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希尔达·杜利特尔关于自己1933—1934年间前往维也纳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日记和追忆。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墙上的文字”是作者时隔十年后对两次精神分析的回忆（写于1944年）；第二部分“圣临”是她在第一次精神分析期间的日记（写于1933年）。这些文字不仅记述了作者本人关于自身记忆和战争恐惧的思考和感受，展现出诗人丰富敏感的精神图景，也留存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珍贵记录，真实地勾勒出弗洛伊德的暮年肖像。本书被视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希尔达·杜利特尔(1886—1961)，20世纪美国女诗人。早期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意象派特点，后期诗歌的题材和风格呈现多元化发展。代表作有《红蔷赤铜》《三部曲》《海伦在埃及》等。

序言
作者前言
墙上的文字
圣临
附录

《墙上的文字》，献给
无可挑剔的医生，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写于1944年秋
，伦敦。未参考1933年春
在维也纳时做的笔记。
《墙上的文字》曾见于
《今天的生活与书信》
(1945—1946年于伦敦出版)
。
《圣临》，是《墙上的
文字》的续写或者序章，直
接取自1933年的旧笔记，
但1948年12月才在洛桑结
集成册。
H.D.

阅读这本随笔真是一种相当独特的体验，作者的表达有时如水晶，直接呈露出心灵的全部内在褶皱，有时又如梦呓，引领读者缓步进入无限幽深的时光和伤痛，而在这些经历、话语的对面安稳地坐着一位温柔、慈和，对于走向终点无比坦然却也会抱怨自己没有收到生日礼物的老人，似乎在他的注视底下，一个更强健的自我得以诞生并从容地与他道别。

1
那是1933—1934年的维也纳，我住在自由广场旁边的雷吉娜酒店。桌上有一本小小的日历。我算着日子，划掉已经过去的日期，清点着周数。我的精神分析次数有限，而时间又流逝得如此之快。当我把钥匙放在前台时，行李搬运工说：“等哪天，你能代我向教授问个好吗？”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的。他说：“啊对了，还有教授夫人！那真是位了不起的女士。”我说自己还没有见过教授夫人，但听说她是教授的完美妻子，再也没有(有吗？)比这更高的赞美了。他又说：“你知道伯格街吗？等到，唔，在教授去世以后，它将改名为弗洛伊德街。”我沿着伯格街一路走去，拐进那个熟悉的入口：维也纳9区，伯格街19号，就是这里了。石阶很宽，一侧带扶手栏杆。有时我会遇到从楼上下来的人。
石质楼梯是弧形的。平台上有两扇门。右边的一扇是教授工作场所的门，左边的一扇，则是弗洛伊德一家的门。很显然，两套公寓这么安排就是为了尽量分开家人与病人或者说学生。于是，一边是属于我们的教授，一边是属于家庭的教授。那是一个大家庭，多有瓜葛，姻亲、远亲、家族朋友都在其中。楼上还有其他公寓，不过，除了排在我前面接受精神分析的人以外，我很少在楼梯上遇到别人。
接受精神分析的时段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一周五天，其中四天从下午5点到6点，一天从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这是第二轮精神分析的时间安排，我做了记录，是从1934年10月底开始的。我离开瑞士，准确地说是战争开始后，许多书籍、信件都被我落在了那里，其中包括1933年在维也纳时写的日记。我隐约记得，教授有意为我安排了与第一轮精神分析相同的时段，因为我常对他说，傍晚是我在一天中最喜欢的光景。无论如何，我一共有五周时间，最后一次是在1934年12月1日。相比来说，第一轮分析持续时间更长，开始于1933年3月，有三到四个月。我原本没有再回维也纳的打算，但1933年夏天到1934年秋天之间发生了太多事情。我听说了陶尔斐斯事件的新闻，虽然多少令我不安，可也没有影响到我个人。我回到维也纳是因为我听说了关于我偶尔遇到的，从楼梯上下来的那个人的消息。他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场会议上做了讲话，开自己的飞机去的。返程途中，他在坦噶尼喀坠机了。
2
我并没有经常在楼梯间遇到他。他会在教授的书房或者诊室里拖延片刻，继续与教授谈话。如此一来，我就碰不见他，因为在大厅里挂好外套后，我会被直接带入等候室。或是，他会在我准备进入教授的房间时刚好从里面出来，在我挂外套和帽子时来取走他的衣帽。他个头非常高，看上去像英国人——却又有哪里不太对。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拿到欧洲大陆的学位之前或之后，在牛津待过一段时间。无论如何，他绝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但这怎么看得出来呢？不过，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的确没错——“像英国人，却又有哪里不太对”，其实，他是荷兰人。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名字是J．J．范德莱乌。有一次他受教授之托，来和我商量交换分析时间的事。那是夏日里的一天，在郊外的一座大宅子里，位于德布灵，弗洛伊德一家到这里避暑。那天应该是在1933年的6月末或者7月初。在那里，接待我们的方式比较随意，没有在教授自己家里的那种真实感或现实感。不过，我没有在市郊这座属于陌生人的宅子里与维也纳永别。我又回来了。
我向教授说明了我回来的原因。在我接受第一轮分析的时候，教授七十七岁，我四十七岁，范德莱乌博士相对年轻许多。教授和我说，大家都管他叫“飞翔的荷兰人”。他是位杰出的学者，因公务来这里跟随教授一起研究如何把精神分析的理念应用于通识教育，从而追求一个更宏大的实际目标：促进国际合作与理解。他家境优裕殷实，有影响力，出身高贵，在荷属东印度拥有大片种植园，并曾经为了调研神秘学而游历印度。在那边，他接触到一位老师或是年轻的信徒，体验了东方式教育。但这没有令他感到满足，他还想用灵性的法则来解决当今的严重问题。在我看来，他是成就这项绝佳事业的绝佳人选。教授不曾和我说过，范德莱乌博士自己知道，他出色的飞行能力与他内心深处的欲望或者说潜意识中的倾向有所联系。“飞翔的荷兰人”自己知道，只要是在空中——在那适合他的环境中，他便很容易飞得过高，飞得过快。“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教授说道，“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和他都真正关心的问题。”教授又补充道：“上次他走后，我感觉找到了解决办法，我真的有了答案。但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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