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记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陶器烧制技艺（荣昌陶器制作技艺）数十位传承人的人生经历、回忆和感悟，制陶之路的传承与创新。记录整理时注重忠于原貌，把握其语言特点并保留相应元素。
这是一本谈手艺的书，更是一本谈文化的书。在手艺人的叙事中，你可以更真切、更深刻地了解传承人及他们所秉持的工匠精神，让读者心怀温情和敬意。

罗天锡
梁先才
钟德江
刘吉芬
向新华
张俊德
肖文桓、肖亚岑
钟鸣
肖祥洪
周光建
刁显超
郭绍全
袁心权
梁大
张海文
熊宁
李加兴
梁洪萍
范鸣

“非遗”传承人口述“非遗”
发展史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
田野实践方法，所采录的内
容包括民间艺人身体“技艺”
的经验知识和相关的民俗历
史文化“记忆”。两者是“非
遗”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形
成的逻辑框架，也是构建“
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
的两个重要维度：即主体论
维度的“技艺经验”和本体论
维度的“文化记忆”。
本书选择了20位荣昌陶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采访记
录，他们中有的是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有的是市级非遗
传承人，还有的是市级工艺
美术大师，大多仍在制陶领
域辛勤耕耘，尤其是一些年
事已高的传承人，仍在为荣
昌陶的发展助力。他们丰富
的人生经历，精进的技艺，
对荣昌陶发展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载体是人，具有“艺
在人身，艺随人走”的活态
性特征。匠工们的工作之伟
大，之有趣，反映在他们的
手艺、人品和他们的言谈举
止里。因此，本书所展示的
文章、图片仅仅是一些缩影
。传承人讲述的与文化遗产
相关的人生经历、技术经验
是活态遗产，他们的语言所
代表的是养育他们的风土人
情、匠人精神，是他们在常
年的生活和劳动中练就的精
华，如不加以抢救、保护和
整理，就可能消逝在历史的
长河中。
非遗作为一种“群体记忆
”，在其传承过程中，大多
由传承人以“口传身授”的形
式代代传递延续，少有文字
记录。20世纪初，著名文化
学者冯骥才根据中国非遗保
护和传承的实际情况，创造
性地将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
应用到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中，并于2006年从遗产
学的角度提出了“传承人口
述史”的全新概念。在他看
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
的、动态的、活动的，是不
确定的，它保存在传承人的
记忆和行为中，想要把非遗
以确定的形式保存下来，口
述史是最好的方式。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
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对传承
人的保护分为活态保护和档
案化保存。而口传资料作为
“记忆档案”，是非遗保护的
重要手段。我们也知道要完
成《荣昌陶器》的撰写，离
不开传承人的生活经历，正
是他们有“择一事，终一生”
的执着与专注，用奋斗书写
精彩人生，才有了荣昌陶的
今天。为了给传承人的记忆
留声，我们的研究生们不辞
辛苦，多次到荣昌安富街道
采访传承人，通过他们的回
忆，我们做了录音，对传承
人的口述资料进行整理，不
仅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技艺传
承的历程，展现传承人在实
践中的创造智慧，还体现了
传承人对该门技艺的情感，
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生思考。
我们所做的记录工作，既是
把荣昌陶传承人持有的与项
目相关的技艺和记忆记录下
来，也是理解荣昌陶传统文
化的一条路径，让活的文化
能够以文献的方式留存，可
有效弥补已有文献、档案之
不足，也可为民间文化保护
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份宝贵的
资料。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
们在撰写重庆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荣昌陶器》
一书时，考虑到传承人口述
史研究一章里传承人口述史
字数太多，便把这部分内容
从书中抽出来，单独编辑出
版，这一想法得到了荣昌区
文化旅游委和非遗保护中心
的大力支持，使《记忆留声
——荣昌陶非遗传承人访谈
录》得以付梓，同时也得到
中国纺织出版社李春奕编辑
的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
意！

“择一事，终一生”，“艺在人身，艺随人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动态的、活动的，是不确定的，它保存在传承人的记忆和行为中，
口传资料作为“记忆档案”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
《记忆留声——重庆荣昌陶非遗传承人访谈录》为读者了解荣昌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其技艺提供了宝贵资料。

李 您是怎么从一个注浆工调到技研组去从事设计工作的呢？
罗 1968年底，厂里的生产任务比较重，每年都要拿出新产品去参加广交会，厂领导发现我有这方面的才能，把我从成型车间调到了技研组，专事工艺陶的设计工作。进技研组之前，还有段小插曲，我经常捏一些小动物，有一天偷偷塞了几件进窑里，想烧成后看看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啥样。结果没想到，因为那批产品要送到广交会，厂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在窑边守着，我不敢去取自己的作品，眼睁睁地看着销售科的人将成品都打包送到广州交易会去了。幸好领导不知道是我烧的私活，如果查出来，按厂里的规定要扣工资，一件罚5元，那时一个月工资才20多元，有7件作品，要罚起来遭不住，我心里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有外商打电话来询问购买小物件的事，管生产的副厂长刘乾龙一打听，才晓得是我的作品。于是，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如何偷偷做陶器的？没办法，我只好说明了情况，没想到领导不但没有罚我，还把我调到技研组工作。后来才知道，我偷做的几件东西，在广交会上引起了外商的兴趣，省轻工业厅的领导看到展品后，对厂领导说：“你们厂里有人才，怎么还向上面要人呢？如果能重视自己培养的人才不是更好吗。”就这样，歪打正着，我才进了技研组。当然，我调到技研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罗明遥和毛超群老师的极力推荐，不然像我这样的注浆工，是不可能进入技研组的。可以说，这一工作调动是我从事工艺陶器研发的一个转折点。
李 技研组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您在里面做哪些设计呢？
罗 进了技研组，我才发现厂里的新产品设计、研发都靠这个部门来完成，工作任务自然很重。每年春、秋两季的广交会，厂里都要拿出新产品去打开市场。20世纪70年代初，我设计出一匹奔腾的马，经过1200个的高温烧制之后，黑釉光亮、造型生动，外商看中就要订货1000件。我也没有想到工艺陶雕能受到外商的欢迎，这打破了荣昌陶雕塑品一直无法出口的历史。由于外商订货多，有的外商还专程跑到厂里来订货。工艺陶雕产品全部都是人工生产，要大批量生产就成了一个难题，所以厂里让我在做设计的同时，还要亲自培养一批搞雕塑艺术品操作的技工，不仅设计要新颖，制作也要跟上去才行。我比较善于发挥自己的长项，就是把雕塑的概念应用到陶器的造型上。我当时设计了三种立马的造型，高20多厘米，一件3.8元，来厂里订货的客户和厂里的工人，都不喊我的名字，直接叫我“罗马儿”。我设计的陶雕，每一道工序我都必须先熟悉，设计出来后，组织操作人员，把关工序，这些都是为了保障最后的质量。有一次，我又设计了一批“马”的工艺陶雕，它们不仅造型多样，而且质量优良，在广州交易会上，被外商看中，订了1万件，我们在两个月内就成功交货，此后，外商对我设计的东西都很放心。到了春、秋两季广交会上，外商都要问我去了没有，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后，厂里每年都要派我去参加广交会。之后，我设计的陶雕，一直连续生产了十几年，产量近200万件，在当时全国单件陶塑品中也算是产量最高的。当时的厂长刘乾龙就说过：“每当企业有困难的时候，都好在罗天锡的设计好销。”省轻工业厅的领导在会上也说：“单件产品数量能上万的，罗天锡算一个。”
李 由于您的陶艺不是世代传承而来，受到传统的制约较少，反而让您有更多创新的空间，您是怎么看待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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