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主立场，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特别是清代史学持否定态度；实际上，清代史学成就远超明代，并与世界史学交相辉映。杜维运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十位清代史学家为例分述清代史学，首揭清代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本书有意将清代史学放在中西史学比较的脉络来理解，强调清代史学具有征实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以及寓解释于叙事的特点；同时，清代史学家在个人气质、研究方法方面，也与当时西方史家最为吻合。

杜维运，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2012年9月1日病逝于加拿大。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第一章 清代史学之地位
第二章 王夫之与中国史学
一 史论与历史解释
二 王氏之历史解释艺术
三 王氏之历史哲学
四 王氏之归纳史实与比较史实
五 王氏解释历史之基本思想
六 王氏之史学方法论
七 结语
第三章 顾炎武与清代历史考据学派之形成
一 概论
二 顾氏学术之中心思想
三 顾氏所开创之考据学
四 顾氏在史学上之新建设
五 顾氏史学与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派之形成
第四章 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兴起
一 宋元以后浙东史学派之形成
二 黄宗羲之振兴浙东史学派
三 黄宗羲以后浙东史学派之传递
第五章 万斯同之史学
第六章 戴名世之史学
第七章 吴炎、潘柽章之史学与风节
第八章 钱谦益其人及其史学
第九章 清初史学之建设
第十章 清乾嘉时代之历史考据学
一 概论
二 王鸣盛之历史考据学
三 钱大昕之历史考据学
四 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之总成绩
第十一章 全祖望之史学
一 全氏之搜访文献及表章气节
二 全氏治史之缜密精神及公正态度
三 全氏史学之渊源——由理学而治史学
四 全氏学问之博雅及身世之悲凉
第十二章 章学诚之史学
一 章氏论史学与史料
二 章氏论著史之方法
三 章氏理想中之史学巨著
四 章氏生前之孤寂与身后声名之远播
第十三章 邵晋涵之史学
一 自邵氏与浙东史学派之关系而言之
二 自邵氏与朴学之关系而言之
三 自邵氏以真挚之情，写一家之史而言之
四 自邵氏以敏锐之见，发挥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之精蕴方面而言之
五 结语
第十四章 赵翼之史学
第十五章 崔述之史学
一 崔述孤立于清乾嘉学风以外
二 崔述之生平
三 《考信录》与史学上之求真
四 崔述之史学渊源及其所受时代之冲激

在我看来，不管多变的
时局到底怎么演变，以及两
岸历史的舞台场景如何转换
，都不会妨碍海峡对岸的国
学研究，总要构成中国的“
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
部分。
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时
间上的起源而言，还是就其
空间上的分布而言，这个幅
员如此辽阔的文明，都既曾
呈现出“满天星斗”似的散落
，也曾表现出“多元一体”式
的聚集，这既表征着发展步
调与观念传播上的落差，也
表征着从地理到政治、从风
俗到方言上的区隔。也正因
为这样，越是到了晚近这段
时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
学界来看，也都越发重视起
儒学乃至国学的地域性问题
。
可无论如何，既然“国学
”正如我给出的定义那样，
乃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的总称，那么在这样的总称
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学流
派乃至国学分支，毕竟都并
非只属于某种“地方性文化”
。也就是说，一旦换从另一
方面来看，尤其是换从全球
性的宏观对比来看，那么，
无论是何种地域的国学流派
，都显然在共享着同一批来
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负载着
这些典籍的同一书写系统，
以及隐含在这些典籍中的同
一价值系统。
更不要说，受这种价值
系统的点化与浸润，无论你
来到哪个特殊的地域，都不
难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发现，
那里在共享着同一个“生活
世界”。甚至可以这么说，
这些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
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
难得的生活实验室，来落实
那种价值的各种可能性。正
因为这样，无论来到中华世
界的哪一方水土，也无论是
从它的田间还是市井，你都
可能发出“似曾相识”的感慨
。——这种感慨，当然也能
概括我对台北街市的感受，
正因为那表现形态是独具特
色的，它对我本人才显得有
点“出乎意料”，可说到底它
毕竟还是中国式的，于是在
细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
中”。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所
有的“多样性”都是可贵的。
而进一步说，至少在我这个
嗜书如命的人看来，台湾地
区的国学研究就尤其可贵，
尤其由那些桴海迁移的前辈
们所做出的研究。
正是因此，我才更加感
佩那些前辈的薪火相传。虽
说余生也晚，无缘向其中的
大多数人当面请益，然而我
从他们留下的那些书页中，
还是不仅能读出他们潜在的
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
上的责任，正如自己曾就此
动情而写的：“这些前辈终
究会表现为‘最后的玫瑰’么
？他们当年的学术努力，终
究会被斩断为无本之木么？
——读着这些几乎是‘一生磨
一剑’的学术成果，虽然余
生也晚，而跟这些前辈学人
缘悭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
怀想到，他们当年这般花果
飘零，虽然这般奋笔疾书，
以图思绪能有所寄托，但在
其内心世界里，还是有说不
出的凄苦犹疑。”
终于，趁着大陆这边的
国学振兴，我们可以更成规
模地引进那些老先生的相关
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话下，
这种更加系统的、按部就班
的引进，首先就出于一种亲
切的“传承意识”。实际上，
即使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进展
，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国学
高涨，也并非没有台湾地区
国学的影响在。早在改革开
放、边门乍开的初期，那些
从海峡对岸得到的繁体著作
，就跟从大洋彼岸得到的英
文著作一样，都使得我们从
中获得过新鲜感。正因此，
如果任何一种学术史的内在
线索，都必然表现为承前启
后的“接着讲”，那么也完全
可以说，我们也正是在接着
台湾地区国学的线索来讲的
。
与此同时，现在借着这
种集成式的编辑，而对于台
湾地区国学的总体回顾，当
然也包含了另一种活跃的“
对话意识”。学术研究，作
为一种有机增长的话语，其
生命力从来都在于不断的创
新，而如此不断创新的内生
动力，又从来都来自“后生”
向着“前贤”的反复切磋。也
是惟其如此，这些如今静躺
在台湾地区图书馆中的著作
——它们眼下基本上已不再
被对岸再版了——才不会只
表现为某种历史的遗迹，而
得以加入到整个国学复兴的
“大合唱”中；此外，同样不
在话下的是，我们还希望这
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为一
种相应的和及时的提醒，那
就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
大合唱”中，仍需仔细聆听
来自宝岛的那个特殊声部。
最后要说的是，在一方
面，我们既已不再相信任何
形式的“历史目的论”，那么
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后的
进程也总会开放向任何“偶
然性”，无法再去想象黑格
尔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
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
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讲的：
“尽管我们的确属于‘有限的
、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
人类，他们也的确属于‘有
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
的’人类，可话说回来，构
成了彼
此‘主观间性’的那种‘人心
所向’，却并不是同样有限
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递相授
受、薪火相传、永世长存的
，由此也便显出了不可抹煞
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就总还有理由去畅想
：由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
化”总称的国学——当然也
包括台湾地区国学——所造
成的“人心所向”和“主观间
性”，也总还不失为一种历
史的推动力量吧？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