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第一部早期中国环境史专著，本书将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与环境史的方法相结合，运用多学科方法和大量最新的考古数据、文献资料，追溯了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黄河流域中部——大约从一万年前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灭亡这一长时段中农业生态系统逐步取代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
早期中国史对于理解政治组织在世界各地的相似运作、在改造环境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关中盆地为中心，本书详细考察了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到商、周时期，特别是秦从边陲小国到称霸天下过程中，人类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的，政治组织又是如何通过改造自然环境，不断增强对农民和农业资源汲取能力，从而兴起并逐步发展壮大的。通过论述国家政治结构复杂化与农业生态系统扩大化之间的关系，本书指出国家的形成是地球环境史上的重要一步，而中国帝制的建立则是东亚环境史上的关键事件。在人类世的状态，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在于改善人类的政治制度。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文版序 夏含夷 ⅰ
致谢 ⅰ
年表 ⅶ
导 论 1
第1章 政治权力的本质 19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29
国家如何发展 33
暴力、父权制与增强国力 38
第2章 实函斯活：人类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 49
地理、气候与生态 51
食物生产的起源，公元前8000—前5000年 62
早期定居社会，公元前5000—前3000年 75
复杂社会的兴起，公元前3000—前1046年 89
周代，公元前1046—前221年 104
第3章 有地牧民者：中国政治组织的兴起 121
东亚政治权力的起源 125
西周 146
春秋 163
战国 174
第4章 西土霸主：秦国的历史 183
务在四时 186
秦之崛起 194
秦国的扩张 201
图强变法 212
东略之世 222
重塑水系 232
第5章 仓实则国强：秦帝国的生态\t245
中央政府 253
地方行政 260
赋税 264
农田 269
人力 275
动物 284
木材与金属 288
第6章 百代行秦政：中华帝国如何塑造环境 299
结 语：人类世的状态 315
参考文献 321
插图出处 393
图片 393
地图 394
索引 397
中文版后记 421
译后记 423

我们环境的故事，就是我们社会自身的故事
西方第一部早期中国环境史专著
2022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詹姆斯·亨利·布莱斯特著作奖（James Henry Breasted Prize）

从安大略省的乡村走上中国古代史研究，这是一条
漫长而曲折的路，我能一路走来，离不开家人、朋友和
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我有幸在一个富裕且相对“社会主
义”的国家长大，大学只收取象征性的学费，使我能够
接受文科教育，这种教育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变得遥不可
及。我在奥斯古德（Osgoode）镇中学第一次接触到环
境问题和东亚历史，在维多利亚大学洛恩·哈蒙德
（Lorne Hammond）教授的环境史课上找到了自己的志
业，并在此受到了格雷格·布鲁（Greg Blue）教授学
识的启发。在香港大学，陈汉生（Chad Hansen）教授
鼓励我学习中文，慈继伟教授扩展了我的思想观念。我
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荷兰奈梅亨拉德堡德
大学（Radboud University）的一个学期里对欧洲学
术的接触，我在那里从哈勃·兹瓦特（Hub Zwart）和
彼得·莱文斯（Pieter Lemmens）身上，并从第一届欧
洲环境史会议中学到了很多。在克卢恩国家公园担任加
拿大公园管理局讲解员的两个夏天，给我上了一堂精彩
的自然历史速成课。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年里，我开始认真学习中文。
随后，在麦吉尔大学方丽特（Griet Vankeerbergen）
教授和叶山（Robin Yates）教授的教导下，得到了关
于早期中国研究的非常好的入门。之后，我在兰州大学
待了一年，从吴景山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地
理学传统，并准备了后来成为本书的研究计划。感谢刘
莉教授和孙周勇研究员的帮助，他们让我有机会参加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王陵的发掘；感谢丁岩研究员和全
体工作人员。
我很荣幸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跟随
李峰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李峰先生对早期中国有着很深
的了解，对学生也很热情，他是理想的博士生导师，也
是一直支持学生的良师。我尤其有幸能在归城勘探调查
期间向李峰和梁中和教授学习考古学，这是一次美好的
体验。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和曾小萍
（Madeleine Zelin）教授教了我中国历史和历史研究
方法的许多知识。我还从中国研究的同学身上学到了许
多，包括史蒂芬·博杨顿（Stephen Boyanton）、凯
文·巴克鲁（Kevin Buckelew）、赵家华（Glenda
Chao）、陈恺俊、戴安德（Anatoli Detwyler）、妮
娜·达西（Nina Duthie）、郭旭光（Arunabh Ghosh
）、罗娓娓、吴敏娜、格雷格·帕特森（Greg
Paterson）、何汉平（Ho Han-Peng）、侯昱文（Nick
Vogt）、王紫（Chelsea Wang）和王思翔。我也从同
学马硕（Maxim Korolkov）的著作中学到了很多关于秦
史的知识。创新理论和经验学跨学科中心的比尔·麦卡
利斯特（Bill McAllister）等研究员使我在哥伦比亚
大学的最后一年变得丰富多彩。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
韩明士、李峰、罗德里克·坎贝尔（Roderick
Campbell）、郭珏、叶山〕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我尤其想感谢叶山先生在过去十五年里对我的鼓励和指
导。
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的一年，我获得了不可或
缺的训练。感谢陈伟先生等人的招待和照顾。在与曹方
向、窦磊、何有祖、黄杰、鲁家亮、罗小华、郑威、田
成方的交流中，我获益良多。感谢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在古文字暑期研讨会上介绍我进入
武汉大学。我在盖尔·赫穆拉（Gail Chmura）、多萝
西·佩蒂特（Dorothy Peteet）、沃利·布洛克
（Wally Broecker）的课程中学习了古生态学和气候学
；也要感谢汤姆·麦戈文（Tom McGovern）教授让我在
纽约市立大学参加他的课程，并感谢他和班大为
（David Pankenier）教授的田野指导。加里·克劳福
德（Gary Crawford）教授和善地让我在他位于多伦多
大学的实验室待了一个月，为我介绍植物考古学的理论
和方法。
在陕西师范大学学习期间，郭妍利对我多有帮助，
我很感谢她和历史系的各位同学，他们让我保持了积极
的思考。我从黄春长教授和他的实验室的学生（包括郭
永强和刘涛）那里学到了很多。我还要感谢张莉教授和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邀请
我去汇报研究成果。关于其他的研究帮助，我要感谢梁
云、王志友、秦建明、胡松梅，尤其感谢焦南峰先生把
我引介给上述诸位老师。还要感谢焦南峰、孙周勇和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为我提供了本书中的一些图片并允许我
使用。需要补充的是，在中国生活和旅行的五年中，我
遇到了许多热情而又体贴的人，我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
自与中国各地人们的日常交流。
在哈佛大学环境中心担任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员，使
我有时间和资源来扩充研究，并促使我更努力地思考已
有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相关性。尤其要感谢丹·史拉格（
Dan Schrag）、吉姆·克莱姆（Jim Clem）等研究员
，以及我的主持教授傅罗文（Rowan Flad），他把我介
绍给我最好的合作者博凯龄（Kate Brunson）。我也从
森林史合作研究者约翰 李（John Lee）、孟一衡（Ian
M. Miller）和布拉德·戴维斯（Brad Davis）那里学
到了很多。到了布朗大学，历史系和环境与社会研究所
的同事让我有家的感觉

兰德将新兴的环境史领域与传统政治史研究的
精髓相结合，细心关注考古学材料，为我们带来了
一部长时段的关中历史。多数研究关注的是该地的
人众和行政机构，偶尔涉及某几项养活大量人口的
水利工程；而兰德关注的是自然环境，以及自然环
境如何被人类改造并最终被人类重塑。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芝
加哥大学教授，著有《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
献研究概要》等
这是西方关于早期中国环境历史的第一部专著
。它不是把环境作为人的对立面，而是由人参与其
中的环境史。作者充分利用了过去五十年关中平原
地区考古工作的成果，以近于诗歌式的语言成功地
描述了人类社会怎样一步步通过扩大农业生产的食
物种类取得剩余资料，并为了控制剩余资料和增长
的人口逐渐组成国家并发展到帝国。在作者笔下，
遗址中发现的碳化种子变成了田里生长的谷物，孢
粉遗存变成了山上的树木，残骨变成了野外奔跑的
动物。在有组织地利用环境的过程中，人类自己也
被秦国这样的政治机器所“驯化”。这本书的开创
性毋庸置疑，而作者表现出的融会科学和历史的博
学精神更是让人敬佩！
——李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有《西
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等
本书以上古至秦代的关中地区为研究对象，结
合了环境史和政治学的方法，富有创意地考察了政
治组织发展和生态环境演进的历程。政治组织通过
开发自然资源条件兴起，以农耕创造的“天府”赢
得了最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成功。自原始时代最初
的河渭平原开发者到仰韶人，以至后来周人、秦人
、汉人的辛苦耕耘，到了秦汉时代，营造了东方帝
国最重要的生存居所和文明基地。作者在解说社会
与环境之关系的演变、政体与环境之历史的互动时
，颇多智慧的思考。许多论点富有启示意义，值得
我们深思。自然环境保护意识体现出当时涉及“天
人”关系的明智理念。我们看到，与“五谷蕃熟”
同时，“泱漭无疆”的绿色景观得以存在。“动物
斯生，植物斯止”所表现的自然风景，展现出“方
春蕃萌”的蓬勃生机。
——王子今 西北大学教授，著有《秦扩张史
：土地与民人》等
影响人类群团生存与发展路径的诸多因素，诸
如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从短程到长程不一
而足。若想看得真切透彻，不从长程着眼则难窥其
特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优秀的长时段大历史研
究成果无不重视人地关系，兰德的《惟王受年：从
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的中国政治生态学》就是这样一
部佳作。作者充分运用史前至历史时代的考古与文
献资料，精辟地指出塑造周秦王朝的，不惟铁器、
骑兵和官僚机构，更为本源的是作为个体和集体的
人，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那山、那水、那片黄土地
。而书中最后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中华帝国如何
塑造环境？政治体对环境的反作用力尤其值得重视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的未来。
——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等
《惟王受年》一书，为中国史、环境史和农业
史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意义非凡！
——马瑞诗（Ruth Mostern） 匹兹堡大学教
授，著有The Yellow River: A Natural and
Unnatural History等
本书的学术基础十分扎实，反映出作者全面掌
握了环境史研究和早期中国研究的前沿方法。
——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 加州大
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著有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等
兰德撰写了一本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可读性
极高的环境史佳作，本书综合利用了古代中国的考
古学材料与文献史料，论证了“地缘政治始终是环
境政治”。
——傅罗文（Rowan Flad） 哈佛大学教授，
著有《古代中国内陆：景观考古视角下的古代四川
盆地、三峡和长江中游地区》等
兰德的《惟王受年》一书，在张光直《古代中
国考古学》、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的基础上勇于
精进，为引起社会政治巨变的农业革新做出了合理
论说。我会把这本书列入我的课程书单里。
——戴梅可（Michael Nylan） 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教授，著有《幻化之龙：两千年中国历史
变迁中的孔子》等
该书为我们了解古代东亚地区人类对环境的影
响做出了杰出贡献。
——马硕（Maxim Korolkov） 海德堡大学助
理教授，著有《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华帝国在
东亚南部的建立》等

致　谢
从安大略省的乡村走上中国古代史研究，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我能一路走来，离不开家人、朋友和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我有幸在一个富裕且相对“社会主义”的国家长大，大学只收取象征性的学费，使我能够接受文科教育，这种教育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变得遥不可及。我在奥斯古德（Osgoode）镇中学第一次接触到环境问题和东亚历史，在维多利亚大学洛恩·哈蒙德（Lorne Hammond）教授的环境史课上找到了自己的志业，并在此受到了格雷格·布鲁（Greg Blue）教授学识的启发。在香港大学，陈汉生（Chad Hansen）教授鼓励我学习中文，慈继伟教授扩展了我的思想观念。我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荷兰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y）的一个学期里对欧洲学术的接触，我在那里从哈勃·兹瓦特（Hub Zwart）和彼得·莱文斯（Pieter Lemmens）身上，并从第一届欧洲环境史会议中学到了很多。在克卢恩国家公园担任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讲解员的两个夏天，给我上了一堂精彩的自然历史速成课。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年里，我开始认真学习中文。随后，在麦吉尔大学方丽特（Griet Vankeerbergen）教授和叶山（Robin Yates）教授的教导下，得到了关于早期中国研究的非常好的入门。之后，我在兰州大学待了一年，从吴景山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地理学传统，并准备了后来成为本书的研究计划。感谢刘莉教授和孙周勇研究员的帮助，他们让我有机会参加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王陵的发掘；感谢丁岩研究员和全体工作人员。
我很荣幸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跟随李峰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李峰先生对早期中国有着很深的了解，对学生也很热情，他是理想的博士生导师，也是一直支持学生的良师。我尤其有幸能在归城勘探调查期间向李峰和梁中和教授学习考古学，这是一次美好的体验。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和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教了我中国历史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许多知识。我还从中国研究的同学身上学到了许多，包括史蒂芬·博杨顿（Stephen Boyanton）、凯文·巴克鲁（Kevin Buckelew）、赵家华（Glenda Chao）、陈恺俊、戴安德（Anatoli Detwyler）、妮娜·达西（Nina Duthie）、郭旭光（Arunabh Ghosh）、罗娓娓、吴敏娜、格雷格·帕特森（Greg Paterson）、何汉平（Ho Han-Peng）、侯昱文（Nick Vogt）、王紫（Chelsea Wang）和王思翔。我也从同学马硕（Maxim Korolkov）的著作中学到了很多关于秦史的知识。创新理论和经验学跨学科中心的比尔·麦卡利斯特（Bill McAllister）等研究员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后一年变得丰富多彩。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韩明士、李峰、罗德里克·坎贝尔（Roderick Campbell）、郭珏、叶山〕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我尤其想感谢叶山先生在过去十五年里对我的鼓励和指导。
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的一年，我获得了不可或缺的训练。感谢陈伟先生等人的招待和照顾。在与曹方向、窦磊、何有祖、黄杰、鲁家亮、罗小华、郑威、田成方的交流中，我获益良多。感谢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在古文字暑期研讨会上介绍我进入武汉大学。我在盖尔·赫穆拉（Gail Chmura）、多萝西·佩蒂特（Dorothy Peteet）、沃利·布洛克（Wally Broecker）的课程中学习了古生态学和气候学 ；也要感谢汤姆·麦戈文（Tom McGovern）教授让我在纽约市立大学参加他的课程，并感谢他和班大为（David Pankenier）教授的田野指导。加里·克劳福德（Gary Crawford）教授和善地让我在他位于多伦多大学的实验室待了一个月，为我介绍植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陕西师范大学学习期间，郭妍利对我多有帮助，我很感谢她和历史系的各位同学，他们让我保持了积极的思考。我从黄春长教授和他的实验室的学生（包括郭永强和刘涛）那里学到了很多。我还要感谢张莉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邀请我去汇报研究成果。关于其他的研究帮助，我要感谢梁云、王志友、秦建明、胡松梅，尤其感谢焦南峰先生把我引介给上述诸位老师。还要感谢焦南峰、孙周勇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我提供了本书中的一些图片并允许我使用。需要补充的是，在中国生活和旅行的五年中，我遇到了许多热情而又体贴的人，我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与中国各地人们的日常交流。
在哈佛大学环境中心担任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员，使我有时间和资源来扩充研究，并促使我更努力地思考已有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相关性。尤其要感谢丹·史拉格（Dan Schrag）、吉姆·克莱姆（Jim Clem）等研究员，以及我的主持教授傅罗文（Rowan Flad），他把我介绍给我最好的合作者博凯龄（Kate Brunson）。我也从森林史合作研究者约翰 李（John Lee）、孟一衡（Ian M. Miller）和布拉德·戴维斯（Brad Davis）那里学到了很多。到了布朗大学，历史系和环境与社会研究所的同事让我有家的感觉，为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环境，并在一些困难时期给予我莫大的支持。感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