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随潘光旦先生赴川东南、鄂西南走访土家期间留下的摄影纪录和田野日记。潘光旦先生凭借古籍文献资料整理和细致的田野考察，科学地总结出土家人独特的文化风俗、生活习惯，促成了土家族的科学认知。
川鄂之行是潘光旦第二次土家调查之旅。作为学生和摄影记者，张祖道随行参与了这次调查，用影像和笔记录这次调查的全过程。书中既有新中国朝气蓬勃的建设场景，也有土家人淳朴的生活，朴素自然的影像和文字为我们交织出1950年代中国西南地区真实的社会景象。

张祖道（1922—2014）
摄影家，湖南浏阳人，1945年进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参军，1952年起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1985年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2012年荣获中国摄影最高荣誉“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他从1940年代起拍摄大量有关清华园、老北京的影像，并前后十余次陪同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到湖北和江苏等地进行实地调查，拍摄了大量影像，并配以翔实严谨的文字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文献价值。先后出版有《江村纪事》《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

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
情系土家研究 潘乃谷
后记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
间，张祖道作为摄影记者，
随民族学家潘光旦一行去川
东南、鄂西南武陵山区一带
对土家族进行识别、调查，
用他的镜头见证了潘光旦在
识别土家族过程中所表现出
的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同
时充分展示了原汁原味的土
家人生活。
1956年11月，中央民族
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我的老师潘光旦要去川鄂一
带进行“土家”的识别和实地
调查，他想请一位摄影记者
随行协助，我很荣幸地接受
了这一任务。
我们是在11月25日坐上
火车出发南下的，到1957
年1月28日晚回到北京，总
共65天，到过湖北、四川的
18个县市，行程总计7000
多公里。
久悬不决的“土家”识别
其实，这并不是潘光旦
先生第一次实地考察“土家”
的情况了。在我们旅行之前
，1956年5月他就到湖南考
察过“土家”，当时他设定了
三个目的：第一是作为一个
科学工作者，把研究所得和
实地观察对证一下，改正其
中可能有的错误，补充其中
不足；第二是作为一个政协
视察人员，调查了解一下“
土家”人提出的确定民族成
分的要求究竟普遍到什么程
度，在他们自己的认识里究
竟有什么根据；第三是作为
科学工作者，同时也作为一
个视察人员，需要了解为什
么“土家”的识别问题久悬不
决。
国家对“土家”的识别，
始于1950年。当时，到北
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湖南湘西
的“苗族”代表田心桃，向中
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反映，
自己是“土家”人而不是苗族
，要求中央派人进行调查。
她的反映引起了重视，中央
派出了多名专家学者，组织
调查小组，多次调研。
潘光旦先生是在1953年
接受了研究“土家”的任务，
在查阅大量史籍、地方志后
，他发表了《湘西北的“土
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
认为：土家不是瑶，不是僚
，不是苗，不是汉，而是具
有悠久历史的古代巴人后裔
的一支，是单一民族。随后
，中央民族学院的汪明踽教
授、语言学家王静如在经过
实地调查后，分别写出了《
湘西“土家”概况》和《关于
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
等文章，也都支持“土家”是
单一民族的观点。
1954年国家民委为了慎
重，还在北京召开了“土家”
人问题研讨会，参与会议的
专家和学者们一致认为“土
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
……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
，不久之后，潘先生却被划
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
之一竟然就是所谓“破坏民
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
识别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竟
然成了罪行。“文革”中潘先
生被发配去打扫厕所和澡堂
，还让他在菜园里除草，他
一条腿行动不便，只能搬一
个小板凳来坐，但小板凳也
不让他坐，只能坐在地上。
抄完家以后，他家的书房和
卧室都被查封，67岁的他只
能在厨房旁边小屋的水泥地
上席地而卧，缺被少褥。
1967年，潘光旦先生含冤
离世。
潘先生被打成“右派”后
，还连带伤害了不少地方的
知识分子和干部，川东南、
鄂西的土家成分确认问题也
都搁置起来了，一直要到
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湖
北省在1980年成立了来凤
、鹤峰土家族自治县，
1983年底改设了鄂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并在宜昌地
区设五峰、长阳两个土家族
自治县。四川省也差不多同
时设立了酉西阳、秀山、黔
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
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贵州省设立了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沿
河土家族自治县。在潘先生
研究土家族问题整整30年之
后，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民
族区域自治问题才算全部完
成。

如何科学地考察某一地域的文化、族群与风俗？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往往给人严肃、干涩的印象，但实际上田野调查最需要和人的日常生活打交道。张道祖先生的日记和影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可以直接触碰到数十年前潘光旦先生前往西南地区考察的鲜活历史场景。这不仅是潘光旦先生实地调查、研究“土家”的第一手记录，也是1950年代西南地区日常生活生动的写照。

我老是搭乘末班车。
湖南岳云中学毕业，我
在桂林考上当时在广东韶关
的中山大学和广西大学，因
为付不起对我来说是高昂的
学费，没有去报到。后来，
花了一年多时间，才跌跌撞
撞、好不容易地来到昆明，
在1945年秋，进入心向往
之的西南联合大学，读社会
学系。在那里，磕磕碰碰、
时断时续地念了一年。
抗战胜利，1946年“五四
”青年节，学校宣告结束，
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
，复员北上。这是我第一次
搭上的联大末班车。
赴校途经上海，系里老
师把我们留下，参加上海工
厂状况调查，最后又留下我
和其他三位同学继续做工人
个案访问。结束时已是11月
中，由上海清华校友接待处
代办最后一次复员船票，乘
末班海轮去塘沽转北平清华
上学。
1948年12月15日，清华
先于北平得到解放。全校同
学在时事政策学习中，同学
们踊跃发言，认为经过辽沈
、淮海两大战役后，全国形
势一片大好，马上就要解放
全中国，我们应该抓紧参军
，争取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最
末一仗。要不然，怎么向儿
孙们讲古，说我曾经搭上末
班车，为解放祖国扛过枪。
于是，大家纷纷报名南下工
作团，第四野战军慷慨地接
纳了近万名学生青年，这是
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也将是最
末一次这么大批量地吸收青
年知识分子参军。我也是带
着照相机拥进去的其中一名
。
1952年调北京《新观察
》半月刊任摄影记者和编辑
。《新观察》是一个综合性
文艺刊物，主要报道新人新
事物，由此我有机会认识了
一些各界知名人士。《新观
察》创刊三年来，潘光旦、
费孝通二位老师已经给刊物
写了不少稿件，是我们的重
点老作者了。我去看望二位
先生时，他们已于1952年
大学院系调整时，分配到魏
公村中央民族学院担任民族
学教授。社会学系因为不合
时宜已经被取消。我突然听
到这个消息后不觉一愣，这
次不单我一个人搭乘了社会
学系的末班车，就连我们整
个班、整个系师生一起一个
不落地挤进了这辆末班车。
原先打算工作两三年后，再
去系里回回炉，充实一下的
想法是无法实现了。不过不
要紧，只要人在工作着，机
会就会有的。
1954年8月，中央民族学
院教授、社会学家费孝通要
去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盟大
草原视察并做田野调查，希
望《新观察》派一位摄影记
者同行，协助摄影和调查，
他应允将调查所得写成文稿
，供《新观察》独家发表。
主编欣然同意，让我将照片
发稿工作做好安排后随同费
先生出发。
……
1967年6月10日溘然逝世
于北京，终年68岁。
这本小书是我在1956年
11月至1957年1月间随老师
潘光旦先生去川东南、鄂西
南武陵山区一带，对土家族
进行识别、调查，写的日记
，拍的照片。日记写得不深
照片拍得不多，主要原因在
我，因为我的思想没有端正
。我总认为，我是在为杂志
社工作，拍的写的，能够满
足当期或眼面前的几期发稿
用就行了，工作多头，太忙
。跟着作家出行，拍好几张
重点照片做插图，任务完成
大吉。还顾虑拍得太多，编
辑部和文字记者会批评我浪
费。毕竟，胶卷比稿纸贵，
照相机比笔杆子重。根子上
是脑子里少一根弦，对照片
的资料性、历史性的价值认
识不足，估计不足，没有那
么长远的眼光。本书文图单
薄，在所难免。
这些尘封了五十年的图
片，而今能够面世，要感谢
许多朋友的关怀，帮助。首
先要感谢四五年前来我家探
访的颜文斗先生，多次苦口
婆心地劝我，提高我的信心
和勇气。接着是姜纬、路泞
和王刚先生一再对我的关怀
和具体帮助。
1956年到现在，五十年
，有幸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
下，又搭了一次末班车。

1956年11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潘光旦先生要去川鄂一带视察，调查少数民族，向《新观察》杂志社商借我去协助摄影。潘先生是我们的老作者，他又答应此行所写文章由我刊独家发表，于是主编很痛快地就答应了。我也很欢喜，可以跟着敬爱的潘老师再上一堂社会学实习课。上海《文汇报》知名记者杨重野，正好在北京，听到消息，也来随行采访。
我们三人约定于11月25日出发，到时在火车站集合。20日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交通不便，行前我电话询问潘先生，还需要什么？他答说烟丝可能不够，叫我到王府井一家指定的店铺购买。24日，我去琉璃厂宝古斋还画，然后去王府井买烟丝，潘先生习惯抽烟斗，半路上断了粮可不好办。夜间下雪，读《金冬心画记》至深夜。
1956年11月25日 星期日 晴
我住在故宫西侧北长街78号杂志社的院内，乘5路公共汽车可以直达前门火车站，很近。潘先生住在西郊魏公村中央民族学院校园内，很远，但都准时到达。8时5分准点发车。
我们三个人同住一节车厢。1952年思想改造、院系调整，潘光旦、费孝通二位先生都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调到中央民族学院，潘先生从事民族史的研究。国全为
在火车上，我们谈得很多。潘先生告诉杨重野和我，他这次是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名义去川鄂一带进行视察、调查的，政协委员每年都要下去视察一次，了解民情，体验生活。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研究，做实地调查。
潘先生近年阅读了大量线装文献，史书、方志、笔记、族谱等，摘记了上万张卡片。在火车上，潘先生给我们二人上了一堂课——中国的少数民族简史。
古时候，中国的很多部落都有图腾祟拜（totem），以某种自然界的动植物作为本部落的祖先或保护神，如以蛇、狗、虎等作图腾。同一图腾不能通婚，于是各部落间互相攀亲。到后来，开始分道扬镳，走向由西北直到西南，有直接向南行的，有绕海路到西南的，这种大迁徙呈D字形，形成一个双钩图。于是西边为藏、羌、夷、巴区：藏族最西，羌偏东，夷、巴更东，巴就是我们这次调查研究的对象。
其中，羌最古老，在甲骨文卜辞中就有其名。早年以游牧为主，牧羊人就是指羌，汉代最早的祖宗。羌人最多，姜太公就是羌人。巴也多。（听到这里，脑子里突然冒出，在词典里，羌字部首从羊，是否是他们的先人游牧放羊的缘故。）
东边最早为傣，他们迁移得远，一直分布到东南亚、台湾（“台”即“傣”音），傣的迁移路线是有痕迹的，如山西有代县（“代”），再行到泰山（“泰”），再南下有江苏的东台县、泰兴县、泰州（五代、明时即有）、泰县（南齐即有，故治在今六合县北，民国尚有）等，都与“傣”音有关。浙江为天台山，广东为台山和北部的大庾岭。大庾岭又叫台岭，是最早的称呼，后又叫过梅岭，最后才叫大庾岭的。
壮、侗为越，傣亦称越。傣的先民在汉晋时曾称为“滇越”“掸”等。台湾高山族溯源，其中大部分来自古越族，即是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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