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1882—1950），德国人，西门子电机厂代理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南京安全区，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
本书选取拉贝先生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6日这5个多月在南京期间及回德国途中所记的日记，一天不落，真实再现了战时生活的情状。日记的记述具体、细致、真实，展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和与之斗争的不屈精神；同时，拉贝的语言平实、生动，其间透露出的乐观精神、人道主义精神，是战争中的一束光，抵御了黑暗。
拉贝先生的日记是了解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它警示我们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激励吾辈当自强。

约翰·拉贝，又名“艾拉培”，南京人民写给他的感谢信中，对其使用的是后一种称呼（原文：“艾拉培先生：济难扶危，佛心侠骨，共祝天庥，俾尔戬谷。一九三八年一月本院难民共献。”）。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西门子洋行代理人、纳粹党南京小组代理人、南京安全区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一手组建起 “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曾经多次写信给希特勒。南京大屠杀过后，拉贝在战时的德国发表了多次演说，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向希特勒递交了记录暴行的胶片。他被人们称呼为“洋菩萨”，是“中国的辛德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被先后苏联和英国逮捕。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1950年拉贝逝世。
拉贝先生故居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小粉桥1号南京大学内，同时建有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南京大学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为了纪念拉贝，其在德国柏林的墓碑也于1997年运抵南京，现保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序/胡绳
译者导读 拉贝是谁？
1937年9月
1937年10月
1937年11月
1937年12月
1938年1月
1938年2月
在中国生活30年后又回到了家
附录 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的判决
译者后记

60年前，侵华日军制造
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
法西斯在中国所犯严重罪行
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
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
当权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
多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
，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事
实就是事实，不断有身经这
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日
本军人）提供了揭露惨案真
相的材料。最近，江苏人民
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共
同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
。这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
国友人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
所作的真实记录。在标志中
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
变60周年的时候，这部被长
期尘封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
历史资料首次出版面世，是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
（John H.D.Rabe）于1882
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
年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
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
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
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
近30年，他的子女和外孙女
均出生在中国。他们与中国
人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
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
外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
的同情。1937年日军进攻
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
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
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
，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
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
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
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
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
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
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
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
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
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
，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
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
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
人发指的暴行。他在1938
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
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
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
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
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
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
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
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
后人。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
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
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
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
，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
，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
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
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
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
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
的说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
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
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拉
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是
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的负责
人（代理）。这就使他的记
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
作用。当然，由于拉贝当时
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
区内，又只是他个人和他周
围人的所见所闻，这部日记
不可能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
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
断和估计。这是不可以苛求
的。尽管如此，《拉贝日记
》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血泪控
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
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初
期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恶
性发展的产物。第二次世界
大战是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
家挑起来的。战争中种种罕
见的野蛮残暴行为，都是这
些国家的法西斯势力所制造
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
大屠杀是其中显著的事例。
这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
，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的政府和人民包括许多具有
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的
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即使是
德意日这些国家，也有数量
众多的人是对法西斯不满和
反对的。这样就形成了最广
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凭借这个强大的统一战线
的力量最终取得打败德意日
法西斯的胜利。拉贝作为一
名德国商人，甚至是一个纳
粹党员，也还是以他的正义
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
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
斗争，给予了中国人民极其
可贵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
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
际友人。拉贝这部日记的出
版和他的这些斗争事迹的传
播，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
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
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
将从这部历史资料中得到许
多有益的启发。

本书是专为青少年打造的《拉贝日记》版本，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6日，日记主体完整，一天不落。
专为青少年呈现，语言平实生动，版式疏朗易读。
增添历史图片、拉贝手绘图、延伸注释及译者导读，助力青少年理解拉贝其人。
拉贝的日记史事记录完整、客观真实，文字简单易理解，阅读具有亲近性，有利于青少年读者在了解历史的同时，感知拉贝的乐观、坚强与人道主义精神。

《拉贝日记》（青少版
）的编译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完稿之后，总觉得有必要
把翻译的过程说一下，因为
日记的翻译过程，也是对日
记重要性的认识过程。
《拉贝日记》（青少版
）并不是对拉贝日记的新译
，而是以1997年《拉贝日
记》单行本为基础，进行了
部分的编译，对有些段落做
了删减，使之更符合青少年
的阅读习惯。
《拉贝日记》单行本的
第一版出版于1997年8月。
从我参与翻译第一版《拉贝
日记》算起，已经过去了26
年。那时我还在南京大学德
语系工作。1997年5月，在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
出版社的委托下，南京大学
和东南大学的7位老师，组
成了《拉贝日记》翻译组。
当年正值南京大屠杀惨案发
生60周年，日记的出版要赶
在12月前，因此真的是时间
紧、任务急。由于参与翻译
的译者较多，为了方便译者
间的协调和统稿，翻译是在
半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全
体翻译人员吃住在南京高楼
门宾馆。江苏人民出版社精
通德语的两位编辑蔡玉华、
包建明，江苏教育出版社的
章俊弟博士也全过程参与其
中，江苏人民出版社派出了
最强的校对，时任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副馆长的段月萍女士在考证
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
最后的校译统稿阶段，包建
明编辑和我在一起琢磨每一
段可能有歧义的原文，推敲
每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翻译
，力争做到译文表述和原文
对照无误。
现在新一代编辑曾偲接
手《拉贝日记》出版工作，
她以全新的思路，从深度和
广度去挖掘《拉贝日记》的
内涵，让日记以全新的形式
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出版
日记的青少版便是一个很好
的创意。
翻译《拉贝日记》，是
我第一次在对一本书的作者
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动笔的，
那个时候有关拉贝的资料很
少，没有什么可供查阅的资
料。通过参与本书的翻译，
我从对拉贝一无所知，到渐
渐熟悉拉贝，进而发展到现
在对拉贝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翻译《拉贝日记》是我从
事各类翻译工作中，持续时
间最长、介入最深、考证最
多、记忆最深、责任最重大
的一项翻译任务，感觉一直
到现在都没有结束，好像永
远都是进行时。
我们都知道，翻译有一
个被普遍认同的标准，就是
信达雅。拉贝日记文字直白
，口语性强，理解起来难度
不大，因此“达”比较容易做
到。此外，拉贝的文字文学
性不是很强，它更多的是以
简单朴素的语言直接记录所
发生的一桩桩事件，因此在
“雅”上，无需也不宜做文学
性的修饰。《拉贝日记》翻
译的难点表现在“信”上，而
“信”则具体表现在对人名、
地名、机构名和事件名的一
一对应与真实再现上。因此
这里的“信”不仅仅是指译文
要准确，不能偏离原文的意
思，不能遗漏原文的内容，
它更多的是考证，把拉贝要
表达的内容和对象准确地再
现出来。
还原那个年代的人名、
地名、机构名和事件名，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名称
处理得是否准确，会直接影
响到后人对历史把握的准确
程度。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拉贝在1937年12月28日的
日记中引用了福斯特写给乔
治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在
一条街道17号的旁边有50
具因被怀疑是中国士兵而遭
处决的中国人的尸体露天暴
尸两个星期，已经开始腐烂
，但是日军迟迟不准予收殓
。信中提到这一处地点在一
座大庙附近。在第一版《拉
贝日记》单行本中，中文翻
译写的是“鸣羊街17号附近
的谢公祠（大庙）附近”，
因为这样的翻译比较贴近英
语的注音。但是谢公祠是一
条小巷，并不是一座庙，而
且鸣羊街靠近中华门，当时
中国军队在撤退的时候，没
有在这一地带滞留，因此这
个译文的处理在我的心头一
直是一根刺。50具尸体横尸
街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屠
杀现场。如果不把这个地点
翻译准确了，那么对大屠杀
历史的查证始终是一个缺陷
。最后经过不断查找南京民
国时期的老地图，终于确定
，这个地点是琅琊路17号附
近的古林寺旁边，古林寺曾
是一座大寺庙，当时还存在
。
又比如，当时在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在金陵大学，
以及一些机构中，有不少参
与救助难民的中国人因为有
国外留学经历，所以拉贝记
录名字时多用他们的英文名
。要弄清楚他们是谁，他们
真实的中文名叫什么，他们
的职业和职务是什么……这
都已经超出了翻译的范围，
需要进行严谨的考证。
当时没有统一的注音方
式，外国人记录中国的名称
不仅会受到自己母语的影响
，甚至还会受到南京方言的
影响，同一个名称会出现多
种注音，而机构名称还牵涉
到英语的翻译，因此会出现
同一机构有多种英文名称，
甚至不同英文缩写的情况。
这就要求译者对所有的名称
进行汇总、归类、分析，最
终找出正确的答案。
考证的过程是一个追索
的过程。每当追索出一个结
果，考证出一个名称，心里
总是会涌出一阵畅快——又
有一个史实被还原出来了。
实际上，当《拉贝日记》第
一版出来后，我对拉贝日记
的工作重点就已经不再是从
翻译角度出发对原文的文字
进行推敲，而是变成了考证
，由译者变成了考证者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岛”号①，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岛”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②家的女士们和合步楼公司③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电机厂的利益。当然电机厂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电机厂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电机厂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用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我给了我的助手韩先生①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杂役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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