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世界，三种不对称性关系——资本与劳动、国家与公民、国家与国家——仍然广泛存在。在“依赖不对称”背景下，资本强势、政府权力与国家霸权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我们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必须运用以正义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本书精选经济学家卢周来的十八篇学术札记，作者从日常生活现象切入，以政治经济学为方法展开论述，关照并剖析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兼具生活化的体察与学理性的思考。

卢周来，1970年生，安徽安庆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供职于某研究机构。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军事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在《经济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等发表论文数十篇，在《读书》《天涯》等发表学术随笔及札记百余篇，出版有《缔约视角下的企业内部权力之谜》等专著四部、《穷人经济学》等随笔集三部及《战争经济学》等译著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项。曾在《经济观察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图书商报》以及“搜狐财经频道”等多家媒体开设过专栏。

序言
足球经济学
吃的背后
环境问题背后的经济学
盗窃者？“盗火者”？
美国宪法的政治经济学
关于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札记
民粹主义三题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东西——对全球化与新经济的几点思考
“非典”的政治经济学片想
白领的社会经济学
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
社会公平问题的经济学札记
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
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
“你幸福吗？”
万里路 一本书
思想多棱镜里的五四
这个世界会更好吗？
参考文献

一
农历正月初二的上午，
我迫使自己冷静下来为将要
出版的此书写序言，却很难
摆脱昨晚中国男足失败带给
我的沮丧。表面上看，这是
一场也许可归因为各种偶然
因素而失败了的足球赛。这
些偶然因素包括教练排兵布
阵不当、球员场上状态不佳
、主力球员因伤缺席、域外
环境不够友好等等。但是，
如果仅仅是如此，那么，为
什么就一场足球赛，却让我
、我周遭的朋友甚至全国人
民如此沮丧呢？
就因为，一场看似偶然
的失败球赛背后，潜藏着更
宏大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存在
。
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
，我写了那篇《足球经济学
》，就收在这本集子里。在
那篇札记中，我梳理了足球
发展的历史，特别是“阶级
政治”如何把一个曾在贫民
区流行的游戏，一步步打造
成世界上观众最广也因此最
能赚钱的赛事；我同时还提
出警告：如果资本用力过猛
、贪婪过甚，未来亦可能毁
了这个赛事。
亦是在那篇文字里，我
回忆了中国足球改革设计者
的初衷。1992年6月，决定
中国足球未来的“红山口会
议”在我老单位院里召开之
时，中国男足至少还是亚洲
劲旅，但让人担心的是行政
力量（即权力）支配下的僵
化。改革者以为，引入职业
俱乐部体制后，中国足球既
可以保持一贯的纪律性与血
性，同时还将兼具市场激励
带来的活力与技术上的进步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引
进俱乐部体制后，市场优势
未见多少发挥，但其阴暗面
——假球、黑哨、赌博、腐
败——却放大到了极致！我
当时的观点是，改革的初衷
是发挥两种体制的优长，但
结果却是集中了两种体制的
缺陷。中国足球不仅未克服
僵化的缺点，其仅有的纪律
性与血性，还被市场体制下
的资本给玩坏了！
记得2010年此文发表后
，在“百度”某吧引起一场争
论。最具批评性的观点是，
此文小题大做。足球就是足
球，不应该附加那么多其他
因素。否则看似“微言大义”
，实则会降低足球赛事的纯
粹性以及给球迷带来的快乐
的纯粹性。
我当时是这样反驳的：
今日世界上也许还存在自发
的、纯粹的足球运动，但已
绝对不存在未经利益关系覆
盖与渗透的正规足球赛事。
也就是说，每一场看似偶然
的赛事，背后都涉及资本、
权力甚至国家间关系问题。
十几年过去了，壬寅年
开局，中国男足对垒越南失
利的一幕，让我这样的伪球
迷再次难过得不行。但聊以
自慰的是，这再次证明了我
十几年前的观点是对的。其
中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就是
，作为这次国足失利的副产
品，如何避免“国足现象”向
其他领域蔓延成为一个热门
话题。随着话题往深里说，
其终极讨论果然再次浮出水
面：关于权力与资本在当今
社会中的角色的问题。而如
此宏大的话题，竟然就真由
一场足球比赛这样看似微不
足道的现象承担起来了。
真是“一花一世界，一叶
一菩提”。
何止是足球赛事？还有
我们吃的食物、我们穿的衣
着、我们中最为流行的观念
等等，背后都隐藏着历史的
印记，特别是具备“强加”能
力的社会力量所留下的印记
；与此同时，社会、国家甚
至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也
可能早已在其中“草蛇灰线
，伏脉千里”了。当然，更
不用说“社会公平”“民族主
义”“民粹主义”这些学界热
议的宏大话题，它们自然更
具时代与未来的表征性。而
我试图揭示那些看似庸常的
现象以及诸多宏大话题背后
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以努力
在穿透历史、记录时代与启
迪未来方面，贡献出作为一
个思想者与写作者的微薄之
力。
之所以怀有这样的写作
初心，原因是多重的。首先
，当然是因为自己身为教师
，肩负为学生“解惑”的职责
。其次，在经济学专业之外
，我一直深受英国著名社会
学家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的启
发，在我心目中，鲍曼也许
是最具洞察力的学者。经济
社会中任何一个日常，经他
解读，都蕴藏着极深的资本
对社会的异化。比如，从
SUV车型畅销，他看出了新
自由主义泛滥导致“社会型
国家”解体后欧美城市的衰
败与动荡。
对我这一写作初心影响
最大的，也许仍然是中国传
统中关于君子的说法。《中
庸》有言，君子应“尊德性
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中
，对“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一
般解释是，君子既要达到宽
广博大的境界，同时又要深
入细微之处。但我更倾向于
另一种解释，即君子欲达到
宽广博大的境界，必须能够
对世事洞悉入微、鞭辟入里
。正如君子要达到极端的高
明，必须遵循中庸之道一样
。
……
此后，我有多篇学术论
文发表。期间，《战略与管
理》时任主编余世存和高超
群先生、《新政治经济学评
论》的汪丁丁先生、《洪范
评论》的梁治平先生、《政
治经济学报》的孟捷先生以
及《政治经济学评论》的邱
海平先生等等，都给出显著
版面，用于安排我的论文。
一直到2021年，受《经济
研究》邀约，我为正在编撰
中的《中国经济学手册》写
作了“改革的新政治经济学”
词条，初稿达四万余字。
特别要感谢《天涯》杂
志。《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