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访谈，被封存于盖蒂研究所档案室内，一份长篇对话的手稿，对话发生于1941年的里昂与尼斯，发生在艺术评论家皮埃尔·库尔蒂翁与亨利·马蒂斯之间。
关于人，关于地点：早年在巴黎的波希米亚生活、突破学院派传统的尝试、与艺术商及收藏家的交往、对技艺的思索、寻求光与色的旅行……在马蒂斯的叙述中一一浮现，鲜活犹如他绘画中的色彩。闲谈中的马蒂斯随性、真诚。未经雕琢，毫不迂回。
访谈回顾了这位野兽派艺术大师的创作生涯，而马蒂斯做出了将永远埋葬的决定，因为他意识到“造型是无法被描述的。我们无法用词语来创造一种等价物”……

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著名画家、雕塑家、版画家，野兽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马蒂斯一生热爱波德莱尔的诗，他的代表作《奢华、宁静和乐趣》就是受波德莱尔的诗启发而作。

总序：露天广场中的对话
中译序：何止“闲谈”？
法文版序：闲谈而非絮叨？
“闲谈”前言
第一次谈话
第二次谈话
第三次谈话
第四次谈话
第五次谈话
第六次谈话
第七次谈话
第八次谈话
第九次谈话

“闲谈”
皮埃尔·库尔蒂翁
1941年4月5日，星期六
，我在里昂新潮大酒店与亨
利·马蒂斯相遇了。当时画
家刚接受了一场大手术，才
从诊所出院不久，独自度过
了三个月的孤独时光。“现
在一切都好点儿了吗？您的
胃口怎么样？”我一边走向
他安坐的扶手椅，一边向他
问着这些问题。“如果桌子
不是四四方方的话，我能把
它们吃下去。”马蒂斯笑着
和我说道。在我看来，他那
清澈的目光中平添了一份无
以名状又平易近人的好奇。
不过，在壁炉上的镜子里，
映着马蒂斯镶嵌在地毯盛开
的玫瑰花图案上的背影，正
如他经常在画作中呈现的那
样。从中我再次发现了一种
意志力集中导致的细微僵直
，正如几年前，我正在写一
本关于马蒂斯绘画的书，为
此专门前往巴黎，去他女儿
家中拜访他，当时他的姿势
也如出一辙。那时马蒂斯刚
刚从塔希提旅行归来。他看
上去有点心不在焉，完全沉
浸在绘画之中。我感觉自己
打扰了他的工作。今天马蒂
斯刚刚结束了一段漫长的隔
离时光，看起来完全不同。
他很高兴能够控制自身惊人
的迅捷记忆，嘴角浮现出一
抹幸存者的笑容，他曾涉足
一片险地，在那里，唯一要
操心的，就是为维持肉体生
命而拼搏。
他看起来返老还童了，
健谈得好像二十岁。马蒂斯
想起了一些画家，他们热衷
于谈论他们的画作，胜过他
们是怎么画出来的，然后他
想起了自己对学生们说过的
话：“注意，你们想画画吗
？那么，从割掉自己的舌头
开始吧，因为，从此以后你
们只能借助画笔来表达了！
”
经过三个月与世隔绝的
生活，马蒂斯释放了，而他
以往却是一个稳重的人，始
终严阵以待。亨利·马蒂斯
见过的人寥寥无几（他几乎
不接待任何人），他和善地
讲述着他自己，突然间放松
了往常对自身不问断的控制
。想法、回忆、故事纷至沓
来，话题不断变换，让马蒂
斯变得滔滔不绝。随后，他
意识到自己有些饶舌。“不
管怎样，”他说道，“面对一
位前来唤醒孤独者的冒失访
客，用}舀滔不绝的话语将
其淹没，这种饶舌比起习惯
性的废话癖还是要强一些。
”马蒂斯谈到，“一战”期间
，他在位于尼斯盎格鲁滨海
大街的一间旅馆里作画，身
处一种彻底的隔绝状态。一
天，俄罗斯芭蕾舞团经理狄
亚格列夫来旅馆看他。马蒂
斯把他说得晕头转向，而狄
亚格列夫却一句话都没能说
。一直走到阿尔贝国王花园
时，画家才反应过来刚才发
生了什么。为了回应马蒂斯
的歉意，狄亚格列夫友好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
亲爱的，我知道这是怎么回
事，德彪西也跟我来过同样
一出！”
“您知道吗？”在和我交
换过一个默契的眼神后，阿
尔贝·斯基拉说道，“我有一
个想法。您不觉得把这些谈
话收集起来会让人十分激动
吗？库尔蒂翁将是您的倾诉
对象，我们可以对您的话进
行速记……”
“更有意思的是，”我对
马蒂斯说道，“当您创作时
，您的精神在别处，您的行
动完全被您的画作占据了。
而现在，您还没有重新投入
绘画，我们就不会觉得偷走
了您的时间，就不会觉得像
是一群讨厌鬼处心积虑地敲
开您的大门。所有这些趣闻
、回忆和想法，您都信手拈
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做
成一本书，这将会是关于您
的一幅多么具有吸引力的肖
像啊！”
马蒂斯当时说道：
“这都是些闲谈……里面
有些东西无足轻重，只对我
自己有意义。不过，把这些
东西做成一本书，这个想法
并不令人生厌，因为这本书
对我而言将会是人生中的一
个重要时刻，我经历的这种
身体层面的重生，对我来说
就像一次实实在在的复活，
因为许多事情在我看来与三
四个月之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在隐退期问独自进行过
各种反思。我从未经历过这
种极端的身体疼痛，它让我
明白自己曾是一个生活的宠
儿。一个人能够坚持工作到
七十岁，并且始终对他自己
、对他思维的开拓兴致盎然
，这已然不同寻常。如果这
份兴致没有引发如下这种高
贵的利己主义，它一定显得
令人反感：作品的诞生有其
自身的意义，至少对于人类
精神史中的某一时刻而言。
”
马蒂斯停下来擤了一下
鼻子，接着说道：
“在五十年间，我一刻不
停地埋头工作，仅仅对我大
脑的构造感兴趣。由此产生
了一些有分量的作品。这让
人欣喜。但除此之外，我是
一个完全无用的人。”
“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问
题在于，我有幸能够工作五
十年，直至七十岁。发生在
我身上的事情，就是代价。
人人有份。我已经偿还了！
”
“现在我看待人生的方式
完全不同了。我觉得自己遭
受一些身体疼痛是很自然的
，尽管我为了谋生曾经遇到
过物质层面的巨大困境，不
过这依旧属于日常困扰的范
畴。在我看来，我的人生，
直至我的手术，都是完全统
一、一气呵成的。在接受手
术之前，我思考过这些事情
，我思忖着，即便手术不成
功，相比人类寿命的平均值
，我也超出了不少，于是我
就可以坦然接受死亡了。万
一自己不能从手术中幸存下
来，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幸运的是，得益于外科医
生的奉

马蒂斯，野兽派代表，他的艺术作品深受广大艺术品观看者的喜爱，高饱和度的颜色、流畅的线条具有很高的观赏性。
本书直接、深入地阐释了马蒂斯的艺术作品和他的理念，全面呈现了马蒂斯从学习绘画到成为野兽派代表人物。
马蒂斯对色彩和线条的运用是他作品广为流传的一大原因，在这本书中，马蒂斯也详细阐释了他的色彩和线条的独具特色的理解。
马蒂斯的话语就像熟人闲聊家常一样随意，记忆信手拈来，想到哪里讲到哪里。

第一次谈话
在卡尔顿酒店的”莫拉特之家”餐厅中，我们选定一张餐桌坐下。亨利·马蒂斯坐在一张长凳上，我坐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餐厅狭长、冷清，甚至不怎么讨喜。马蒂斯要了一瓶波尔多酒。酒店老板拿来了一瓶1880年的老酒．一瓶过老的酒。我们把酒给退了，因为用马蒂斯的话说，酒味已经”败了”，而我们正兴高采烈地吃着他点的鸡肉和芦笋，神情似乎在说：”您看，没酒也行。”马蒂斯穿了一件蓝色的羊毛套衫，领口几乎顶到了领结的位置（他得提防感冒）。我端详着他那绯红的皮肤，看着他那几乎称得上耳垂硕大的耳朵，以及用英式布料制作的灰色西服纽扣上的玫瑰花饰。马蒂斯的秘书替他收着他的灰色毛皮大衣。”这位女士是俄国人，西伯利亚人。”马蒂斯说道。她长着一张纤巧的鹅蛋脸，眉毛像是出自画家之笔，说话的语气温柔、恬静。阿尔贝·斯基拉也在场。我们谈论着里昂，这座城市在那一面面朝着罗讷河猛冲而下的墙壁上开满了窗户，上方则是银灰色的天空。马蒂斯认为里昂是一座凹陷的城市，一座有景深的城市：”里昂是一座坚固可靠的城市，尼斯则是一件装饰品，一件脆弱而美丽非凡的东西，不过，您在尼斯可见不着人（活该尼斯人倒霉！）。见不着人的意思是，若是在尼斯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窝在角落里工作的话，那么我们之间不会认识，也不会见面，我们不会出现在这片风景之中。来尼斯的都是些想赌博、闲逛以获得放松的人，何况这些事很快就做完了，因为每次饭后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干什么？昨天去了蒙特卡洛，前天去了戛纳。我们还能去哪儿？’这座城市属于某些幻想家，尤其属于首饰商、酒店老板与漂亮姑娘们。有人还想把罗马学院设在那里。”
马蒂斯说这些话时，眼神凝滞，嘴角微微露出嘲弄之色，好像人们常说的那种讲话颠三倒四而且谎言早已为人所知的老人。我和他聊起了他的出生，那是在186g年12月31日，在康布雷附近的卡托镇，他说道：
我出生在我的祖母热拉尔家。我父亲住在几公里外一个叫博安的地方，经营着谷物生意。12岁那年，我作为寄宿生进入了圣康坦中学（传统学制）。
您那时没有被要求去接手您父亲的生意吗？
有的，但当时我患上了反复发作的阑尾炎。阑尾炎那时没法做手术。有人说：他得找一份安静的工作，一个清静的职业。那他能干吗呢？
医生去找了，而且还找到了。他说：他要是药剂师就好了！他可以待在药店后面，可以雇一个副手帮他做所有的事。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治病，通过静养来治病，等着它慢慢过去。阑尾炎通常发作一个月，一个半月，有时是两个月。人得了这种病，就不要去从事一份操劳的工作，而要找一份可以由别人代劳的活儿。
那后来事情没成吗？
没有，不过我成了一名诉讼代理人。假期中，大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我。我当时很听话，别人怎么安排我都行。在漫长的康复期中，有一次我和父亲在村镇里散步，他对我说：“你去抄些诉讼文书怎么样？了解一些业务，还是很不错的。”他把这事儿和一个朋友说了。我就去了，去抄写文书。我看到了一些非常奇妙、生动的东西：一些奇闻怪事，背后普遍由利益驱动，经常见诸一些家族事务和“生意纠纷”之中。
有一天，一个常驻巴黎的律师来我们这里做审查。他问我：“你在这儿做什么？来巴黎吧，至少你能在法律上获得初级资格，可以得到诉讼代理人方面的培训。”我和父亲讲了这事儿。他是一位在一切务实之事上都极为理性的人，“这是条路子”，他这么说道。
我去巴黎待了一年。我当时没什么感兴趣的事情。我定期上课，但上课对我来说就像听天书。考试前，我整天把自己关在旅店房间里，反复学习那些功课。我有一个玻璃吹管和一些乳香供我消遣。我从六楼看着那些向路人吹下去的乳香球。在那段时期，所有的人，即便是雇工，都戴着高帽子。我看着乳香球在帽子上弹起，或者穿透行人的报纸。行人挨得可真不少……
和波德莱尔笔下玻璃工与花盆的故事很像！
我不知道那个故事。
波德莱尔也开过性质类似的神经质玩笑：有一天，他让一个花盆从窗台掉了下去，摔在了一位可怜玻璃工的背上。和这个比起来，您用乳香球轰炸的危险性要小些。
这事儿一直没停，直到有一天，我把乳香球射到了对面那座房子阁楼里的女裁缝身上。她身型丰满，我的乳香球落在了她的胸部。女裁缝跳了起来，查看球是从哪儿来的。我的吹管的尾部从百叶窗叶片之间透了出去，她瞥见了上面的反光。我被发现了。她跑去酒店投诉，旅店老板走上楼来和我说：“在这儿不能搞这个。”这是我学习法律期间残留的全部几段记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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