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对人的思考从神人关系转向人本身，“自我”及由之发轫的相关问题域遂成为启蒙哲学的核心关切。本书是一部旨在梳理卢梭与斯密对“自我”及相关问题域的见解之异同的比较研究，作者从二人哲学中的“自我”观念出发，逐一探讨自知与自知的实践、他人与社会性、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等近代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关键问题；这种从关于人性的基本命题推进到人类社会诸事务的理论框架的分析路径，将二人分别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截面及其肌理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从卢梭与斯密思想的互鉴、思想与现实交叠的两种可能性中，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各自的民族何以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明白二人不同的自我观、人性观及其历史效应何以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世界的面貌。

译者前言 隐匿的论战：斯密与卢梭的相遇
致 谢
缩略语
引 言
第一章 自恋、自知与社会批评：从卢梭《纳西索斯》序言到亚当·斯密
第二章 系谱叙述、自我认知与哲学的范围
第三章 社会性、怜悯与同情
第四章 “存在”与“表象”：自我伪造、交易与自由
第五章 自由、公民宗教与“社会性情感”
后 记
参考文献
索 引

这本书分析、比较与评价了卢梭和斯密提出“自我”问题的诸多方式，如人的天性为何，社会性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我们为谁与是否能够认识自己或他人，如何最好地展示人的境况，何为自由，以及我们能够为补救自身深陷的不完美处境做些什么。这些讨论将二人分别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截面及其肌理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读者可以由此理解他们各自的民族何以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明白二人不同的自我观、人性观及其历史效应何以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世界的面貌。

这是哲学最好的状态。查尔斯·格瑞斯沃德写作
的这部论著具有穿透力、学术性以及严密的论证。它论
述了某些激发让-雅克·卢梭与亚当·斯密思考的关键
问题，细致地将二者衔接在一起。这不仅增加了我们对
这两个人物的了解，也阐明了为何对我们富有争议的时
代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仍然重要。
——克里斯托弗·J. 贝瑞，格拉斯哥大学教授

亚当·斯密曾为《国富论》写作过一篇简短的导言，将之命名为“序论及本书计划”（“Introduction and Plan of the Work”）。这篇导言颇为特殊：首先，《道德情感论》就没有所谓的“序论”——斯密没有为著作写作导言的惯例。两相对照，这篇导言就显得有些郑重其事了：斯密仿佛要告诉读者，导言强调了潜藏在正文中、但不费一番心力就很难发现的主题与线索；或者，导言给读者提供了一把钥匙，凭借这把钥匙，我们就能通过幽暗的思想隧洞进入斯密的理论语境，理解藏身“财富”背后的哲学关怀；再者，斯密也在标题中暗示，他要在这篇导言中展示其写作“计划”——除了交代正文的谋篇布局，他很可能还会阐述写作《国富论》的意图与原因。
大体而论，这篇导言一共九个段落，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四段为第一部分，后五段为第二部分。后五段与正文五篇相对应，分别介绍每篇主题。斯密告诉我们，正文五篇遵循“自然—历史—国家”的论述逻辑：前两篇介绍了影响国民财富发展的两大因素、国民劳动技艺与生产力水平增进的原因，以及影响劳动结构（即从事有用劳动之人数与不从事有用劳动之人数的比例）的资本结构；第三篇和第四篇则由自然至历史，从对原则的思考转入政策之分析，讨论了欧洲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所经历的社会变革。斯密告诉我们，受风俗和阶层利益影响，历史中的政治经济政策时常与财富的自然秩序相悖，欧洲国家的社会变革遵循了某种“反自然且倒退的顺序”；因此，财富的自然法则虽然不可违背，但也不会自明于世，它需要国家的维护，需要某种“国家的智慧”。所以，在第五篇，斯密着力阐述其国家理论，试图启蒙立法者，教予他们一种关乎消极正义的实践智慧。所以，《国富论》行文也遵循了“正—反—合”的论证逻辑，其历史分析与国家理论都植根于前两篇阐述的国民财富之“自然秩序”。
在导言第一部分，斯密着重讨论了上述“自然秩序”的理论基础。斯密的分析呈现出严谨的几何学逻辑，他将历年国民财富之源泉归诸“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国民的富裕程度则取决于消费品与消费者人数之间的比例，它因此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这两大因素直接关系到文明与平等的问题：劳动技艺水平越高，则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劳动分工也越发深入；劳动分工越深入，则“不从事有用劳动”（即不能创造财富的非生产性劳动）之人数在国民中所占比例越大，社会越不平等；因此，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则越不平等。
卢梭在1755年出版了《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以下简称《论不平等》）。他在这部著作中强调，自由与平等息息相关。因为，只有每个人都不受制于任何其他人，他才是自由
的。于是，他对文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文明导致并日益巩固了不平等，孕育出腐败与奴役、欺骗与战争。在他关于人类如何由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系谱论述中，文明被打上了堕落的印记。他用系谱论述作出了道德评价，文明与不平等被划入了道德的对立面。
当斯密在《国富论》导言中重提文明与平等问题时，他很可能想到了卢梭对不平等与文明的批判，而导言本身也会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想起卢梭的批判。在文明与平等之间，斯密取文明而舍平等。在导言第四段，他对比了野蛮部落与文明社会之间的显著差异，着力证明一国的富裕程度更多取决于劳动技艺而非生产者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段论述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试图引导读者对野蛮与文明作出道德评价。他仿佛也在提醒读者，关于文明与平等问题，他在与卢梭进行对话与论战；而且，与卢梭相比，他的答案立足史实而非基于推测，更加有理有据，更有说服力：
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一切能够劳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可能以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他自己和家族内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渔猎的人。不过，他们是那么贫乏，以致往往仅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或至少觉得迫不得已，要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遗弃这些人，听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反之，在文明繁荣的民族间，虽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劳动，而且他们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过十倍乃至百倍。但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在上述段落中，斯密刻画了野蛮与文明的两幅图景：“未开化的渔猎民族”生产落后，生活贫苦，并由此滋长出冷酷残忍的习俗；“文明繁荣的民族”则有充足的供给，人们生活普
遍富裕，抛弃老幼病弱的残忍习俗也随之消失。“文野之分”的背后是不平等与平等的对峙：“未开化的渔猎民族”劳动分工简单，看起来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文明繁荣的民族”劳动
分工变得复杂，社会结构与财富分配都变得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