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宫长为）

绪论

一、研究缘起

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四、主要内容和观点

五、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章清华简与周文王史事研究

节周文王受命

一、文王受命之真实性

二、文王受命之渊源

三、文王受命之标志

四、文王受命年

五、文王受命之内涵

六、文王受命之表述

七、文王受命称王和即位称王

八、文王受命之实质与意义

第二节周文王称王

一、周原甲骨文与文王称王

二、文王玉环与文王称王

三、清华简与文王称王

四、文王的生称与谥称

五、王国维“称王”学说之检讨

六、文王受命与称王之关系

第三节周文王与《易》关系新论

一、“文王演《周易》”溯源

二、文王之“演”与《左传》“易象”解

三、《易象》探源

四、文王中道思想文献互证

第二章清华简与周武王史事研究

节武王受命与称王

一、武王受命之历史考察

二、“文武受命”之历史内涵

三、武王即位称王

四、武王之纪元问题

第二节武王戡黎

一、清华简《耆夜》时代、作者及学术价值

二、今本《竹书纪年》与武王戡黎说辨正

三、武王称号“西伯”考

四、清华简《耆夜》印证武王戡黎说

五、上博简《容成氏》证明西伯文王戡黎说

六、文王、武王各戡耆、黎说辨

第三节周武王的诰誓和诗作

一、《西伯戡黎》《牧誓》之作者

二、《康诰》《酒诰》《梓材》之作者非周武王

三、清华简《耆夜》与武王两首诗

四、武王与《大武》诗辨正

第三章清华简与周公史事研究

节周公受命与摄政

一、周公受命新考

二、周公奉命摄政、辅佐成王

三、周公受命摄政合法性与正当性

第二节周公摄政与“称王”

一、西周金文与周公摄政

二、战国楚简与周公摄政

三、传世典籍不见周公“称王”

四、从“共和行政”看周公摄政问题

五、周公摄政与辅政

六、“王”与“周公”并称辨正

七、“王若日”“王曰”辨正

第三节 清华简与周公的政治身份

一、传世文献对周公政治身份记载之检讨

二、清华简与周公政治身份

第四节清华简《耆夜》与周公诗作

清华简《耆夜》“古诗共时系统”说

二、清华简《蟋蟀》作者周公说

三、“赋诗”与“作歌”考

第五节清华简《金縢》与周公《鸱鸮》诗

一、传世《金縢》之《鸱鸮》与简本《雕鸮》

二、简本与传世本《金縢》制作时代及学术价值

三、周公与《鸱鸮》诗之关系

第六节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公诗

一、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成篇时代及作者

二、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周公诗研究

第七节清华简《金縢》与周公东征

一、《尚书·金縢》作者、真伪、成篇时代再考察

二、周公东征史实、阶段和时间考

三、成王与周公东征辨

四、周公东征、奔楚以及南征史事辨

附录清华简《金縢》与传世本比读研究

一、简本与传世本《金縢》字词比较分析

二、《金縢》简本与传世本句类、句型异同分析

三、《金縢》简本与传世本语用比较分析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去年教师节之际，庙军教授以《清华简与文武周公史事研究》书稿见示，并嘱托作序为盼，是书系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我欣然慨允。由于年来事多，迟迟未能动笔，延误至今。

记得2008年溽暑，我去李老师家里，正赶上李老师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楼办公，师母告诉我下学期李老师有大事要做，后来得知大事原来就是刚刚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那些日子李老师忙，整个暑期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后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宣告成立，随即投入到紧张有序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括召开专家论证会。由此，清华大学入藏战国竹简得以对外正式公布，引起海内外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

同年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月，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李老师初发表了《初识清华简》一文，扼要地介绍战国竹简入藏清华情况，并引用王国维先生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暑期以《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为题，发表了的公开讲演，文稿登载于《清华周刊》上，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代以来中国学问上之发见，“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由于两书早已散佚，今人无缘见到原貌，清华简的重大发现，不仅使我们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似《纪年》的史籍，而且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学术界造成了深远长久的影响，今后的整理考释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

自是以后，20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年12月伊始，李老师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辑由中西书局正式出版，按照每年一辑高质量、高的速度，至今已经出版十几辑，十年探索、十年艰辛；十年拼搏、十年辉煌，已由“清华简”学铸造“清华学”派，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新局面，开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新征程。

这样一个大发现的时代，也必然带来一个大丰收的季节。庙军教授的大作《清华简与文武周公史事研究》一书，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庙军教授从新发现的清华简、二、三、五辑入手，结合传世相关的文献括出土的甲骨、金文材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一步考索探究文、武、周公史事，深化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解和认识，突出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可谓一个“紧跟”，即作者紧跟学科、学术前沿，把握学科发展大势，以清华简的重大发现为契机，聚焦学术界的讨论热点问题，关照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置身于其中内在关联，反复钻研，厚积薄发，后来居上；

其二，可谓两个“要点”，即作者抓住西周史的，也是抓住西周史的难点，三代社会的历史变迁，莫过于商周之际激荡起伏，相关史事辨证讨论，聚讼纷纭，经久不衰，不仅是西周史研究的、难点，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难点，更是清华简聚焦问题的根本所在；

其三，可谓三个“人物”，即作者以文王、武王、周公三个关键人物为统领，在周初纷乱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紧紧抓住历史发展的主脉，透析解剖历史发展的主线。文王、武王、周公无疑是中华文化道统的传承的核心标识，也是铸造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的见证；

其四，可谓四个“深化”，即作者全面系统地深化文王史事研究、深化武王史事研究、深化周公史事研究，以及深化《金縢》文本比较研究。从文王受命称王到武王受命称王，从武王受命称王再到周公受命摄政，围绕这样的历史发程，以清华简检验补正相关史事，重新审视论证周初史事括《金縢》文本的比较研究，可谓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收获。

庙军教授之所以能够对以上古史问题研究取得骄人成绩，想必不是偶然的。探知个中原因，有赖于作者在其两部专著《周公研究》《先秦历史思想文化新探》前期深厚积累成果的基础上，孜孜以求，探赜索隐，故能面对清华简新材料，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屡有创获。

庙军教授在本书能取得较大成绩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在研究过程中重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即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互证。正确的适宜的研究方法保证了其论证观点的可信性和说服力。当年，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强调“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1994年版，第2页）庙军教授在书中对二重证据法的广泛的娴熟运用以及对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的互证，相信读者览后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今，我们已经走百年的风雨历程，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清华简、郭店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是清华简属于“经史”类书，是百年不遇，更是千年难求，我们应当抓住这样机遇，不负时代重托，担负历史重任。

十余年来，庙军教授潜心清华简研究，紧密结合其专业研究领域和方向积极开拓、探索，乐此不疲，每有成果问世。这足以说明他的学术眼光的敏锐性，见解的独到性，而无愧于清华简发现的大时代。

百年前王国维先生清华园，百年后李学勤先生回归清华园，这是历史的机缘，还是时代的巧合，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德。

在写这篇小序的思考过程中，我们也渐渐地悟到本文开篇所言，已由“清华简”学铸造“清华学”派，这个学派的学风，当是李学勤先生一再强实、尊重古书、注意前人研究成果。

后，我期待庙军教授今后在清华简研究领域取得更多的、更好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也乐意在此向该书。是为序。

附记于此，我们共同嘉勉，是谓新得，更为心得。

在先秦儒家思想文化以及西周早期历史研究中，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是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现代学者对“文、武、周公”的研究多采用传世文献与青铜器铭文相结合的方法，但由于传世文献、青铜器铭文有关文王、武王、周公的历史记载仍存在文献不足征的缺陷，故导致西周初期很多历史问题迄今没有定论，从而形成长期历史悬案。

一、研究缘起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约2500多枚，通称清华简，其时代下限属于战国中期偏晚，内容多为经史类古籍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在已经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伍）中收入了多篇诗、书类文献，其中既有与传世文献的诗书记载，又有未见于传世文献的珍贵的逸书、逸诗。这些逸籍文献多涉及与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有关的重要史事。由于清华简新材料的不断面世，使得重新探讨西周历史文化以及文、武、周公重要历史事迹适逢难得契机。基于此，我们的研究课题“清华简与文武周公史事研究”也就应运而生。

关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研究，长期以来尚无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历对文、武、周公的研究虽然不乏单篇论作，但要么是对文王的研究，要么是对武王的研究，要么是对周公的研究，真正将文、武、周公串联起来行贯通式的研究，学术界尚未得见。实际上，“文、武、周公”并称属于儒家道统中一个重要环节，这不仅涉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源流问题，而且与西周初期历史紧密相关。简言之，“文、武、周公”研究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经学问题。

“文、武、周公”并称首见于唐代文学大家韩愈的“道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韩愈所倡儒家道统本为与佛、老相区别，以强调儒家仁义道德的思想核心。如此，文、武、周公就成为儒家先王之道之传的一个重要链条。其实，“文、武、周公”并称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孔子首开其端，阐发“尧舜禹”，并常先以“尧舜”“舜禹”连称。《论语·尧问》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或许是“尧、舜、禹”并称的端绪吧。

在不少传世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常有“文武”并称之例，后来亦将周公列入其中。如在《尚书·周书》中周公诰誓多言“文武”，以“前人受命”代指“文武受命”；《洛诰》引成王言“扬文武烈”“文武勤教”“文武受民”，史官亦记载“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尚书·顾命》“文武大训”；《尚书·文侯之命》亦曰：“丕显文武，克慎明德。”

《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也记载了文武受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二后即文武。《诗经·大雅·江汉》也有文王、武王受命之记载，“文武受命，召公惟翰”，《诗经·鲁颂·閟宫》则载“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

《论语·子张》篇子贡两言“文武之道”，《子罕》记载孔子困于匡而感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礼记》记载孔子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孔子闲居》孔子亦言：“文武之德。”《礼记·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由此，“文、武、周公”并称初见端倪。

《孟子·告子上》载公都子说：“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孟子·公孙丑上》载公孙丑说：“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孟子连言禹、汤、文、武、周公：“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