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诗歌书系》从中国诗歌古今演变和中国现代诗歌体式整体观的视角，将二十世纪以来的主要诗歌体式等量齐观。包括式古近体诗、词、散曲、新诗、创作歌词和民歌民谣，按体式厘为六卷，作品产生的时间大体上限定在1895年至1949年之间。其中，《古近体诗卷》选录古近体诗共千余首，诗人共202位，包括清末文人、旧学学者、新文学作家、社会贤达以及其他旧体诗作者。本书重视诗歌艺术标准，勾勒现代古近体诗发展面貌，揭示其对传统诗歌抒情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叙事传统的开拓等特点，将丰富而有层次感的现代旧体诗歌创作与观念的演变历程，通过作品生动地呈现出来。既为读者提供优秀的现代旧体诗作品，又为现代诗歌史提供新的视野与文献资源。

《二十世纪中国诗选书系》前言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1895-1949年间古近体诗歌的走向
凡例
王闿运
冯煦
吴俊卿
方守彝
樊增祥
黄遵宪
陈宝环
沈曾植
释敬安
林纾
陈三立
张謇
严复
徐世昌
陈衍
单士厘
康有为
……

1900年，八个帝国主义
列强打进中国、打进北京，
西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奔
，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
危机，于是，爱国救亡、推
行新政、共和革命、实业救
国、共产革命等运动相继兴
起。从19世纪末叶就开始起
步的中国社会转型进一步向
前发展：从农业文明转向工
业文明，专制主义转向民主
主义，传统文化转向现代文
化。相应地，作为文化一部
分的传统诗歌也在发展、变
化。
中国传统诗歌源远流长
，繁荣丰富，产生过无数各
具特色的流派和繁星满天、
各有独特魅力的诗人。千百
年来，他们的作品脍炙人口
，传诵不绝，既表达，也同
时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但是，在进入20世纪之际
，中国传统诗歌却必须随着
变化。这是因为：
时代变了，中国面临着
救亡、改革、革命等新课题
；
世界变了，中国人面临
着前所未见的新世界、新事
物；
思想变了，马克思主义
以及西方的各种思潮、流派
，东方近邻日本以及北方苏
俄的思想、文化相继输入；
语言变了，产生了大量
的新词汇和新的语法结构与
句式。
这四大变化要求作为语
言艺术的诗歌也发生相应的
变化，其结果便是“诗界革
命”“新派诗”和“白话新诗”
的相继出现。
戊戌变法前夜，约光绪
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
（1896～1897）之间，夏
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
相约“作诗非经典语不用”。
当时，维新派正企图融合佛
教、儒家、基督教三教的思
想资料，建设为维新运动服
务的“新学”，所谓“经典语”
，即三家著作中的词汇。这
类诗，被称为“新学之诗”。
其代表作为谭嗣同的《金陵
听说法》：“而为上首普观
察，承佛威神说倡言。一任
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
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
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
取，庵摩罗果掌中伦。”诗
中“卖人子”一典取自《新约
?路加福音》，“喀私德”为
英谱Caste的译音，用来指
印度封建社会把人分为几种
等级的种姓制度；巴力门为
英语Parliament译音，指英
国议会；法田、性海、庵摩
罗果均为佛家语。谭嗣同通
过这首诗批判封建等级制，
表达对英国议会制度的向往
。主题是积极的，思想是先
进的，但是，全诗堆砌来自
“三教”的新名词，使诗的语
言源泉更为窄小，完全忽视
诗的艺术特点，既算不上诗
，也算不上好的政治宣传品
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
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
推进“诗界革命”。他在《清
议报》《新民丛报》《新小
说》等刊物开辟《诗界潮音
集》等专栏，又发表《饮冰
室诗话》，提倡“以旧风格
含新意境”。他说：“欲为诗
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
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
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
诗。”又曾在《夏威夷游记
》中表示：“竭力输入欧洲
之新思想，以供来者诗料。
”梁启超的这一段议论，鼓
励开创、革新，虽提倡用“
新语句”，但将“新意境”列
为首位，这样就既符合诗歌
的艺术特点，又纠正了早期
“诗界革命”者的形式主义偏
颇。中国古典诗歌在漫长的
岁月里创造了多种多样的诗
体和相应的格律，积累了丰
富的艺术经验，梁启超要求
接受这些诗体、格律、经验
和遗产，“以旧风格含新意
境”，“保持古人之风格”，
貌似软弱、调和或不彻底，
实际上方向正确，是一条正
道。
黄遵宪是最早走出国门
的中国外交官之一，也是最
早描写域外风物“吟到中华
以外天”的诗人，题材、内
容都空前扩大，风格上也相
应有所变化。“费君半月官
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
他将自己的这些具有新特点
的诗作称为“新派诗”，以与
传统诗词相区别。在《饮冰
室诗话》中，梁启超大力推
崇黄遵宪，树之为“诗界革
命”的样板和主将。康有为
的诗风和黄遵宪有所不同，
但他在和人论诗时主张借助
“欧亚”的思想和资料，以“
新声”表现“新世”，即所谓
：“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
欧亚造新声。”可见，他和
黄避宪、梁启超都是同调。
在“诗界革命”中，梁启
超虽主张“革其精神，非革
其形式”，但是，在西方音
乐教育传入，歌词写作兴起
之后，传统诗词的格律和形
式也受到挑战。黄遵宪写作
的《军歌》，梁启超赞美“
其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
是“诗界革命”“至斯而极”的
顶峰之作。《江苏》杂志发
表的几首歌词也得到梁启超
的充分肯定，希望作者们由
此精进，出现中国的莎士比
亚和弥尔顿。黄遵宪的诗作
早年受到梅县民间山歌的影
响，1902年，他向梁肩建
议，进一步向民阿文学学习
，发表《杂歌谣》，“叫的
于弹训、粤退之间”，我三
言，成五育，成七言，成儿
育，或长短句。梁启巡接受
这一建议，除刊出《爱国歌
》《新少年歌》等新式顺词
外，也发表《粤退，新佩心
》和《新粤议》一类作品。
这些作品，在格律上已经和
传统诗词大相径庭，但梁启
超仍然高度评价其艺术成就
，赞美其“芳椰惟侧，有《
高骚》之意”。
晚清时期，维新派、革
命党人为了争取下层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纷纷提倡白话
文，《无锡白话报》《杭州
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