观易
谈吴士鉴
谈陈夔龙
谈段祺瑞
谈徐树铮
谈孙传芳
谈胡雪岩
壬午两名医
吴汝纶论医
杭州旗营掌故
阉人掘藏事述
周跋

《一士类稿》（以下称
《类稿》）是著名掌故历史
大家徐一士的首部文章结集
。它于1944年11月由上海
古今出版社刊行；同月再版
。据说，是书在1948年曾
经再版，具体情况不详。20
世纪60年代，台北文海出版
社发行、由沈云龙主编的《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刊印
了《一士类稿》与另一部掌
故文集《一士谭荟》
（1945年版）的合集。之
后，山西、北京等地的出版
社，先后出版了单行本或合
编本的《一士类稿》。此次
中华书局重加整理，予以出
版，也是考虑到它具有丰富
史料价值。
徐一士，1890-1971，名
仁钰，字相甫，一士原为笔
名。原籍江苏宜兴。其祖徐
伟侯（道光丁未进士，与李
鸿章为同年，李徐有通家之
好）因赴京应试，落籍宛平
，后裔遂为北京人。伟侯子
致靖暨其子仁铸等俱为戊戌
变法重要人物，政变后遭重
谴。致靖弟致愉中举后分发
山东任知县，携家属赴鲁，
民国二年返京。一士先生于
1910年毕业于山东客籍高
等学堂，经清廷学部考试，
赏举人出身。一士先生官历
不显，最高仅在北京政府农
工商部矿政司任主事，
1928年以后在中国大辞典
编纂处任编纂员，迄1955
年退休。期间，曾在北平平
民大学（新闻系）等高校兼
任讲师或教授。退休以后，
任北京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
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
变后，因曾在香港《大风》
杂志发表有反日内容的文章
，在北平被日本占领军拘捕
，系狱三个月，遭受拷打，
经各方人士营救，始得出狱
。为维持家口生计，仍继续
撰写无关时政的掌故文章。
一士先生家学渊源，中
西贯通，民初居京后，任《
新中国报》编辑，且任“报
界同知会”编辑主任。在《
新中国报》发表有关近代中
国史料文章后，引起知识界
注意。刊文既多，影响益大
，京、津、沪、宁、港等地
报刊纷纷约稿，相继担任京
、津地区《京津时报》《京
报》等报的编辑，任《时报
》《大公报》等多家报纸的
通讯员，以及《国闻周报》
《逸经》《大风》《中和》
《古今》等期刊的特约撰述
。值得一提的是，从1929
年7月至1937年7月的8年时
间里，一士先生与他的四兄
凌霄，在上海《国闻周报》
上连续发表题为《凌霄一士
随笔》（下称《随笔》）的
掌故文章。这些文章，经台
北文海出版社逐篇影印编为
四册，收入沈云龙主编《近
代中国史料丛刊》上。20世
纪90年代中期，山西古籍出
版社引进后加以整理，作为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之一
出版。一士先生的哲嗣泽昱
先生据山西版《随笔》复加
整理，全书120万字，由中
华书局于2018年编为三册
付梓。从1941年开始，一
士先生在《中和月刊》连载
《近代笔记过眼录》（下称
《过眼录》）。文海出版社
曾予以影印，收入沈编《近
代中国史料丛刊》中，山西
古籍出版社则将之整理刊世
。《随笔》和《过眼录》是
著者分别在两个刊物上连续
发表的文章，迹其用意，是
想在结束后将文章结集出版
，但囿于主客观条件，未能
实现。对于该二书在一士先
生身后能整理刊世，非但是
先生一人之幸事，对广大读
者而言，亦未尝不是一桩快
事。
《一士类稿》篇名，顾
名思义，是以类相从，将文
章按类编排结集。1944年
11月初版时，该书校阅者周
黎庵（劭）未及序跋，迨同
月再版，修订了初版的若干
错字，同时增加了校阅后记
（《周跋》）。不过，未悉
出于何种原因，再版时该书
虽然收入了《周跋》（及一
士先生照片），但是《周跋
》二字却未出现在目录中。
有关《类稿》的出版情况及
校阅者对该书的评价，见之
于他序、自序及《周跋》，
不赘。需要指出的是，据著
者自述，书稿原编有三十余
篇。但成书后，《类稿》全
书正文仅收24篇，其中有一
半以上是取自《凌霄一士随
笔》中，其余各篇，自然是
从发布在各报刊的文字中挑
选出来的了。《类稿》编辑
时，著者所刊文章，当在二
百篇内外；若这种估计大体
属实的话，《类稿》所收文
章，是刊文中十里挑一。由
此说来，所收文章，应是著
者认为属于自己研究的精品
。
细心的读者不难从《类
稿》目录中发现，该书前边
九篇文章，是介绍三位标格
奇异的著名学者：王闿运、
李慈铭与章太炎（王四篇，
李两篇，其一兼王，章四篇
）。其后是比较年青中举未
能进士及第而文武两途、结
果志大业大的左宗棠与梁启
超。第三类是五位志业不同
的士人：柯劭忞、陈三立、
廖树蘅、隆观易、吴士鉴。
第四类是曾在中央或地方掌
控实权的大吏武人：陈夔龙
、段祺瑞、徐树铮与孙传芳
。第五类是清季红顶商人（
胡雪岩）。第六类是以中医
名世（薛福辰、汪守正）与
最早反中医的知名学者（吴
汝纶）。第七类是以诗记述
杭州旗人旗事者（三多）。
第八类是记述晚清京郊发掘
银窖的太监（苏德）。林林
总总，可谓照顾到了晚清时
期各界具代表性的人物。体
例严谨，文字洗练，所记或
可补以往清史传记中所收各
该人物纪事之不足。
书后的《周跋》除了对
一士先生及其作品高度评价
，还月旦并世另外两位历史
掌故高手瞿兑之与黄溶（哲
维）。瞿兑之与徐一

本书以记清末掌故为主，共计27篇，有19篇分别载于《国闻周报》、《逸经》等杂志，所写人物多为文坛学界名宿。如王闽运、李慈铭、章太炎、陈三立、廖树蘅、张百熙等，又记有靖港之役、咸丰军事史料、庚辰午门案等，多为作者亲身见闻，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参考价值。

宜兴徐一士先生，享盛
名垂三十年，所为文史小品
，散见南北报章杂志，多不
胜计，然而从来不曾有过单
行本的出版。爱好他文字的
，不惜从整本的《国闻周报
》中剪下来，再加装潢，硬
面烫金，什袭而藏之。像这
样的爱好者，我也见到过几
位，然而零剪积，了无系统
，总不成一本书。我当时猜
测徐先生的心境，为什么不
出几部单行本呢？像我们这
样轻率为文的人，也出过几
本集子，为什么一位享名南
北三十年的老作家而计不出
此？要是说没有出版的机会
，那恐怕未必。仔细一想，
唯一的理由，乃是徐先生谨
慎从事的地方，把文章看得
和古人的一样，不肯轻易付
梓，一定要视为名山事业才
能结集传后。这虽与现代的
出版潮流不甚相合，但亦足
见徐先生的重视他的文字和
古道可风了。
我和徐先生神交已久，
两年来书札往返，从未间断
，却还没有识荆的机缘。今
年春间，偶然向他建议，要
他整理出一部分稿子来出版
，竟蒙他破天荒地答应了。
谁知他一整理就是半年，我
们轻率的人半夜可以立就的
事，在他的手中竟是半年！
其中虽有疾病的耽搁，但也
足见其将事之慎重了。我当
时曾答应了他，除了校阅之
外，还要写一篇序跋之文类
，可是因为出版期匆促，仅
有看一遍的机会，连仔细地
校对也谈不到。书中误植的
字很多，实在对不起读者。
至于序跋之文，本来也想好
些主意，预备谈一些掌故学
之类，不料瞿退之先生的序
文寄到一看，洋洋洒洒，令
我不敢再着一字。直到出版
以后，才拿起一本仔细拜读
，除改正几个错字预备在再
版修正外，更随便写几句，
作为校阅后记。
看了徐先生的相片（我
把他相赠的照片未征同意发
表了）和文字，总会当他是
个积学的老儒，只懂些国故
旧学吧！谁知他却是念洋文
的学生出身，而他的家世，
还是中国开明运动的急先锋
呢！他的伯父与从兄《清史
稿·列传》卷二百五十一与
谭嗣同、杨锐同有传。伯父
名致靖，从兄名仁铸，盖乃
戊戌政变要角。徐先生的父
亲，照他的文章中看来，大
致也在直隶、山东一带为州
县，家学既厚，交游亦广，
又久居日下，曾驻帝辇，以
他这样的条件，来谈掌故，
不特当世无第二人，恐怕继
起的也要兴无人之叹吧！名
之曰绝学，亦要无不可。
徐先生名这本书曰《类
稿》，表示以类相从的意思
。首九篇谈清末三位脾气怪
僻的文人王壬秋、李莼客、
章太炎，次谈清代最知名之
乙科（举人）两人左季高与
梁任公，次谈柯凤荪、陈散
原、廖荪畡、隆无誉、吴纲
斋等五位史诗文家，次谈陈
夔龙、段祺瑞、徐树铮、孙
传芳等疆寄武人，次谈清末
巨商胡雪岩，益以薛福辰、
汪守正两名医及吴汝纶论医
，而殿以杭州旗营掌故及阉
人掘藏事述。在徐先生原稿
中，尚有所辑近人诗文书札
一类为殿，因为印刷成本关
系，并未把他印人，这是非
常抱憾的一桩事。
从这样一张目录单上看
来，我虽以此书的发行人来
讲，不敢说是徐先生全部作
品的精华，而是很平均地从
他的著述中提出了若干分之
几，而预备将来继续出版《
一士类稿》乙集、丙集的。
我希望这志愿能从速实现，
俾使他的著作有全部问世的
一日。
我虽然生长东南海滨，
要谈掌故，不能如徐先生那
么有好环境，但自幼迄壮，
除看书外，所听闻的却也不
少。大致人家所说的所写的
，我都能领会，而且能辨别
他们的真实与否，叫我自己
下笔，则不敢着只字。历史
这一门学问，要他绚烂容易
，要他忠实则大难。我在十
七八岁的时候，跟一位父执
听一位自命掌故家（这位先
生在前清干过佐杂官儿）讲
李莲英遗事，形容得极尽跋
扈飞扬之致，和小说上的刘
瑾、魏忠贤差不多，出入起
居拟于王公不必说，还说李
监带了大红顶子云云。太监
哪有头品顶戴之理，我那时
忍不住驳了他一句。那位掌
故家大为不怿，径斥我小孩
子懂得什么云云。客人去后
，我的父执把我嘉奖一番，
认为我的话驳得有理，那时
我洋洋自得极了。但是到了
今日，我却没有勇气说李莲
英的顶子一定不是红的。凡
历史必有赖于证据，我们若
仅仅看见过清宫的祖训，便
以为李莲英不会戴红顶子，
这是靠不住的。
徐先生谈掌故的长处，
就在于平淡，而且多引他人
著作，（这也就是证据），
自己的话很少很少，即批评
他人著作的话，也说得很少
，有的时候简直就不说，让
读者自己去批判，其头脑之
冷静与态度之公平，凡历史
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徐先生
是都有了的。
这样，徐先生的文字在
文采上就吃了亏，风致、活
泼、俏皮等字眼，在他的文
字上就加不上去。我可以说
徐先生是学胜于文。但是文
采的收敛，也是因为要求内
容的真实性而出此，可谓两
难不能并了。
最近十年来有三位谈掌
故的名家，徐一士先生可谓
史胜于文的，《花随人圣庵
摭忆》作者黄哲维可说是文
胜于史的，（哲维虽文才横
溢，但所著书多不经语及矛
盾处。）适于两者之间的，
则有瞿退之先生。我编的刊
物，遇有瞿、徐两先生合撰
的文章（如《谈翁松禅甲申
日记》），是由瞿先生执笔
而

徐一士先生最近就他的历年撰述抽编一部《一士类稿》，要我作一篇序，这是极荣幸而且极有意义之事。
因徐先生的文章而想到，所谓掌故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当先加以讨论。我以为中国正史与杂史的分途自宋始。我们读《史记》《汉书》，觉得史家叙述一个重要人物，每从一二节上描写，使其人之性情好尚，甚至于声音笑貌跃然纸上。即一代兴亡大事，亦往往从一件事故的发生、前后经过，着意叙述，使当时参加者之心理，与夫事态之变化，都能曲折传出。而其所产生之果，自然使读者领会于心。例如《史记》写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张良谏止一事。郦食其的话是有理由的，而张良的话举不出理由。但看他入见高祖时的偶然事态，以及仓促间借箸代筹的神情，挽回千钧一发的局势，就在他临机应变的几句话，可知当时彼此间的微妙心理。这样关系千古治乱的大事，就是这样诙谐似的被决定了。所以不但高祖与张良两个人的个性暴露无遗，而且可以将当时主张恢复封建与主张沿袭秦制的两派人心事和盘托出。司马氏之所以为良史，正在于这些地方。后来史家每办不到而渐趋于官样文章之形式，所以然者，秉笔之人多少有一点公务的史职在身，而后代的文网较为苛密，加之私家的传说太多，不是公认的话不敢说，不是官式的史料不敢依据。因此虽然极好的史裁，也受了限制，不能像《史记》那样活泼泼地了。不过唐以前的史家，虽或不能尽情发挥，犹能于翦裁去取之间示其微意，使后人善于读书者自己去领会。例如陈寿《三国志》记高贵乡公讨司马昭一事，在本纪里面一字不提，而但载太后令及大将军上言，便是明明告诉后人，这两篇文章是一种掩饰之词，更足见高贵乡公之为冤死。所以照这样看来，后世史家所依据之官式史料，竟多难于置信，愈是史料完全的，愈恐难于置信。若是并完全史料而无之，则更不用说了。良史之苦心，不是细心体会，又有谁知道呢？
有许多的史料，不是史家所能亲眼看得到的，这种史料，不知埋没掉多少而成为千余年的煨烬尘土了。《文选》载陆机《吊魏武帝文》一篇，自云元康年中游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据其所采用者而观之，则当时史臣所收录者不但是一篇口传的令，而且将弥留顾命时的情形也都记了下来。甚至关于遗令的事后情形，也都有一贯的记载，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当其大渐时的言语，必不暇自己动笔作书，而必是尽职的侍臣，据实笔录，以供他日参考。而所说的话，又不是都可以公开以示四方的。所以只可存于秘阁，而成为一种秘密文献。这一段记载，显示曹操的真性情以及其私人生活家庭状态之一斑，较之任何纪载更有价值。而陈寿作《三国志》时竟未采入，不知是未曾检阅到这件档案呢，还是认为无关于政治而略去不载？总而言之，不能不说史家对于史料之去取，虽良史亦不免有失当的地方。
正史杂史之分途，也可以说就从《三国志》启其端。《三国志》固以文笔严洁见长，而叙写事实亦不免有简略之失，为后世官修史书之徒，以勾勒轮廓为尽职的开一先路。至于杂史之多，也就起于三国。因为地方既然分裂，自然各处的纪载不同。有本处的事，非本处不能知的。有甲处的事，自己纪载不详，而转见于乙处、丙处的。其时宣传与反宣传的工作，都很厉害。例如《曹瞒传》是吴国人作来骂曹操的，我们知道他有作用，不敢十分相信，然而多少可以看出曹操之为人。又如陈群、华歆、王朗一般人寄书与诸葛亮，明明是代魏国劝降的文字，然而可以反映当时中原士大夫对于流亡在西南者之一种同情。推而至于一切琐屑的遗闻佚事，都有其所涵之意义。所以陈寿不采而裴松之采以为注。现在拿裴注与陈志合看，觉得有许多隐情，是陈志所未显言，而裴氏以一片深衷极周慎地博引群书，替他衬托出来的。杂史之不可废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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