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访谈录首度中译！
相较于萨特、加缪、波伏娃、阿尔都塞等同时代人，一生远离学术潮流中心的亨利，虽然生活得像一名隐士，却对思想本身更加专注且纯粹。他创造性地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引导我们认识那不可见的“生命”，呈现出更丰富和统一的人类生存图景。
《走向生命的现象学》以访谈录的形式，为读者提供了认识亨利思想的极佳机会。我们从一次次的问与答中看到，亨利如何对传统现象学进行解构，如何发展出注重内在感受的“生命现象学”，并如何将其运用到绘画、精神分析、政治等诸多领域。此外，亨利的学术关怀不止于纯粹思辨，他还呼吁我们关注技术时代中被遮蔽的生命本质。他通过捍卫文化、艺术和思想的价值，还原了生命的丰富性，为读者带来对存在的新思考。
作为20世纪法国现象学的重要人物，亨利凭借其一系列富有原创力的洞见正日益获得重视。本书不仅呈现了亨利丰富的精神世界，让读者领略其现象学的独特魅力，也是探索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不可或缺的指南。

译者前言
说明
1 哲人话平生——与罗兰·瓦西尔德的谈话
2 “让个体回归自身”——与德鲁瓦的谈话
3 “文化需要哲学，才不至于失控与偏航”——与德鲁瓦的对谈
4 关于《野蛮》的访谈——与菲利普·德·圣-罗伯特的谈话
5 东方/西方：给个体带来何种命运？——与罗兰·瓦西尔德的谈话
6 《物质现象学》及其他——与奥利维耶·沙拉查-费雷尔的对谈
7 从现象学到马克思——与曼达切的谈话
8 “好奇”与“不可见者”——与拉布鲁斯的谈话
9 身体、肉身与生命——与卡鲁娜的谈话
10 主体性与生命现象学——与加利贝尔的谈话
11 与古萨诺的谈话
米歇尔·亨利作品

瓦西尔德：
米歇尔·亨利，既然要谈到您的生平，让我们从开端说起吧：出生在远东地区，父亲在您年幼时离世。这些环境是否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您？
米歇尔·亨利：
请允许我在这场对话的开头作一个哲学式的评语。我想说，面对传记的观念，我常产生强烈的贫困感。有人认为，真正的自我，每个人的真正自我，是一个非世间的自我，外在于一切客观的、经验的规定性，从这类标志出发，从而抵达自我的这种尝试，其实很成问题。一个人的历史，以及这个人周边的环境，都是不同于面具的某种别的东西，这副面具无论多大程度上讨人喜欢，都只是他本人与其他人以某种方式协商一致从而加之于他的面容——而他本人，就其根本而言，并不具有任何一张这样的面容，难道不是这样吗？您注意到，我出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度。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但是，这个国度难道不是“比印度和中国还更远”吗？对我来说，我来到这个世上，还没有任何人在某片大陆上找到生命的源泉。我不认识我的父亲——但是，父亲，岂不是所有生命的前提？我母亲后来向我谈起我的父亲，他是一位远洋轮船的船长，我把他视作康拉德或者克洛岱尔笔下的一个人物。实话说来，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对于一个在那边度过幼年时光的儿童，我又知道多少呢？我们生活在永恒的当下，永远无法离开。在当下之外者，与我们相隔万丈深渊。因为时间是绝对的非实在的一个领域。我分享一下艾克哈特大师的观点：“昨天发生的一切，如同一万年前发生的一切，距离我同样地遥远。”俄狄浦斯是一位病人发明的寓言中的人物。这个寓言也适用这一说法。
瓦西尔德：
请原谅我的坚持，这正是为了满足那些阅读过您著作的人，来到这里与您相遇，来看到“有血有肉”的您，满足他们的期待。因此，我要再次开始我的询问。回到法国之后，您的童年在里尔度过，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尤其是充满音乐氛围的家庭环境中。这是否培育了您的感性，决定了您在作品和生命中都赋予艺术因素极为重要的地位？
亨利：
差不多是这样。因为音乐让人逃离世界。音乐总是吸引着我们。我的母亲在结婚之前，正准备开始钢琴家的职业生涯。她经常为我演奏。我从中体会到的情感从未消失，正是这种情感让我想到我的母亲，想到我爱的所有人，想到艺术本身。如果说康定斯基从音乐出发来理解绘画，因此让绘画独立于表象世界的这一绝妙观点让我深感兴趣，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观点能关联到我所体会到的、从未离开过我的这种幸福。
瓦西尔德：出于学业的选择，您全家来到了巴黎。因此，正是在巴黎上学时，您选择了哲学。在这一抉择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遇到了某位大师，某些文本，或者是想要回答某些内在的追问？ 亨利：
在亨利四世中学，我的哲学教师是勒内·贝特兰（Rene Bertrand）。我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激。我以哲学为志业，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不仅是因为他的不足，更因为他身上的那些优点。从第一堂课开始，他的课程就是完全抽象的，我们完全听不懂，大部分学生在下面窃窃私语，玩打仗游戏，或者提一些荒唐的问题。我坐在第一排，只能一直听课，虽然课堂上有些吵闹。我听懂了，因此进入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观念世界。对哲学的这种欣赏，在预备班的两年里，转变为我唯一的学术兴趣，于是在1942—1943年的寒假期间，我在里尔撰写了一篇论文，之后我就加入了抵抗组织的游击队。
瓦西尔德：我猜想，参加游击队是一种极为强烈的体验。首先，这对您关于生命的构想产生了什么影响？其次，对您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亨利：
在1939年战争宣布开始之际，我的哥哥就已应征入伍。在法国崩溃之后，他马上去了英国，成为“自由法国”最初的二十个成员之一，其中有三至四个成员又返回了法国。他的示范当然对我十分重要。我的家庭一下子就只剩两个人，并且担心彼此无法再见面。此外，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就深深地感到我们是希特勒的反对者。在年轻时，在读高中期间，我们就十分惊愕地观察到德国发生的事件，并且对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事情的恶化感到十分愤慨。
抵抗和游击队的经历，实际上对我的生命概念的理解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地下状态，每一天都强烈地让我感受到某种匿名状态（incognito）的意义。在这整个时期，人们都必须隐瞒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的行为。归功于这种持续的伪装，真正的生命的本质向我揭示出来，也就是说，真正的生命是不可见的。在最糟糕的时刻，尽管世界极为残酷，我在自我之中体验到了真正生命，如同一个有待保护的秘密，这一秘密也保护着我。这是比世界的显现更深刻、更古老的一种显现，规定着我们的人之为人的条件。将人定义为“政治动物”，这样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我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本身也深受这些事件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事件将历史置于第一层面，正是在这个范围内，我们的生存、我们的饥饿与恐惧、我们的生与死，每时每刻都依赖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