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运用进化论和神经科学分析艺术的研究呈现出一股颇具影响的学术浪潮。这引发了关于艺术、文化与生物科学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将科学方法应用于艺术品阐释的过程中获得了什么。在这本富有洞见的著作中，马修·兰普利通过探索达尔文主义、神经科学和艺术史相互交叉的关键领域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
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艺术，产生了关于艺术起源、审美经验基础以及艺术和人文研究的本质的新颖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兰普利的研究探讨了艺术进化的各种模型，审美反应的理论和发展，以及关于创意作品背后的大脑加工过程的想法。他还考察了用进化论和神经科学分析艺术的倡导者们提出的论点的效度，以及它作为理解艺术和文化的一种路径的价值。为了弥合科学与文化之间的鸿沟，兰普利呼吁更广泛地认知人类动机，来推动各种类型的研究。他认为，我们与艺术的密切关系永远不能被封装在科学知识的单一想法中。
《达尔文的诱惑》这本著作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是对艺术史的性质、发展及其与科学观念世界的关联的有益审视。

孟凡君，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吉林大学认知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美学、文学理论。已出版译著有《大脑的辉煌与悲怆：对于爱情、创造力以及人类幸福的求索》（2017），发表论文译文三十余篇，见于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等刊物，其中五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中文版导言
前言与致谢
导言
第一章 艺术、生物学和选择美学
第二章 模因和进化树
第三章 大脑、洞穴和方阵
第四章 自组织进化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我很荣幸，能够为拙著
的汉译本撰写导言。写作《
达尔文的诱惑》这本书的初
衷在于一些非常具体的局部
的忧思，即某些英国和美国
学者对以自然科学（特别是
进化理论和神经科学）的思
想作为理解艺术和文化的方
法饶有兴趣。为了强调我所
认为的这种方法存在的一些
基本问题，我的书采用了争
论的口吻，这可能是它的主
要弱点所在。
乍一看，如果我们把科
学的目光投向文化现象，或
许能因此有所收获，这似乎
是完全合理的。现在很少有
学者坚持身心二元论的形而
上学观点；人类是生物存在
，既然文化是人类意识能动
性的结果，那么，将其视为
我们生物进化特征的产物是
有意义的。此外，既然大脑
是人类心智的生物学基础，
因此得出结论：脑科学也许
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文化
的重要秘密，这不也符合逻
辑吗？
这就是近年来导致大量
学术文献——我或许称之为
“文化生物学”——出现的原
因，而《达尔文的诱惑》则
试图对此进行批评。人们日
益认识到艺术的创作和欣赏
似乎是人类的普遍活动，也
间接地支持了这一观点。这
是一场复杂而漫长的辩论，
我在这里不再赘述。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哲学家诺
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
）的评论，即人们可以观察
到世界各地最早时期的艺术
创作例子，这些地方彼此之
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卡罗
尔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将艺
术的普遍性解释为文化传播
的结果，那么唯一的另一种
可能是，审美欣赏的能力根
植于人性之中。考古挖掘发
现的史前艺术案例遍及世界
各地：法国、西班牙、印度
尼西亚、南部非洲、大洋洲
和亚马孙雨林。此外，每一
项新发现似乎都暗示着越来
越早的起源，因此这些标记
和颜色甚至可能不是现代人
类的作品，而是出自众多其
他人类物种之手。这些例子
通常是简单的形式：粗糙的
装饰图案，颜色的补丁，轮
廓形状。尽管如此，它们证
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做
标记的乐趣似乎与最远古走
来的人类的出现相伴而生。
我在《达尔文的诱惑》
中提出的批评，并不针对艺
术的愉悦是我们所谓“人性”
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的
书关注的是，生物科学在试
图解释特定的艺术和文化实
践时的局限性。解决典型的
和一般的问题，而不是具体
的问题，是现代自然科学的
一部分。因果关系和科学规
律的概念意味着常规的、一
般的过程，如果科学实验的
结果不能被重复，那么就被
认为是不可靠的。这也是为
什么科学能够在数量运算、
统计和可计算概率之间有效
运营的原因。正如米歇尔·
福柯所指出的，当现代医学
不再关注个人病理学，而是
试图识别一般的模式——例
如细菌感染的典型行为或疾
病的症状时，现代医学的突
破就发生了。这使得基于预
报和预测医学现象能力的更
好的治疗成为可能。
然而，艺术研究关注的
是单个图像、文本和手工艺
品。当然，我们可以找到一
些模式，来告诉我们一些关
于它们的信息。例如，考古
学家会研究某些类型的手工
艺品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统计
分布；艺术史学家长期以来
一直将风格概念作为组织不
同的艺术作品，以及追踪思
想和文化价值迁移的手段。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
解释不得不让位于不同类型
的分析，而这些分析涉及对
单个对象的解释，也要对质
量和相对价值作出判断。
这些问题为试图用纯粹
生物学的术语来解释艺术制
造了巨大的障碍。第一个障
碍是文化差异。由于对艺术
的生物学解释同样适用于所
有文化的艺术，因此它似乎
根本无法解释它们之间的差
异。然而，这种差异恰恰是
艺术和文化史学家最感兴趣
的。这不仅涉及不同文化之
间的差异，还涉及一种文化
内部的差异，换句话说，就
是一种文化艺术随着时间而
变化的方式。例如，艺术史
学家将关注中国、伊斯兰世
界、意大利或日本等国家的
艺术在历史上是如何以及为
什么演变的。生物学理论的
弱点在于，无论艺术品的个
性如何，它们总是会提供相
同的一般性说明。换句话说
，即使我们同意卡罗尔的观
点，艺术源于人类本性，但
是很快就会出现一个人类无
法解释的问题，比如，阿兹
特克人的艺术与文化和前哥
伦布时期中美洲各民族的艺
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或者
，绘画在中国明代是如何以
及以何种方式繁荣起来的。
……
最后，我们可以考虑一
下史前考古学家托马斯·韦
恩（Thomas Wynn）的工
作。韦恩指出，最早的原始
人工具可以追溯到180万年
前，与扩展表型难以区分；
没有一项技术超出猿类的能
力。最早的石器似乎是对现
成物品的特别改编，与许多
动物利用手边现成物品作为
工具的方式很相似。然而，
慢慢地，原始石器制造者开
始在其上施加一种任意的形
式，一种不受人体工学支配
的形式。这暗示了一些关于
目的的概念，以及对工具的
特定功能的注意。换句话说
，它们是设计师制作的艺术
品。但是，无论原始人类分
布在哪里，都可以找到相同
的形式，即没有地域差异，
所以它们不是文化传统的产
物。相反，它们似乎在扩展
表型和象征性人工制品之间
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