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的视野，主要研究了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及其作品了的作品在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接受情况，并基于挪威本土女性学者的视野来审视易卜生及其剧作中存在的女性主义思想，为我们研究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接受以及中国话剧初期的发展提供了开阔的思路，为当下的中国话剧研究者提供了学术基础和新的方向。

赵冬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讲师，博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研究兴趣为民国戏剧、海外中国戏剧等。

致谢
译者序
绪论
第一章 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
一、胡适与“易卜生主义”思想
二、个人与社会：野鸭需要自由，女青年需要责任
三、批评家与替罪羊：胡适与斯多克芒医生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女性主义
一、娜拉和阿尔文太太：对贤妻良母的抨击
二、娜拉和她的前途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文学与批评
一、以“娜拉主义”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中的易卜生主义
二、文学批评与易卜生
本章小结
结语
附录一
附录二
参考文献

虽然一部分中国知识分
子逐渐熟稔并掌握了西方思
想，并在1898年后深刻影
响了中国的政治话语与文化
生活，但西学东渐的风潮却
要到五四时期（约1915-
1925年），才终呈燎原之
势。自此，西方思想被笼而
统之地引入中国。1898年
戊戌变法失败后，越来越多
的中国学生负笈海外：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
，美国利用庚子赔款，资助
中国学生留美；1903年，
北京大学选派了31名学生留
学日本，16名学生留学西方
国家；1906年，中国共有
15000名在日留学生；
1914-1923年间，留美学生
从847人增至2600人。
五四运动后期，“自由主
义”与“左翼”两大思潮的对
立逐渐凸显。大致上，自由
主义者多留学于英美，而20
世纪20年代初期的左翼人士
多留学于日本，20年代末至
30年代则受苏联影响较大。
中国留学生试图宣扬西
方新思想并寻求新的方法来
传播理念。于是，他们迫切
地介绍西方著名作家，宣传
话剧等西方艺术形式，并用
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作。在
这股译介西方作家的浪潮中
，语言简单平实的挪威戏剧
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是一个
突出的例子。本书意在勾勒
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情况，
同时探讨其创作思想是如何
经过一系列重要的意识形态
论辩与社会舆论，对20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彼时
的西方评论界已转向对易卜
生戏剧进行艺术审美，而中
国对其戏剧的诠释却演变成
了一种无关美学意蕴、只关
乎社会政治的理念，即“易
卜生主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易卜
生在挪威就像是一颗孤星。
他的声望过高以至于有时很
难将其作品与名声区分开。
“他是高悬在我国（指挪威
—编者注）文学天空中的一
颗孤星，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关于易卜生的评价大
都置于挪威国内的语境下。
评论家通常透过易卜生的生
平与挪威历史来阐释其作品
中的细节，并把它们同挪威
的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
但自他享誉世界以后，便很
少有人单从一个方面来讨论
他的作品，因为对他的崇拜
之情让人们只肯视作家及其
作品为一个整体，而社会改
革只是易卜生戏剧艺术的一
个维度，既非全部，亦非根
柢。知名评论家如弗朗西斯
·布尔（Francis Bull，1887
-1974）就在1923年出版的
《挪威文学：从二月革命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
（Norges Litteratur fra
Februarrevolutionen til
Verdenskrigen）一书中对
易卜生作了全面的论述；而
哈尔夫丹·科特（Halvdan
Koht，1873-1965）则于
1928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巨
著《亨利克·易卜生》
（Henrik Ibsen）。
中国评论家在研究易卜
生的时候，均未采用挪威语
著作作为第一手资料，中国
读者所能接触到的相关论述
，都是译自其他更常见的欧
洲语言。因此，在做中欧戏
剧比较研究时，必须以被直
接引用或翻译的欧语评述为
基础。在某些方面，中国对
易卜生的接受与挪威及欧洲
其他国家大同小异。但易卜
生在中国的首次亮相
（1918年），却给人留下
了“理论宣传家”的印象，直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得
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五四运动时期，包括易
卜生在内的众多西方优秀作
家、批评家、思想家被引介
至中国。1918年，胡适为
当时颇具号召力的著名杂志
《新青年》写了一篇关于易
卜生的文章。胡适作为北京
大学的哲学教授、白话文的
倡导者，无疑是易卜生能风
行中国的保证。
虽然易卜生对中国话剧
的发展影响巨大，但这个题
目不会在本书论及。同样，
郭沫若、田汉及创造社诸君
提出的“浪漫主义的易卜生”
——主要和话剧相关——也
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此
外，本研究也不涉及1976
年之后，中国对易卜生的重
估。1976年后，易卜生和
胡适的作品得以解禁，人们
对易卜生的创作有了更深入
的理解。与此同时，胡适的
教育理论以及其他阐述——
如关于“个人”在社会改良中
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物质文
化对社会福祉的意义——也
重回大众视野。虽然易卜生
和胡适都已作古，但他们的
某些理念，无论是在1918
年还是现在，都被广泛接受
。而与他们相关联的自由主
义思想，却始终存在争议。
虽然五四运动早期所提
出的“个人主
义”（individualism）概念较
为粗略，接近于“利己主义”
（egoism，胡适译为“为我
主义”），但当时很少有中
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个人的内
在自由问题。在此期间，只
有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
子在塑造他们的政治纲领时
，利用了易卜生对智识自由
、内在良知与责任的阐释。
至于作家如何呈现剧中人物
的心理发展，则无人问津。
本书将考察易卜生作品
于1917年至1935年在中国
的接受情况，进而论证来自
不同家庭及教育背景、持不
同态度的传播者如欧洲思想
家、自由派改革者或中国化
的反传统主义者等是如何赋
予易卜生各种不同形象的。
本书还将花较多篇幅来说明
，胡适与“易卜生主义”的关
系：与其说他是在介绍易卜
生戏剧，不如说是在言说自
己对易卜生的阐释。其文章
标题“易卜生主义”可能就取
自爱尔兰剧作

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悲喜剧、古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中国戏曲虽然成熟得较晚，却厚积薄发，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诞生之初至今也始终为中国人民喜爱。戏曲艺术凝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与道德理想，它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灵魂深处，其影响遍布海内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构想，中国戏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蕴与审美的重要媒介。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在坚定文化自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易卜生自新文化运动时期进入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以来，对其的研究多基于转译的文献，甚至部分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并未接触过易卜生原作。那么，这本来自挪威的著作不失为研究易卜生的第一手资料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