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名德国无线电报务员的回忆录。
埃哈德·施泰尼格尔的家乡位于苏台德地区，在他应征加入德国国防军之前，战势已经迫在眉睫。1940年10月12日，他揣着征召通知书前往贝劳恩，加入第21步兵信号预备连，在那里完成了为期六周的基础训练，并接受了无线电报务员培训。1941年2月，他被调往东普鲁士参与了“巴巴罗萨”行动。作为战斗激烈地区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他经历了波罗的海及其岛屿的争夺战，以及通往列宁格勒的沃尔霍夫河和拉多加湖的激烈战斗。
之后，他以生动而富有戏剧性的文字描述了德军在爱沙尼亚、库尔兰和东普鲁士的撤退，在布拉格东南部的投降，以及他在西伯利亚的囚禁生活。1949年10月，精神崩溃的施泰尼格终于返回德国。
施泰尼格尔对战斗无甚热情，所以在这本回忆录中，他更细腻地描述了二战中德国士兵的日常生活，以及自己作为无线报务员的各种幕后插曲。他在书中诚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毫不遮掩地评论冲突的各方。他的文字很有感染力，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真实地描绘了战争的恐怖，扣人心弦，让读者的心绪随着整整一代人的命运纠结起伏。

前言
引言
地名对照
第一章 从应征入伍到抵达梅梅尔前线
第二章 巴巴罗萨—立陶宛
第三章 巴巴罗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第四章 贝奥武夫行动
第五章 季赫温战役
第六章 沃尔霍夫河战线
第七章 1942年春季和夏季：沃尔霍夫河
第八章 P5和43.3高地—锡尼亚维诺
第九章 基里希登陆场
第十章 波加雷卢什卡
第十一章 争夺列宁格勒的最后之战
第十二章 纳尔瓦防线
第十三章 返回拉脱维亚
第十四章 我当了卫生员
第十五章 沦为俘虏
后记

战争给德国人带去了什么？
这是一份二战中一名无线电报务员的经历自叙，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讲述者在经历了这么多痛苦之后，但他的语言仍然不失冷静和条理，既不呼天抢地刻意卖惨，也不颠倒黑白歪曲夸大——他只是在向世人展示，时局如何裹挟着德国人卷入战争，而战争又如何颠覆了平民的生活，他从军后曾见识过哪些激烈的战斗，经历过怎样艰难的岁月，又怀揣过何等沉重的思念和悲伤。
作者的经历起伏跌宕，但他叙述语气细腻平和，像低沉大提琴音般，从中溢出浓浓的情感，有他对故土家乡的热爱，有对同胞的深情厚谊，更有对战争的深切憎恶。
小小冰人的翻译，更加原汁原味地体现了战局的紧迫感和人物间的张力。这位高产的军事圈翻译达人，特别偏好这类小人物传记，他总是能洞察原著作者的细微情绪，然后化作更贴切的译制语言展现给中文读者。
该书另有英文版本（Radio Operator on the Eastern Front: An Illustrated Memoir, 1940–1949），也得到了大量好评。

我的故乡朗乌格斯特村（如今的耶尼舒夫乌耶兹德，地图坐标北纬50度34分，东经13度43分）坐落在广阔的山谷里，确切地说，它位于一片很大的洼地内，其西北面是厄尔士山脉，其南面和东面是中波西米亚山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村里约有2000名居民。
我于1920年出生在那里，那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以下简称“捷克”）已成立一年半。没人征询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意见，而分割德语区违背了当地居民的意愿，但这显然是胜利方“和平战略”的组成部分。 武力造成既定事实，1919年3月发生的事，彻底破灭了苏台德德国人永远生活在德意志奥地利的梦想。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总数超过捷克人口五分之一。他们手无寸铁，丧失了原先的权利，但又不得不屈从于全新的情况，不得不直面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前景。
捷克政府打发大部分德国公务员退休，好让捷克人取而代之—只有德语中小学和大学教师留任。而申请公务员职务的人，必须保证把他们的孩子送入捷克语学校，以此证明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忠贞不贰。1936年经济危机前，德国人的农场遭拍卖，被捷克人抢购一空，购买者甚至获得了政府的资助。这种土地转让政策旨在进一步实现捷克化。
在我的家乡朗乌格斯特与普雷申（布热什塔尼）之间，政府建立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最大、最现代化的褐煤矿站。这座褐煤矿站称为“马萨里克矿站”，雇佣波西米亚内地的捷克人。德国失业者依然找不到工作，全靠每周10克朗的救济金度日—这点钱只够买3斤糖。闲暇时他们会在煤堆间逡巡，寻找冬季取暖的各种可燃物。
我的母亲生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四。我和她很像，五个孩子只有我长了双蓝色的眼睛。父亲于1915年因胸部负了重伤从奥地利军队退役，他有20公顷中等或优质农田，主要种植谷物。我们养了2匹马、8头牛、许多鸭鹅和100只母鸡。我们家是当地最富裕的农户，在1928年时就购置了带扬声器的收音机和留声机。我6岁上小学，1931年时在杜克斯读中学。
1933年1月31日，我在普雷申火车站等着坐车回家时，听到了希特勒掌权的消息。西曼德尔是邻村的捷克男学生，我从没跟他说过话，他低声嘀咕着：“希特勒当上帝国总理了。”我请他详细说说，于是他用磕磕巴巴的波西米亚语解释了为何希特勒上台是件很危险的事。几天后，我们了解了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要以降低失业率等手段造福德国，希特勒还打算废弃《凡尔赛和约》的禁令……德国广播电台把这些事情说得清清楚楚。这让我们对德意志祖国的敬重之情与日俱增，家人对纳粹的一切保留意见都没了。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不过是一场骗局。
消息传来，我们这些居住在撒克森边界捷克一侧的德国人激动不已—要么是出于民族和种族情感，要么是因为德意志帝国提供了面包和工作，这些恰恰是掌权的捷克人竭力不让我们得到的东西。新时代即将到来的先兆非常强烈，而且愈演愈烈，人人都收听的电台广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氛围。捷克人宣布纳粹党为非法组织，还审查相关人员的信函。禁令颁布后过了一段时间，阿施的体操老师康拉德·亨莱因组建了新政党“苏台德德国人祖国阵线”，简称SHF。捷克政府提出警告，认为“阵线”这个词带有军事含义，新政党只好改名为“苏台德德国人党”。对所有违背自己意愿，被迫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人来说，苏台德德国人党成了他们的汇聚地。奥匈帝国解体后，《圣日耳曼条约》禁止德奥合并，所以我们希求的是基于瑞士模式的自治权。
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有600万捷克人，300多万德国人，200万斯洛伐克人，100万匈牙利人，以及包括波兰人和喀尔巴阡山乌克兰人在内的少量其他群体。没有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只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斯洛伐克人当时也在争取独立，想摆脱捷克人的压迫。最佳政治解决方案也许是参照瑞士模式，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联邦制。但捷克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受战胜国哄骗，认为只要积极推行捷克化就能建立一个捷克国。可不同民族的组成部分实在太大，根本没办法进行“拉郎配”。
捷克化的必然结果是苏台德德国人党成为捷克国内最大的政党。从1936年起，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该党努力争取“自治权”不过是与德国统一的幌子而已。来自波西米亚的失业大军越过边界，去萨克森州找工作，并真找到了活儿—他们成了周末通勤者。虽说这份工作主要是帮着修建高速公路，但比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能找到的工作强得多，而且以现金支付的薪酬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我姐姐咪咪（玛丽，1911年出生）、母亲和我都支持亨莱因的苏台德德国人运动。快到离校年龄时，迫于父亲的压力，我向布吕克斯商学院提交了申请。那时候没有心理测试，也没人帮你分析所选择的职业道路的发展前景。于是我后来去了布吕克斯，并通过了入学考试。从1934年9月起，我就和最好的朋友埃里希·米勒每天骑自行车往返26千米。
我想说一句，虽然商学院的克劳斯纳教授是个犹太人，但我们这里一点都不仇视犹太人。我们全家都在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