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论》是钱理群的第二本专著，是他对周作人各个面向较为全面的评述。钱理群先是将周作人置于鲁迅的视野里，讨论“周作人道路及其意义”，把周作人的思想道路做了很完整的描述，并揭示他是如何“走向深渊”的；进而探讨周作人的学术文化足迹，将他各种杂学和新文学创作做了分门别类的评述；最后又比较“周作人与同时代者”，在宏观中进行个体的品评、对比，具有相当的概括性和群体性。钱理群全面肯定了周作人的启蒙主义贡献，对其走向深渊和脱离启蒙工作做了联系，是较早对周作人“落水”问题做思想解释的学者，而对周作人艺术方面的把握也颇为精当、传神。

第一编 “周作人道路”及其意义
一、20 世纪中国大变革中的历史抉择——周作人、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比较
二、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道路——周作人、鲁迅文学观的比较
三、动荡时代人生路的追寻与困惑——周作人、鲁迅人生哲学的比较
四、两大文化撞击中的选择与归宿——周作人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考察
五、走向深渊之路——周作人后期思想研究
第二编 开拓者的足迹
六、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识结构
七、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
八、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九、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
十、周作人的散文艺术
十一、周作人的文艺批评
十二、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十三、周作人与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
十四、周作人对现代小说、散文理论的历史贡献
十五、周作人与五四诗歌艺术思维的变迁
第三编 周作人与同时代人
十六、周作人与章太炎——“谢本师”及其他
十七、周作人与蔡元培——“兼容并包主义”及其他
十八、周作人与李大钊——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他
十九、周作人与陈独秀——“宗教问题”论争及其他
二十、周作人与胡适——两位自由主义学者之间
二十一、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复古”、“欧化”及其他
二十二、周作人与文研会、创造社同人——“自然主义”、“浪漫派”及其他
二十三、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绅士”、“流氓”及其他
二十四、周作人与湖畔诗人——良师益友及其他
二十五、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师生之间
附录：当代

周作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争议人物，对其如何评价，殊为不易。钱理群在20世纪80年代查阅资料，尤其是未刊的周作人日记，对其个性、精神与文艺历程有了全面把握。写出这本《周作人论》，把周作人的思想道路做了很完整的描述，并揭示他是如何“走向深渊”的，无论当时还是今日，都是拓荒之作。

周作人终于失足；这在40 年代知识界中曾经引起很大震动。由于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特殊贡献，在鲁迅逝世以后，人们曾经对他寄予很大希望；耐人寻味的是，最鲜明地表示了这种期望的，还是左翼文化界。1936 年12 月，许广平致书周作人，表示从1926 年离开北平后继续从周作人著作中得到教益［48］；1937 年6 月，周建人在《鲁迅先生对于科学》一文中公布了鲁迅生前对周作人的期望：希望他“保存着先前北京恐怖时代设法把李大钊先生的儿子护送出国的那种爱护青年的热忱，不要走到消极的路上去”［49］；据有关材料，冯雪峰与郭沫若也都对周作人以很高评价与期待［50］。因此，当周作人投敌消息传出后，在左翼进步青年中引起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并因而产生一种深刻的“痛苦”［51］。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吞下这个苦果也绝不轻松：曾经是她的一个优秀儿女最后背叛了自己！
实际上，这里并不存在着意的欺骗；在现代中国瞬息万变的历史大动荡、大分化中，每个人的历史面貌都在急剧变化，尤其在历史的急转弯中，更易发生脱出轨道的惊人之变，人们对此常常缺乏足够的思想与心理准备。出乎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仍然有内在的线索可循。周作人的堕落既是他根深蒂固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失败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出于他彻底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必然选择。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自觉地将“得体地活着”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必然导致民族意识的淡化。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难与社会动荡，在周作人那里，并没有引起民族危亡、国土沦丧之痛，却唤起了由来已久的忧惧感。令周作人寝食不安的是侵略者不聪明的暴政将引起人民出于“求生意志”的反抗，而造成社会动乱，“己亦在人中，有沦胥及溺”之患［52］。正是这种“救出自己”［53］的明确意识唤起了周作人“积极”行动的热情，周作人晚年说他出任督办伪职“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54］。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应该说这是基于共同利益—防止人民暴乱，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而进行的“合作”。这无可置疑的卑劣的叛卖，在周作人的自我感觉中却偏偏有一种“人不入地狱我入地狱”的悲壮感。在《立春以前·后记》里，他几分真诚，又几分伪善地写道：
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群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确实惯于陶醉在“为民”牺牲的主观幻觉中，但这不过是在自我欺骗里求得“良心”的安定与心理的平衡。周作人所谓为“群生”“有所计议”，其实就是规劝侵略者“设法为百姓留一线生机，俾得大家有生路”［55］，以便让中国老百姓在异族统治下暂时“做稳了奴隶”。周作人这类“高等汉奸”的特殊作用也正在这里；周作人却以此相炫耀，足见其沉溺之深了。 在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与汉文化关系的论述中，也多少透露了周作人最后事敌的一个并非主要、却也不可忽视的原因。周作人对中日文化的观察有一个特殊的视角：既突出日本文化与汉文化共同作为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对立，又强调“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56］，以汉文化为基础。他在《日本管窥之三》里提出：“人类文化中可以分作两部，其一勉强称曰物的文化，其二也勉强称曰人的文化”，在周作人看来，日本所有的是“物的文化”（即所谓“武化”），中国则有真正的“人的文化”。由此建立起了周作人的一个“理想”：借助于日本“物的文化”（经济与军事实力）来推广中国“人的文化”，使之成为整个“大东亚文化”的中心思想，与西方文化相抗衡。周作人的这一“理想”与日本侵略者所宣传的“大东亚文化”、“大东亚共荣圈”，尽管存在矛盾与差异，但在基本精神上却是相一致的；应该说，这正是周作人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共同思想基础。周作人在敌伪时期对儒家学说的狂热宣传有两个特点：他一面竭尽全力地确立中国儒家思想的“中心”地位，强调“大东亚主义的思想的出发点，还是在儒家的思想之内”［57］一面又着力于对充满矛盾的儒家学说本身的改造，使其具有足以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力量。他主张将“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原始的儒家思想”［58］，与后代（汉以后，特别是宋以后）加进了“法家成分”与“接受佛教影响”、“师爷化”与“禅和子化”、发展成为酷儒与玄儒的儒家严格区分开来［59］，推崇前者而否定后者；在“原始的儒家思想里”，周作人着意突出孔子的“仁”与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并赋予了西方现代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内涵，强调“仁”的根本是尊重“人之生物的本能”即“求生意志”，其核心是“把他人当做人看”［60］，“民为贵”即是“一切都为人民”［61］，周作据此而提出了“儒家人文主义”的新概念，实际上是将儒家思想现代化，或将现代思想儒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