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葆书信集》收录了戴文葆写给陈原、李中法、范用等出版界人士的书信。戴文葆，曾任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部副主任，他是著名的编辑家，当代中国出版领域的思想者，见证了共和国政治、文化书籍的出版史，并做出了他独到的贡献。

凡例
致萧乾
梅益致戴文葆
致于友
致甘惜分
致王子野
致张天授
致陈原
致杜子才
致李中法
李中法致戴文葆
致王晶垚
致范用
致陶增骥
致虞和静
致马骏
致王火
致徐梅芬
致谢素台
致喻建章
致毛鹏
致李冰封
致缪咏禾
致蔡学俭
致陆本瑞
致马宁
致袁亮
刘杲致戴文葆
致朱正
致邵益文
致张明惠
致曹先擢
曹先擢致戴文葆
致刘硕良
致傅璇琮
致宋应离
致曲家源
致弘征
致丛林
丛林复戴文葆
致陈琼芝
致张如法
致程绍沛
致郑清源
致张惠芝
致任桂淳
致李钟国
致孙琇
致于永湛
致邓子平
致施梓云
致张小平
致杜厚勤
致胡光清
致汪家明
致刘小敏
致张自文
致秦颖
致黄金山
致李频
致陈树萍
报告
致中国编辑学会
致复旦大学党委
致U.D.Y.同人
戴文葆小传
戴文葆已刊书信存目
编后记：戴老的矛盾与痛苦
人名索引

我和戴文葆同志同事、
相处、相知半个世纪，彼此
十分熟悉。我钦佩他丰富的
学识和聪慧的才智，一直把
他看成我的兄长。
我们的观点相同，思想
一致，可以倾心交谈，他一
直是我的知己和好友。他是
出版界一位难得的英才，曾
彦修同志对他十分器重。
但是他在高中毕业时误
入了国民党的一家什么情报
机构工作了几个月，后来他
发觉不对头，给他大哥写了
一封长信，谈了自己误入了
一个不该去的地方，决定立
即离开，就再也没有和他们
发生任何关系。就是这么一
个简单的经历，被认为有严
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一再提
示不得重用。
反右运动时，文葆同志
被划为“极右”分子，加上他
上面所说的问题，成为“双
料反革命”，被开除公职，
劳动教养，成了一名“罪犯”
，过了二十年的非人生活，
其间的凄苦可想而知。
他的冤案到1979年才得
以平反改正，他也才能重返
北京。
这部李频同志费了极大
心血收集的《戴文葆书信集
》，也可以说是对戴文葆一
生的纪念。
他蒙受了二十多年的沉
冤，这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
的；文葆同志的一生是个悲
剧，但愿这一类悲剧不要再
重演！
张惠卿（时年百岁）
2023年5月11日

一个出版家的编辑出版业绩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次能引起关注和研究的才是他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的思想状况和编辑业务水平，最需要深究的则是他较深层次的修养和为人，是他的文化底蕴，他的品行操守。
本书中的这些书信映现了戴文葆作为编辑家、编辑学家、思想者桑主要的人生面向以及三个方面的专业成就，同时展现了戴文葆的人生、人格与精神世界。

戴文葆先生离世已经十
四年了。我从2012年夏天
起征集戴老书信，时断时续
，悲喜交集。于我的心灵，
戴老一直没有离开，正如他
生前教导、引领我专业精神
的成长。他身上的悲剧性一
直召唤我怀念他，以探究、
理解他，进一步探究、理解
他的职业、专业和他所在时
代的关系。社会有喜剧、悲
剧，所以才成社会。人的一
生都有喜剧、悲剧的时段或
截面，是自省、自知或旁观
、推断的。我的成长有幸得
到很多长者的呵护，我深深
地感念感激他们。唯有戴老
，他的悲剧性一直让我喘不
过气来。
第一次拜见戴老是1988
年春夏之交。那时我正攻读
编辑学硕士学位，因访谈龙
世辉先生而住在他家里。拜
见戴老后，回到龙家，我兴
冲冲地告诉他。龙先生正在
厨房忙着，回应我一句：
“哦，他还活着？他是老
革命，很有学问。”
伴随着抽油烟机的轰鸣
，我愣在刚进门的过道里。
1984年内蒙古社会科学
院举办编辑学与编辑业务讲
习班，戴老和龙世辉共同受
邀讲学，他俩因此相识。接
送他们的都是高级轿车，长
驱直入呼和浩特火车站站台
，若以后来的官威和排场比
附，那相当于省部级吧。同
行的专家除戴、龙外，另有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先畴、
光明日报社秘书长卢云、光
明日报社理论部副主任苏双
碧、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吴
道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总编辑李学昆、美国专家
魏克辅副教授。编辑学广受
社会推崇、尊重，于此为甚
乎？
龙世辉常挂在嘴上的“老
革命”是韦君宜，用以表达
他的敬重和爱戴。龙世辉生
于1925年，戴文葆生于
1923年，本是同代人，龙
世辉何W如此敬重戴老且质
疑他的生命力？当天，我仅
吃惊而已。事后多年，我才
想到，他知晓戴老在革命年
代、“继续革命”年代里九死
一生。那时，刚退休的龙老
自称健壮如牛，惜于1991
年因病去世。多病缠身、看
似弱不禁风的戴文葆却顽强
地坚挺到2008年9月。
一、“戴文葆事件”及其
样本
戴文葆的悲剧性，总该
承认的吧。人民出版社原总
编辑张惠卿怀念戴老就以《
愿悲剧不再重演》为题。就
当代中国编辑出版人物研究
的核心价值而言，戴文葆研
究的召唤力与挑战性首先在
于他的悲剧性，其次才是他
编辑出版实践本身蕴藏的编
辑出版理论的规律性。由戴
的悲剧性解析而走向对中国
革命出版的某些规律性探究
与认知，那是理论路径与理
论目标关系的另外问题。
对戴老悲剧性的探究可
以也应该有多种方法，而应
该摒弃的方法是就戴的悲剧
性探究其悲剧性。如此就事
论事并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笔者主张的分析策略是，
先认定戴文葆为当代中国编
辑出版人物的样本；通过样
本分析来探究、解释其悲剧
性；以样本分析的专业逻辑
确保悲剧性解释的有效性。
从时间维度看戴老的一
生，他有两个最关键的人生
节点。其一，1950年向党
组织交代高中毕业后不到半
年的一段经历。其二，
1981年7月从文物出版社调
回人民出版社。
戴老高中毕业后曾参加
过江苏省政府开办的一个大
规模青年训练班，培训数月
后分配到阜宁县政府的情报
室工作。半年多后，他发现
所在单位敲诈百姓，便于
1940年秘密脱身，辗转到
重庆考入复旦大学攻读国际
政治学专业。“1949年5月上
海解放。1950年，各单位
均号召‘五类分子'要自动前
往公安局登记。戴不懂那个
阜宁县政府情报室是个什么
东西，总之是国民党政府机
关，就自动前往登记。当时
公安分局（黄浦区？）说，
你这不属于登记范围，回去
向党组织‘坦白’就行了。戴
回来照办了。于是，李、杨
两位老同志都知道这件事了
。到了1954年夏天，中宜
部调了四位国际问题专家到
中宜部工作，这四人也是老
党员。杨刚被调去了（人民
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冯宾符也
被调去了）。于是，陆定一
知道了戴文葆的事情。陆时
任中央肃反‘十人领导小组’
组长（罗瑞卿还是副组长）
，故对此事十分注意。自此
我们被通得很紧，似有限期
攻下戴文葆堡垒之势。
1956年秋，文化部副部长
陈克寒亲自到人社来责问：
为什么你们放着戴文葆这只
死老虎不打？”[1]
这是戴老一生悲惨命运
的开端。《戴文葆先生90诞
辰纪念文集》第35页刊登了
一帧他1950年春天拍摄的
照片，他在照片后自题：“
自以为活在梦里。”不知是
否与此有关。我原以为戴老
的苦难始于他1957年被划
为“右派”。道弘老告诉我，
戴老1951年9月调入人民出
版社，他就知道不再被重用
，而被监管了。二十多年前
，我也曾向弘征老求证，如
果戴文葆1950年不主动去
登记[2]，那是否就没事？
弘征老说，如果查出来，那
只会更惨。让我惊叹的是，
在陆定一、陈克寒的严词督
办下，曾彦修竟然还保护了
戴文葆几年。“戴文葆事件”
中曾彦修的行为与他几年后
自定“右派”一样，让历史叹
为观止。他留给历史的不仅
仅是对戴老个人的温暖，还
有当代中国出版史上戴文葆
样本（或案例）中的革命出
版领导人的示范。
……
六、致谢
我因写过龙世辉、茅盾

致张天授[1]
天授兄：
也请问候本哲兄！
您的一连串几封信，我都认真读了，以我目前生活状况，并想到您的举止，我很钦佩你，就是说比以前又增加了许多的钦佩，这虽然是空话，对您并无实际作用，但却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您这些年这样处理生活，很不容易，很正确，记得本哲有一次也早这么看的。您的生活状态真不容易，处理态度正确，所以人寿作品也寿！
我把关于您本人的、别人的介绍，和您自身的说明，摘要都寄给上海我的好友李中法了，挂号寄去，请他存留。我不放心，怕乱中丢失找不到。为什么？还是几个U.D.Y.[2]朋友的设想，想凑合编一本记录U.D.Y.的书，如我十年前编的《中国学生导报》回忆录一样。由于人多分散，是否可编成，怎么编，都未商谈，务请勿对外言说。回忆什么？就是学生时代的活动状态。原则是（我想的）：（一）说真话，记实事。（二）不排他，不自封“三齐王”，不夸大，就是不爬到别人头上去。（三）我们是感情结合，思想倾向：希望进步，社会、国家进步。（四）绝没有想当官、升官意图。（五）我过去曾把朋友的书信留住的，但近年疏懒、有病，未留好。就用各人自己的书信说自己与U.D.Y.及自己的存在方式、活动，不是当领导，而是平平凡凡，没有什么头头的。（六）顺带也把我们出《夏坝风》，各人自己说说，不是什么政治壁报。那是您和本哲各位，与我们友好的结晶罢了。不是咱们求升官的样子。根据现在的认识回忆过去，老老实实、简单扼要。（七）想以上海人为主，我身体不好，不能做事，但要出力，提建议，促成它。不摆功。这些还未与人交流。把您的一些材料寄存上海，为了说明您是好样的。本哲也有几封信，我留下的。最后凑点钞（可办到）就在上海印出来，大家做个纪念。
您先不对外说。我还未与上海同志们商量。
您给我看的两页，写得非常好的，精美的散文，太令人难忘。然面，我说不出意见，只是《夏坝风》，您和本哲首倡，是友谊结合，我是被吸收到江天喝茶而开会的，终于出刊了。对上，是天授打通路子。还有一种助力，如高老夫子，社会学者陈（？）兄，是积极分子。《文学窗》开始是副刊，《夏坝风》副刊。实力派人士当然怎么看它的，我不知道，只记得当时人们口头上说的。是副刊，不是降低它，是为了好出刊，给校园添些精神文化、声音，我们都欢迎的。我现在仍然这么看。《夏坝风》从不是领导，内部几个人是好朋友，没有领导，更没有要领导他人。以后什么人主编，我也不了解。我只是一个读者与作者而已，进入一九四五年时，我就不常在校，注意力外移了。领导人回忆我，在束应人等落水而逝时，派我到重庆开记者招待会是真的，是杜栖梧（许鲁野）派我的。我在市内闻讯立即回夏坝，杜派我，我立即又去重庆。毕业同学会董华是会长。开追悼会，派我去讲话。杜子才几个月前还对我说，他印象极深，今日记忆犹新。这只是我个人的感情和对束等的认识。这里面没有什么政治领导问题，不过，杜是我与刘光同志的联系人之一。他四六年夏离沪去山东解放区，我和孙务纯、张乃刚在外滩陪他玩了一天，有相片为证，我在十来年前还翻报，分送燕凌夫妇等人。杜栖梧最后几年，对大家从无歧视，与朱语今、仓孝和（中大）、我等讨论时也是一致的。为编《南方局党史》（重庆版），他评论U.D.Y.《中导》事，有亲笔信在我处，至今未丢失。我们这些人不是主流人物，是为革命打小工的，自觉自愿的，也不是混进去的，更无谋官当领导的企图。朱雨今离沪赴港前，有一个通讯处在我处，先要找到我，才见到他。我们是三中全会后又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住在北京医院，在去世前几天我去看他。一直坐四五个小时，因我过两天到日本开讨论会，才与他和他夫人分手。他是个十分慎重而负责的人。在五大本《南方局党史资料》的群众工作一册中，写出复旦学生杜子才、戴口口的。《重庆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或是“党史资料”）也讲《导报》，我们出的《号角与火种》，他讲话有记录，完全没有摆领[导]人身份；张黎群在他去世后，一直负领导责任的。我亲身接触。
我们、你，都是真的向党的，不是攀附、爬上去，是自己认识的。祝健！多保重，不必与人争什么。我们还是自己的职业单位，是党认可的。争什么！接受领导。做自己认为应做的事而已。现在老了，也不能做什么事了。
文葆上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日
现在精力不够，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走。我现在只有一个半任务未完：半个，是女儿尚未有对象，如年底能出阁，这半个任务就完成了。不欠人家的。一个，是自己还未死。我从来是打小工的，自愿的。现在闲中等候结束。不过，从来对应做的事，精力允许，能够做，从未偷懒。只是现在精力不允许了。
请给本哲兄一阅。问好！又上
我儿女的妈妈，已于六月四日凌晨四时一刻去世，在协和病房走的。这些年，儿女都尽了责任。我虽然在法律之外，但感谢她在“文革”对儿女负责，这她一如既往，时常去拜望，人道主义到底，对她娘家也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