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首批图书共5册（1-5集），共收录29位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专家的口述史，包括（按生年排序）:
第1集：黄明信、关懿娴、熊道光、沈燮元、刘德原、袁正祥；
第2集：彭斐章、庄守经、李孝友、张树华、武复兴、谢灼华；
第3集：倪波、卢子博、乌林西拉、高树榆、刘尚恒、沈继武；
第4集：吴慰慈、张安珍、李龙如、阳海清、沈迪飞、朱岩；
第5集：潘寅生、谭祥金、赵燕群、韩锡铎、詹德优。
翻阅《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1-5集），宛如转动五彩斑斓的万花筒，读者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图书馆人的闪光精神，可以洞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激荡变化，更可以穿越时空倾听图书馆前辈发自肺腑的心声；又仿如步入知识的殿堂，向图书馆前辈致敬，向图书馆事业膜拜，受图书馆精神洗礼。
本书是及第三集，讲述了倪波、卢子博、乌林西拉、高树榆、刘尚恒、沈继武这五位专家的故事。

序
前言
倪波口述史
青少年时期
求学北大
从长春到南京
老兵新传
卢子博口述史
从业四十六年
不能忘却的往事
我对公共图书馆的认知与感悟
期盼与祝福
乌林西拉口述史
个人成长经历（1936-1958年）
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工作的42年（1958-2000年）
建设馆藏特色文献保障体系
参与促进图书馆学教育
推动图书馆学术研究
高树榆口述史
学生时代
筹建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
借地开馆
组建家庭
“文革”前的文艺创作
担负重任
命运把我留在了宁夏图书馆
重心转移　创作丰收
退休生活
刘尚恒口述史
家庭背景
从私塾到高中
母亲的言传身教
与图书馆结缘
北大求学遇良师
芜湖印象
“二馀斋”的由来
进天图“开药方”
举家回原籍
调入安徽师大图书馆
重返天图
对古籍文献保护、收藏与利用的见解
图书馆在藏书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对我国历史上几位重要藏书家的评介
关于天津水西庄的主要研究观点
对印章的研究与认识
《鲍廷博年谱》与《鲍廷博年谱长编》
笔耕不辍　硕果累累
对年轻人的嘱托与厚望
《八十抒怀》总结一生
沈继武口述史
少年时光
大学教育
教学生涯
图书馆事业生涯
家庭生活、退休生活、社会交往

口述历史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情，记忆是有重量的
。人们的经历，装在心里
，就成了记忆。这些记忆
一旦说出口，被我们听到
，就成了历史。历史有多
重，记忆就有多重。
2015年起，国家图书馆
和全国图书馆界的同人们
一起担负起了这份重量。
在那一年于广州举办的中
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记
忆项目资源共建共享研讨
会上，全国30家图书馆以
及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共
同发出了《全国图书馆界
共同开展记忆资源抢救与
建设倡议书》，并启动了
第一个中国记忆资源共建
共享项目——中国图书馆
界重要人物口述史。从那
一年开始，我们走出图书
馆的大门，走进一位位前
辈的家门，寻访他们的故
事，叩启他们的心门。截
至目前，全国共有28家单
位参与了这一项目，共开
展了48位图书馆人物的访
问工作。受访人物中，有
图书馆业界的老馆长，有
图书馆学界的老教授，也
有图书馆各相关领域的老
专家。此次出版的第一批
中国图书馆人物共29人的
口述史，是受访人中年龄
较大、访问开展较早的一
批成果。
图书馆人，默默奉献、
甘为人梯，总是关心别人
多、为人服务多，没有太
多的机会讲自己。在访问
中，前辈们终于有机会将
自己作为主角，讲述自己
的故事，也让我们能够领
略他们的人生，走进他们
的内心世界。
人类身上背人类很多美
好的情感、优良的品德发
源于童年，来自父母，来
自故乡。接受访问的前辈
们都生于动荡的岁月，大
多家境贫寒，年幼时便吃
过很多苦。即便在那样困
难的岁月里，他们依然有
幸在父辈、师长的影响下
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熏
陶。是什么塑造了他们的
精神世界？是老师教刘德
原唱的第一首歌——《苏
武牧羊》；是关懿娴垂垂
暮年还能背诵的《李陵答
苏武书》；是谢灼华在大
人们围坐讲古时听到的忠
烈故事；是在夜归的船上
，倪波耳畔响起的《松花
江上》；更是幼年阳海清
要刻在石头上的“精忠报国”
；是年少的沈迪风将名字
中的“风”改为“飞”背后的岳
飞情结……在他们最早的记
忆里，闪烁的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光亮，是中国人未
曾断绝的家国情怀、英雄
情结。
他们的童年都曾经历过
战争的苦难。一些人父母
早逝，还有些人流离失所
。在访问中，我们能感受
到他们对侵略者、对战争
的恨，对战乱中民众遭遇
的深切同情。那是在刘德
原家门前落下的炮弹，是
在沈继武头顶上盘旋的敌
机；是詹德优村口的断桥
，是韩锡铎被毒打的爷爷
，是赵燕群被炸毁的家园
；又是黄明信等联大师生
西南三千里的远征，是
1949年11月的一个夜里熊
道光写下的“迎接解放宣言”
……战争的苦难磨砺了他们
坚强的性格，也铸就了他
们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
信念。
在这些口述史中，我们
能清晰地看到前辈们的奋
斗之路。每一个人的成才
与成功都离不开不懈的努
力和拼搏。我们看到贫穷
的土家族孩子张安珍，筚
路蓝缕，千辛万苦，终于
考取了武汉大学；也看到
年轻的彭斐章，坐了八天
九夜的火车，远赴苏联求
学深造。当被问起为什么
选择图书馆作为自己的专
业（职业）时，他们的答
案各有不同：或是个人明
确的理想，或是受到中学
老师的指点，或是完全出
于偶然。但冥冥中，这又
是一种必然。因为他们很
小就爱上了阅读，早就成
了书籍的朋友。还因为马
克思、列宁、克鲁普斯卡
娅、梁启超、李大钊、毛
泽东等都曾在图书馆里工
作或学习，这使得图书馆
在他们心中成为一个神圣
的地方。前辈们都十分怀
念自己的大学时光，在讲
述中，回忆他们的青春，
他们的同学，他们刻苦的
学习，丰富多彩的生活、
兴趣爱好与社会活动。当
然谈论最多的，还是他们
的老师。王重民、刘国钧
、赵万里、沈祖荣、皮高
品、徐家麟、桂质柏……这
些在中国图书馆历史中闪
光的名字，在他们的记忆
里是那样鲜活、生中国图
书馆人物口述史（第二集
）动。在前辈们身上，我
们能看到这些图书馆界巨
人的影子，也能感受到文
脉的赓续、薪火的传承。
在口述史中所占篇幅最
大的，还是前辈们对自己
职业生涯的回顾。他们从
不同的角度回忆起许多共
同的事件：新中国成立后
各地的图书馆建设，统编
图书馆学教材，编制《中
国图书馆分类法》，编撰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筹建中国图书馆学会和高
校图工委，参与国际学术
交流，推动海峡两岸学术
交流，设立图书馆学硕士
博士点、参加1996年在北
京召开的国际图联大会，
等等，为我们呈现出新中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大事
记。在业界工作的前辈，
讲述最多的是馆舍的建设
、馆藏的建设、读者的服
务、业务的发展；在学界
工作的前辈，回忆最多的
是学科的建设、教材的编
写、学生的培养、学术的
交流。做老师的，心里想
的永远是学生；做馆前言
员的，心里想的永远是读
者。
在中国图书馆事业中，
前辈们的身份各不相同。
他们有的是守护者，用一
生守护馆藏、研究古籍文
献，维系中华的文脉；有
的是开拓者，扎根基层与
边疆，建设起一座座图书
馆，服务一方读者；有的
是燃灯者，在讲台

在他们心中，图书馆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潘寅生深夜跋涉的时候，身上背着的沉重书箱？是关懿娴在英国毕业后经由香港回北京时，手中握着的单程车票？是彭斐章与导师在深夜的莫斯科火车站最后的惜别？是李孝友念念不忘的《澹生堂藏书约》中的“天下人之书，天下人共读”？……“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读完这些文稿后，我们终于明白，在他们的心中，图书馆就是那个能让他们安心的地方。
本书不仅开创了中国图书馆口达历史的新时代，而且在全球图书馆界树立了一座令人景仰的口述史学术丰碑，对于中国图书馆记忆的保存乃至全球图书馆口述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青少年时期
关于我的“三个谜团”
说到传记，现有的关于我个人的“传记”，有些是组织出面要求我个人提供材料的，有些是他人撰写的，也有一些是我本人提交草稿，最后由他人审定的。因此，现有的关于我的传记就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在涉及我的姓名、出生年月、祖籍这三个最基本的内容时，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我也经常开玩笑说这是关于我个人的“三个谜团”。对此，我想先解释一下。
（1）我的姓名。我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姓和名，有曾用名，有笔名。我笔名大概有几十个，使用比较多的有“犁播”（《中国古农具发展史简编》《中国农学遗产文献综录》这两本书出版时的署名都是用的这一笔名）、“小波”等。我的曾用名是倪正祥，后来我偶尔也会用“政”代替“正”。我将名字由“倪正祥”改为“倪波”大概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倡“反封建迷信”，而我总觉得名字中的“祥”有点封建迷信的味道，所以就想改掉。由于我对于农业、农学一直非常感兴趣，于是就改名为“倪波”，因为发音与“犁播”很接近。
（2）我的祖籍。我祖籍浙江，出生在安徽。这样就存在两个籍贯的问题，很多书上写得都不是很清楚。我是浙江宁波象山人，我的祖辈居住在海边，以打鱼为生，至于祖辈是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迁到安徽，我也不是很清楚。
（3）我的年龄。我出生于1935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公历为1935年12月12日）。后来有一次街道工作人员来登记户口，到我家登记的是两个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可能因为需要登记的人数众多，工作量较大，这两位小年轻比较马虎，登记时把我的生日和我老伴的生日混为一谈。我老伴出生于1938年十二月十七日，把我的也写成1935年十二月十七日（农历），这个时间折算成公历就是1936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书上会把我的出生日期写成1936年的原因。
从私塾到崇善小学
1935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我出生于安徽省和县最南端与无为县交界的地方——雍镇乡，这是一个很小很普通的地方，在全国的地图和分省地图上都找不到。而我，又出生在一个世代文盲的家庭里，自我有记忆开始，清楚地记得：我的祖父、祖母是文盲，我的父亲、母亲还是文盲。
我父母一共生育了六个小孩，四男两女，我排第二，是家中的长子。当时，家中条件非常艰苦，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不是很重视，因此，我的兄弟姐妹中不少也是文盲。1941年3月，我进入雍家镇蒋氏私塾读书，这是我个人要求的结果。当时因为家里条件差，父母的想法是小孩能不读书就不读书，以减轻家中负担，但最后家里商量后同意我去读私塾，因为父母也觉得，家里总要有个孩子识点字，用我们当地的话讲：“要会写人名字啊！”如果一个人连名字都不会写的话，长大后肯定要吃亏，而这个家庭肯定也随之要吃苦。基于这样的考虑，父母同意我入私塾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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