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蓝为洁，生于192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剪辑师，享有“南方第一剪”美誉。她也是著名导演汤晓丹之妻。大儿子汤沐黎是旅居海外的画家，小儿子汤沐海则为世界闻名的华人指挥大师。
本书是蓝为洁生平最后一部作品，她以平实感人的手笔记录了其艺术一家和中国电影的故事。从妻子的角度回忆了她与汤晓丹近70年相濡以沫的扶持与相互观照；从母亲的角度讲述了对两个儿子的悉心养育与培养，展示了两个儿子走向国际大舞台的奋斗与坚守；从剪辑师的角度记录了女性的自我成长、她的剪辑事业、丈夫的导演事业以及影人圈的那些人与事。

蓝为洁，汤晓丹的夫人，电影剪辑师，晚年致力于整理电影史。

前言 贵人相助
序 残酷的考验
第一章 伉俪情深
第二章 悉心育子
第三章 爱子成才
第四章 剪辑事业
第五章 导演故事
第六章 老友往事
后记

贵人相助
我17岁走上谋生之路，
把微薄收入寄回农村老家供
三个妹妹四个弟弟上学。自
己省吃俭用，艰苦生活，后
来才筑起了一个让同行和朋
友羡慕的小家。闭目回忆清
晰，情感波动强烈，可谓爱
恨情仇满怀。然而印象最深
刻的，还是一路走来，在灾
难降临时总有贵人相助。
从1944年到1948年的短
短四年里，我遭受了两次遣
散打击。要不是演员李健为
我作主，找到个好丈夫，我
真不知道会怎么活下去。现
在回想还不免后怕。
1949年，新建成的上海
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
影”）贴布告要招一名编外
员工，我考上了。从延安来
到上海接管电影系统的钟敬
之副厂长知道我的困难情况
后，批准我由编外转为编内
，在秘书科做拟稿工作。后
来，我曾写过一篇《新中国
给了我金饭碗》的纪念文章
，还得了奖。1953年，我
被调到翻译片组剪辑室。原
想转翻译室的，后来发现痴
人说梦，不可能。我安定下
来自学剪辑，从国外影片中
学到不少名剪、名导的技艺
。通常，外语片配成中文版
，分段是最难的，常常一本
片子要看好几遍才分得下来
。对白多的，如苏联片《非
常事件》，就更困难。因为
我刚打好俄文基础，所以基
本能做到看一遍就行。最初
，导演傅超武不相信，跟我
到剪辑室看，发现我以语言
为凭，片子在机器上摇过时
，会准确无误分成小段，他
才放心了。由于他的信任和
传播，以后几个导演都点名
要我参与工作。实践机会多
，进步更大，再后来参加故
事片组时，我轻轻松松就把
片子剪辑好了。这些成绩都
得益于我在翻译片组夯实的
专业基础。1956年，我被
调入故事片厂剪辑室，领导
有偏见，不相信自学能成才
。我的丈夫汤晓丹接受《不
夜城》导演任务时，摄制组
人员名单中才第一次有了“
蓝为洁”这个名字。这是因
为他读过我做的学习外国影
片的笔记，认为我真的掌握
了独立剪辑故事片的本领。
如果没有这个第一次，不知
道我还会被搁置在冷角落多
久呢。
粉碎“四人帮”后，我正
式恢复工作，剪辑了新导演
杨延晋拍摄的《苦恼人的笑
》。导演相信我，力挺我，
我的专业能力达到顶峰。片
子得了奖，我也因导演的好
评有了更多机会，又一连剪
辑了《巴山夜雨》《南昌起
义》《城南旧事》《廖仲恺
》等四部得奖影片。
1993年，我“战略转移”
去写纪实性文章。《文汇报
》编辑史中兴和《文汇电影
时报》编辑罗君耐心帮助，
不吝篇幅为我辟《影人圈》
专栏，让我有机会写了五年
记忆中的影人影事。有了他
们的支持，我才有继续发表
长短文章的勇气。今天的好
光景和我的“九○后”心态，
可以说都是史中兴和罗君引
导的结果。
从我主攻写作开始，报
纸、杂志的责任编辑们都助
我一臂之力。他们主动约稿
，在发表前认真投入的程度
，就像是正在与我合作写稿
一样。比如《大众电影》的
责任编辑翟建农，他校正过
的稿子，删除的部分读着不
嫌少，增加的部分就像我自
己写的，甚至比我写的更通
顺，更有分量，更富内涵。
再有《影博·影响》的高宁
，她对我手写的不规范字，
硬是一个一个连认带猜看准
了才发表的。有的字猜不出
认不了，就打长途电话问我
，十分负责。这也让我感悟
到做好事先要做好人；只有
做人好，才能做事好。我的
一生，磕磕碰碰，受过不少
打击，有时痛心疾首，但沿
途总有贵人相助，没齿难忘
；我的笔下，爱恨情仇，苦
甜交替，喜怒参半，都是真
情流露。老来日夜思忖，难
眠而伏案行文，丰富了我的
独居生活。上下左右前后对
照了一下，在同龄人、同业
人、同路人中，像自己这样
与往事较真的人似乎不多。
换句话说，我比别人多了一
份沉甸甸的精神财富。

本书通过老一辈影视工作者蓝为洁的随笔式回忆录，在充满生活气息的行文叙事中，还原艺术之家和影视圈人的真实生活与工作写照，有感动有收获更有启迪。
蓝为洁的家庭可称为艺术之家的典范，一家四人分别为剪辑师、电影导演、画家、音乐指挥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均有所建树。从作者朴实的语言中，可以看到这个艺术之家的养成之路，从中传递出满满的社会正能量。书中的婚姻与家庭教育生活虽然记录于上个世纪中期，但论及相互成长、相互扶持的婚姻观，创造温馨和谐的艺术家庭氛围，以兴趣为导向、充分发掘孩子特长、因材施教的教育观，对当下的家庭生活依然具有启发作用。
蓝为洁投身中国电影事业半个多世纪，见证了中国电影发展的童年与青春期，她的声音真实而质朴。重读老影人圈中的故事，看到了影人前辈在工作中不畏艰难、不辞劳苦的奋斗观，老影人们德艺双馨之品德。这同样值得当下人们学习与弘扬。

凡事要认真
检查底稿，认为前面所
写长度基本可以出本小册子
了。反正是松散性、纪实性
的点点滴滴，可随时停笔。
按惯例，要写篇后记。其实
后记更简单：
如果没有上海市政协的
联合时报社对我的扶持、提
携和牵线相助，这些手稿根
本就无法面世。本来我对自
己手写稿的毛病认识不足。
最近友人送了我一本商务印
书馆发行的《新华字典》，
细读了它的《汉语拼音音节
索引》，才知道我写的手稿
实际是半文盲体。不少小时
候读过的繁体字忘了，新字
体又没有认真学过。写出的
内容让人看不懂，不规范的
字让人不认识。
这里除了我必须认真补
扫盲课外，还得向任劳任怨
、煞费苦心帮我完成打印稿
的朋友们鞠躬感谢。对“家
庭总动员”全力来帮助我的
朋友，我尤其心存感激。
这次我受到的最大教育
，就是凡事要认真，活到老
学到老，要努力按照字典规
范写好每一个字，再不能写
出让人看不懂、认不出的字
来了。
蓝为洁
2013年

十七岁进电影厂
我是重庆人，1928年出生。我出生时，世俗重男轻女。父亲受新思想影响，主张不论生女生男，一律要学文化。抗日战争开始，父亲所在单位大量裁员，但他缩减生活开支，让我到城里读书。为了早日拿到毕业文凭找到工作，我必须每学期换学校跳级学习。我十七岁时拿到了高中文凭。
1944年，全面抗战已经七年了。社会秩序因物价上涨而人心惶惶，显得十分混乱。那时就流行“毕业就是失业”的说法。川籍学生前景更惨。幸好同学吴大秀让我住在她家等工作机会。她的正房在地面一层，楼下是堆放杂物和保姆住的大屋子。她用大门板在保姆屋为我铺了张小床，还担心我不高兴，连说条件不好请原谅。我则十分满意。因为我家人多，挤惯了，再说保姆清晨起床后就上楼忙家务，楼下只有我一个人，十分清静，读书写字让我感到方便自由。最重要的是我要待在屋里耐心等待工作机会。
我上街买了二十份履历卡片，工工整整填好，碰到人就送上一张求助。凑巧有张求职卡片传到当时在纯阳洞小山坡上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技术课长官质斌先生手上。他是四川威远人，1932年毕业于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是有名的录音专家。当时他正在翻译一本有学术价值的录音专著，正想找一个字写得好一点的人誊清译稿，也帮助他在课里管杂务。他见了我的履历卡片后就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问：“卡片上的字是哪个帮你写的？”我立即回答：“是我自己写的。”他显得有点吃惊和怀疑，问我：“你现在能写几个字给我看看吗？”我傻里傻气反问：“是写大字还是写小字？”最后我写了一段读过的警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官先生笑了，关照我说：“你先回家等通知，厂长要是批准了，我通知你来办手续上班。”于是，我在官先生的提携下进了电影厂。
虽然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是电影成了我的终生职业，我有了自己的建树，为此特别怀念和感恩官先生。其实，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到一年。日本投降后，他就随金山、张瑞芳夫妇离开重庆远走长春，接管当地的电影机构。新中国成立时，他又从长春调到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任副厂长。他生于1904年，病逝于1978年，不到八十岁就离开了人世。我们1945年分开，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上影”成立后，我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回信说全家住在北京，逢年过节热热闹闹，希望我到北京时能去他家看看。以后大家都忙碌起来，运动一个接一个，连写信的时间都挤掉了。20世纪90年代，我才有机会去北京见到她的大女儿。这是后话。
我与老汤初相识
进了“中制”，正巧碰到大家亲切称呼的老汤。我在技术课，他在隔壁编导委员会。课长官质斌说老汤是从香港到重庆的。我看他几乎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用英文打字，就萌生了学打字的念头。当时，如果女职员会英文打字，可以等机会到邮政局或银行工作，收入好，福利好，工作稳定有保障。
老汤听官课长推荐，答应教我。他英文好，打字时双眼不看打字机上的字母盘，而是直盯着原文，由两手摸索打出，一字不错。我年轻，记忆力强，又有点英文基础，学习进度不算差。但是我需要看原文，也需要看字母盘，有时还要找找字母在哪里。老汤很耐心，从不责怪我慢。不像我，看不顺眼时会脱口而出：“这么笨！”我开始觉得要好好学习他做人做事的态度，对他有了崇敬感，愿意多接近。那时的接近，也就是下班后我们都不待在自己的宿舍，而是到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到抗建堂看话剧演出。
“金牌导演”汤晓丹
1910年2月22日，汤晓丹出生在福建省华安县仙都镇云山村。他自幼爱用树枝或竹竿在泥地上画马牛羊、古庙和人像、山水等。六岁时跟随母亲漂洋过海到印尼东爪哇寻找在那里做小贩的父亲，还在那里进教会办的小学，打下了英语基础。他自学踏实有悟性，进步很快。几年后他跟着母亲回家乡，族长见他进步快，就用公积金资助他到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办的厦门集美农林专科学校读书。
P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