椽史是两汉官僚和知识群体中的大多数，是文化高顶的底基和支撑体。以侍弄刃笔、佐助长吏、沟通官民为职守，以博涉文艺、修身问学、践行士风为取向。四百余年间，他们实现了文法吏到儒吏的历时性转变，不仅促成两汉艺术的主体扩展、创造力提升、经典作品累积及制度传导，而且，无数被忽视的“白首汉廷刀笔吏”，致力于书法印章的日用、碑祠刊立的主事和音乐诗文的雅作，静水流深，尽朝东海，成为后世官僚或知识阶层艺术创作情境与模式的源头。

序
绪论
第一章 汉代掾史艺术创作的制度源流
第一节 汉代掾史的职官源流
第二节 汉代职官制度中的掾史
第三节 汉代掾史与艺术传统的沿革
第二章 文牍奏记与书法印章的日用
第一节 文书的类型、生成与体式
第二节 边塞掾史文案劳顿的五种观察
第三节 掾史文案取用的书体与风格
第四节 文件签封与官私印章
第三章 赞勋述己与碑祠刊立的主事
第一节 纪颂师长功德的碑刻
第二节 掾史称述自身的碑刻
第三节 工史协作与书刻风格
第四节 属吏身份与图像呈现
第四章 修身问学与音乐诗文的雅作
第一节 汉代掾史艺术修养的分层
第二节 汉代掾史的音乐诗文修养
第三节 汉代掾史的艺术理论著述
第四节 才艺世家与艺术流派的形成
第五章 汉代掾史的司艺、游艺及影响
第一节 两汉掾史与士的关系
第二节 汉代掾史的司艺与游艺
第三节 汉代掾史司艺与游艺的影响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图版出处

得益于考古新发现，中
国艺术史，尤其是早期艺术
史的很多篇章，正在变得丰
厚。近几十年来，有关这些
新发现的文化类型、作品断
代、形式风格、材料技术、
艺术群体等的研究，已经取
得不少成果，然而，要将它
转化为一部完整的、可以与
魏晋六朝紧密衔接的“中国
早期艺术史”，依然任重道
远。这不仅是因为新的材料
与问题持续涌现，出土材料
、传世文献与已有成果间的
往复求证仍需深入，而且因
为，现有艺术史学科体系，
还面临两个挑战：其一，已
经严重西化的学术思维和学
科话语，不断加剧对材料、
问题和现象的学科肢解，即
便以“跨学科”加持，其实质
，仍然是现代学科的分化路
径，既不能融通以达历史真
相，也难逃西方中心主义视
角的作祟。其二，礼乐制度
是中国早期艺术发生发展的
内核，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
底色，与之相关的王官百工
、创作行为、造物观念、艺
术思想等，往往溢出自“美
的艺术”发展而来的学科概
念与范畴，当我们面对巨量
“无名氏”的实用性“作品”，
以类型、分期、分区来叙述
时，往往会丢失其内核，淡
化作品背后“人”的行为模式
及其异同，导致作品意义阐
释趋于表层化或扁平化。
上述两大挑战，都指向
中国艺术史体系的历史溯源
与现代建构问题。其关键，
是基于礼乐文化原境，整体
而动态地考察中国早期艺术
的各类现象，寻绎其源流与
内理，进而观照魏晋及其后
的艺术发展，从对象及其文
化原境出发，实现理论的建
构，而不是从既有理论出发
的按图索骥。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古人治学用力较多的
文献校理、职官考述、史地
考辨、编年、目录等，既是
治学者必资参用的方法，也
是早期艺术史研究得以畅行
的一个个桥基。
与魏晋及以后相比，先
秦、两汉的文学艺术具有浓
厚的王官制度色彩。傅斯年
先生就曾说，中国文学发端
于官，佐助政治的官文，一
度为名篇之大端，以至魏晋
六朝仍有绵延，而官文的作
者，正是与王官密切的“史
掾”（包括先秦史臣，秦汉
、魏晋的掾史）。史掾、清
客、退隐、江湖客，是中国
古代文人的四类职业或角色
，四者各具特征，又彼此出
入或交错，构成“四角形的
关系”：史掾和隐士皆为士
阶层，区别在于官宦之进出
；清客和江湖客多属方士，
区别在于有无府主（傅斯年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第45-51页）。毋庸
置疑，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
中国早期艺术，不仅甲骨、
金文、音乐、简牍、碑刻、
玺印等大宗材料出自四类文
人，而且，各类器物、建筑
等，往往也由其主成或监理
。所不同的是，先秦和秦汉
时期的艺术家，除了四类文
人，还有官属的百工及民间
的工匠，百工为各级史臣统
领，民间工匠又和方士一样
可进出官府。这样，我们可
以把傅先生所说“四角”关系
，引申为彼此交错的“六角”
关系，而先秦史臣和秦汉掾
史，无疑是早期文学艺术最
重要的一个创作群体。
目前，先秦史臣、秦代
掾史的史料有限，且断续不
一，而两汉掾史不仅史传有
载，见于出土简牍、石刻、
玺印的也日益丰富，各类型
间又可互补。故将两汉掾史
作为研究对象，聚焦其艺术
创作问题，就是一个合理的
选择，特别是，它能从三个
方面推进中国艺术史的研究
：首先，这一视角基于早期
艺术的王官制度底色，通过
勾勒早期文人群体（或知识
阶层）的艺术创作，可追溯
艺术制度、观念、形式、功
能等，如何被礼乐文化形塑
、层积与更新，找到先秦、
秦汉、魏晋艺术传统相沿而
成的内核；其次，在文学艺
术诸门类互动并生的语境中
，尽可能贯通传世文献和出
土材料，将已经打散或肢解
的各门类艺术作品，与其共
有的“作者”联系起来，整体
地阐述一个群体的创作素养
、创作风貌及观念取向，还
原“艺术创作”的原初意义；
再次，以相互交错的“六角”
关系为视野，考察掾史与中
枢公卿、地方长吏、各级官
工、隐逸方士、民间工匠等
的社会文化关系，依据不同
的创作情境，阐述其协作模
式与特征，更为清晰地勾勒
汉代艺术创作的层次与维度
。
这样，两汉掾史的艺术
创作，便在汉代王官与师儒
、个体与群体、时代与地域
等多视域下展开，这一特殊
群体艺术生产的日常化、制
度性和稳定性，以及内在于
汉代审美意识变迁的个性自
在与游艺风气，也便得到彰
显。借此，我们才能理解汉
代掾史实务工作背后存真求
美的努力，如何托举起汉代
艺术的丰碑大碣，如何在传
承先秦礼乐文化的同时，流
化为魏晋时期“返朴归真”“
澄怀观道”的审美理念和生
活理想。
入读东南大学以前，珩
帮博士便已沉浸汉晋简牍、
敦煌西域文书有年，对汉唐
之间官吏戍卒、知识阶层、
僧侣群体的相关艺术现象有
所关注，在河西走廊、天山
西陲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又
加深了他的历史体验，促动
思考视野的拓展，因此，可
以敏锐地抓住上述问题，并
将其呈现在博士学位论文中
。他格外注意简牍、碑刻材
料的考古复原与断代研究，
用一年多的时间整理汉史、
汉简、汉刻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