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荷兰汉学家高延两次来中国，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展开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并在福建厦门为荷兰、法国的两家博物馆购买中国民俗文物。本书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对荷兰莱顿民族学博物馆现有的695件高延藏品进行整理、编目与研究，以方便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和学生了解高延带往荷兰的福建民俗文物。

导论：荷兰汉学家高延带往欧洲的福建民俗文物
第一章 木雕神像
民间信仰的众神
城隍庙的神灵
东岳庙的神灵
虎溪岩寺的佛像
南普陀寺的佛像
第二章 木偶戏道具
提线木偶戏演出道具
布袋木偶戏演出道具
第三章 传统乐器
戏曲与仪式表演的伴奏乐器
提线木偶戏的伴奏乐器
布袋木偶戏的伴奏乐器
第四章 服饰
常服
官服
嫁衣
寿衣
丧服
女性饰品
春仔花
足服
第五章 仪式用具
神职人员的器具
烛台
陪嫁寿板
丧葬用具
纸钱
其他仪式用具
第六章 玩具
面人
花面壳
动物塑像
人物塑像
其他玩具
第七章 生活用具
剃发用具
席子
印章
牙雕
烟具
第八章 图像类藏品
外销画
年画
纸织画
戏画
诗竹画
地狱画
第九章 文本类藏品
通书
考卷
婚书
讣音帖
参考文献
附录一 高延学术年表
附录二 高延著述目录
附录三 高延在厦门收集的木雕神像编目

序
王霄冰
2016年，我们的研究团队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
究暨数据库建设”，对欧美和日本等十二国的公共博物
馆、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民俗文献和民俗文物展开研究
。由于相关藏品数量巨大，国内外这方面的先行研究不
足，要对这些散落各地的中国民俗资料进行摸底调查，
并尽可能地采集相关数据，任务十分艰巨。
我们的研究对象包括民俗文献和民俗文物两大部分
。但在实际生活当中，有些东西介于二者之间，很难说
是文物还是文献。比如图像，既可以算作文物，也可以
归入文献，因为图像大多是纸质的、平面的，且常常带
有文字的内容。正是考虑到图像资料的这种双重性和特
殊性，我们在建设“海外藏中国民俗资源数据库”时，
特意将图像资料单列为一类，与文本类、实物类、音像
类和研究资料类共同构成五大类民俗资料。
在以往的研究当中，学界对于文本类和研究资料类
民俗文献的关注程度远大于民俗文物和影音资料。大多
数的民俗学者都热衷于搜集民间文艺作品，或以文字的
形式记录地方民俗，这当然与民俗学这门学问最初的研
究旨趣有关。无论是德国的、英国的还是日本的古典民
俗学，都更加注重非物质形式的民间文化，而中国现代
民俗学的历史，也是以歌谣运动为起点。从学科定位来
看，民俗学长期立足于文学或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学
者所受的学术训练也使得他们更擅长于使用文本去记录
文化事象、利用文献进行研究，对实物、图像、影音资
料的存在往往视而不见。
近年来，随着整个人文学科的“图像转向”，图像
类的资料逐渐进入了民俗学者的视野，涌现出一批高水
平的论著，例如肖海明对妈祖图像的收集与研究，王加
华对古代《耕织图》的论述，李明洁对海外藏中国年画
之“历史物质性”的探讨，等等。同时，摄影、录像和
录音设备的普及也为田野中采集影音资料提供了极大的
方便，尤其在影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下，以影
像方式记录民俗业已成为潮流。但在实物类民俗文物的
研究方面积累仍然比较薄弱，迄今为止鲜少看到新奇有
趣的作品问世。
民俗文物研究之所以滞后，与这类研究本身的难度
较高有关。很显然，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需要研究
者兼具文物学、文献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多方面的知
识与技能。民俗文物同一般文物相比历史相对来说不会
太长，大多在两三百年之内，少数可延伸至三五百年，
极少会在千年以上，这是因为民俗文物的鉴定需要具备
相对明确的生产时空和使用背景，能够确定相关的民俗
主体，专业上我们把这些社会和文化的因素统称为“语
境”。因此，对于民俗文物的价值判断，不在其物质性
载体的品质，也不在其艺术性的高低，而在于征集者的
学术素养及其在征集过程中是否对相关语境进行了详尽
的记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这些文物最好都是有来历
、有出处的。即便是那些年代略为久远、搜集背景不详
的民俗文物，我们也会将揭示其原生语境作为研究之首
要任务。
也许有人会说，研究文物是历史学的老本行，和你
们民俗学有什么相干？我们的课题立项之初，就有专家
这样质疑过。这也促使我们去思考，民俗学介入文物研
究到底有何优势，我们能给其他学科带来哪些新鲜的东
西或方法论上的启示。这当然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希望
将来能够一一实现。就目前来讲，我们只能对历史学家
们说：这些文物在你们历史学界长期以来受到重视了吗
？没有。因为民俗文物在文物学界根本排不上号。在“
新史学”和历史人类学出现之前，历史学习惯于自上而
下地看问题，文物学则习惯于从历史性和艺术性的角度
判断藏品价值。于是我们所看重的这些民俗文献和民俗
文物，在多数历史学家和文物学家眼里，几乎就是一堆
垃圾。那么，既然民俗文物在历史学界不受重视，为什
么民俗学就不能涉足呢？我们要用民俗学独特的向下的
眼光，用我们的独有的思维方式，来挖掘这些遭到冷落
的文物资料，让它们价值尽显，让它们登上科学的殿堂
，让它们作为文化遗产得到全社会的认可、爱护和传承
。这是民俗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事实上，中国民俗学自创建之初，就已怀抱征集和
展示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风俗物品的远大理想。据施
爱东考证，“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于1923年5月成立以
后，就曾决定从北京开始铺开调查，并征集风俗物品，
筹设风俗博物馆。经过近一年的搜集，加上校外人士捐
赠，成绩颇有可观之处”。1927年，民俗学的学术中心
由北京转移至广州，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人成立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下设风俗物品陈列室，并提出了“
收买足以表现风俗、习惯、迷信等之器物、文字、雕刻
等”，以扩充陈列室为“历史博物馆民俗部”的设想，
“其目的是为文化界打造一个‘风俗模型’：我们制造
模型，先从中国起，再推之于各国。使人们一踏进我们
这个陈列所，就可见到各地风俗实况之缩影，使人得到
一个具体的观念”。截至1935年，该陈列室所收藏的民
俗文物已有13

本书所收荷兰汉学家高延所收集的民俗物品，现存放在荷兰莱顿民族学博物馆的有 695 件（套）。 其中不少文物与中国人的民间信仰有关，包括木雕神像，民间传统乐器三套，寿衣、丧服、头饰、帽子、鞋子等服饰文物，木偶戏道具，灵媒法器和丧葬等礼仪的烛台、陪嫁寿板、灵旌等仪式用具，面人、陶塑、竹蜻蜓、键子、拨浪鼓等玩具，烟管、剃发用具、印章、牙雕工艺品等生活用具。此外，还有一些图像类藏品、文本类藏品，包括纸马、纸钱、通书、考卷、戏画、关帝诗竹画、外销画（刑罚主题）、神像画等。而藏于法国里昂汇流博物馆的藏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木雕神像有 251 件（已知遗失了 2 件），部分藏品仍有高延和原吉美博物馆所制编号和题名。
在诸多散落于海外收藏机构的中国民俗文物中，荷兰汉学家高延藏品种类较为丰富，他在收集中国民俗物品时，非常注意体系。结合相关的历史资料如高延的民俗志著作、调查笔记以及博物馆档案等，我们或许可以勾勒出高延的文物收集和整理方式，并进一步分析收集者、资助者、博物馆和观众等不同主体，是如何共同谱写了民俗文物的收集、分类、展出和数字化保存的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