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丹尼索瓦人、弗洛勒斯人……地球上曾有至少17个古人类人种，但大部分在气候剧烈变化时期就灭绝了，而短暂躲避了这些灾难的族群，也因认知能力低而销声匿迹。变化从未停止 ，智人想要存活下来就只能利用环境，并不断地改变自己。
如今，智人需要面对的是城市拥挤、空气污染、全球气候变暖、核武器、精神疾病等等这些危害更强、风险更大、解决成本更高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回顾人类历史的长期趋势以及重大转变，方能找到人类未来发展走向。
翻开本书，看智人如何突破重围成为赢家，又如何能持续改善应对未来危机。

导? 论
第一部 冰河之子：人类散居世界与文化分化滥觞 （公元前20万年至公元前1.2万年）
第二部 泥土与金属：农业肇始到“青铜时代危机”的 文化分化（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1000年）
第三部 帝国的震荡：从公元前1千纪初期的 “黑暗时代”到公元14世纪中期
第四部 气候逆转：瘟疫与严寒中的扩张与创新 （14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
第五部 大加速：在变暖的世界中加速变革 （1815年至2008年）

曾经至少有17个人种在地球上出现过，但只有智人1种存活至今。
著名历史学家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被《纽约时报》盛赞为“比肩吉本、汤因比、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家”。
尼安德特人雄踞欧亚二十万年，为何面对智人迅速败亡？
拥有高超狩猎技术的海德堡人为何还是灭绝？
能适应高原恶劣环境的丹尼索瓦人为何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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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60年左右的时间里，研究者已经在许多灵长目动物中确认有文化存在，并声称许多其他物种也是一样。然而，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文化的善变出乎意料。当某种文化物种群体以不一致的方式发生变化时，就会产生分化，但这个过程在人类群体中发生的频率要高得多，转变的范围要大得多，其他动物无法与之相比。人类文化把这一系列不断发生的变化称为“历史”。它们毫无规律地自我转变、发散并混合，现代尤其是最近都在明显加速。它们随时随地都在急剧地变化着。
第一个故事有关分散与融合，即生命如何繁衍与相遇。对于分散的问题，我想如果银河观察者用一个词来总结我们的历史，那肯定是“优势”。它意味着智人，我们这个在考古记录中首次出现的人种，其有限而稳定的文化如何经过扩散和自我转化，发展出令今天的我们彼此感到惊讶的、规模宏大且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并占据了星球上每一个可居住的角落。我们发源于一个小物种，在东非这个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生活。在这里，所有人的行为方式都相差无几：搜寻相同的食物，通过同一套纲常连接彼此，应用同样的技术，运用相同的沟通方式，研究同一片天空，尽其所能想象同样的神灵，还很可能如其他灵长目动物般服从男权，同时又崇尚女身体的魔力—这种魔力具有独特的再生能力，并与自然的节奏相协调。正如本书第一部作者展示的那样，随着移民群体适应新的环境并与他人失去联系，他们发展出与众不同的传统，以及独特的行为思考方式、家庭和族群组织方式、世界观、相互交往和适应自然的方式，并崇拜他们独特的神灵。
直到大约12000年前，他们都拥有类似的经济模式：通过狩猎采集来维持生计。但是气候变化引发了不同的策略，有些人选择继续传统的生活方式；另一些人选择放牧或耕种。马丁·琼斯在第三章讲述了相关故事。第四章和第七章则阐明正是农业促成了各种文化变革。约翰·布鲁克撰写的第五章说明，诸如气候突变、地震及微生物的演化等人类无法控制的环境要素，其动态调整有时会维持，有时则会破坏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此外，文化具有自身的动力，部分原因是人类的想象力不可遏制，不断重新描绘世界并激励我们实现愿景；部分原因是每一次改变，尤其是发生在科学、技术和艺术等文化领域的改变，都释放了新的发展潜力，其影响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即人与大自然其余部分的关系。人为干预环境的经历看上去像是一系列九死一生的故事，每一个都如历险记般传奇，情节丰富，跌宕起伏。农业帮助务农者在气候变化中生存下来。然而，它在家畜间创造了新的疾病，使人类社会陷入依赖特定粮食供应的困境，为组织和发动战争，管理生产、灌溉和仓储的专制政体提供了合理性。工业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代价是“炼狱般拥挤的城市”和“黑暗的撒旦磨坊”中令人生畏的劳动条件。化石燃料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但引发了空气污染和全球变暖。人工合成的杀虫剂和化肥让数百万人免于饥馑，却侵蚀了土壤，破坏了生物多样性。核能使世界免于能源枯竭，同样也威胁着世界安全。医学使数百万人免于身体疾病，但四处蔓延的“生活方式疾病”（通常由滥交、暴食、吸毒和酗酒导致）和蜂拥而来的精神疾病大肆损害生命。总体而言，全球的健康环境危机四伏。高昂的医疗成本使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无法享受到医学进步的红利。技术使我们免于遭受持续出现的一系列自发性问题的侵扰，但是又创造出危害更强、风险更大、解决成本更高的问题。具有技术依赖性的世界就像一首歌中的老妇人一样，为了抓住一开始吞下的那只苍蝇，她不断吞下捕食前者的更大动物。她的结局“当然是死去了”。当前，我们没有比依靠技术升级更好的策略。
本书第四个主题显然涉及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变革影响的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的局限性。所有有关人性的停滞和多面的故事显然都有着一成不变的背景，善与恶、智慧与愚昧都超越了文化的边界，似乎永远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正如伊恩·莫里斯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提升了成事的能力，但我们的道德和待人处世仍然陷于自私与敌对。安加娜·辛格也指出了我们增强的能力中有多少被用于破坏：相互攻击、毁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摧毁作为我们共同家园的生物圈。
当然，我们可以指出某些改进。也许本书中最令人欣慰的变化是我们的道德共同体逐渐扩大，几乎涵盖整个人类。这项成就令人惊叹，因为人们通常用以形容19世纪伦敦城中的景象—肮脏、污秽、人口密集、城市拥挤不堪，不善待自己亲人或同胞之外的人。正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语言里除了代表群体成员的名词，都没有“人类”一词，称呼外人的词汇往往都带有“野兽”或“恶魔”之类的含义。在外貌、肤色、文化差异、地位高低、能力强弱的表象下，引导人们看清人类共同体的努力是长期而艰巨的。一些关键节点可以在曼努埃尔·卢塞纳·吉拉尔多 、安加娜·辛格、保罗·卢卡·贝尔纳迪尼和杰里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