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致力于考察媒体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的具体境况、价值理念、可能进路和活动空间。具体而言，分为三个维度：第一，超越单向度的分析框架，体察多元主体不同诉求及其行动逻辑，以全面理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第二，在动态“关系网络”中探讨媒体如何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第三，全面理解当前新闻业态的变化。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实践主体是一个关联“新闻行动者网络”，已演变为多种类型媒体共同参与、多元新闻实践形态并存的格局。基于上述认知，本研究努力面向丰富经验现实，以实质问题为中心、汲取多学科的养分，寻求兼具历史纵深、结构眼光与行动者视角的分析路径，综合运用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深度访谈、田野观察等方法，发现：在当前中国语境中，媒体惟有立足于兼具专业性与建设性的实践，方有可能落实“成为负责任的中介”理念、实现“寻求呈现实践逻辑”价值；在具体行动中，建设性需建基于专业性，专业性则应以建设性为旨趣。

第一章导论
二劳动关系：社会转型中的风险议题
三媒体行动的理念：成为负责任的中介
四本章小结：底线共识与合理多元表达
第四章专业性与建设性实践：媒体治理参与的进路
一研究设计：观察具体脉络中的新闻业创新
二理念与语境：中国媒体的专业性与建设性
三结构与能动性：多元行动者媒介创新实践
三媒体：社会风险治理参与的行动者
四本章小结：健全公共领域与实现体面劳动
第五章寻求连接：媒介机制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
一吾乡吾民：小花村的人与事
二创业实践与作为机制的媒介
三城乡中国有机连接的可能性
第六章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一复杂化图景：媒体与劳动关系问题
四面向经验现实与以实质问题为中心
第二章发声与遮蔽相交织：媒体作为的现实境况
一研究设计：考察职工议题媒体报道状况
二结构性的偏向：职工议题的媒介能见度
三有限的主体性：职工群体的媒介话语权
四本章小结：增进两种现实之间的契合度
一研究设计：两类媒体与拓展个案研究
第三章实践感与责任伦理：媒体行动的价值理念
二媒体行动的价值：寻求呈现实践逻辑

序 深度媒介化理论强调了媒介对于现实建构的重
要性，认为媒体不仅仅是社会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而且
还是现实本身的构建和创造者。社会学家尼克·
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与安德烈亚斯·赫
普（Andreas Hepp）就认为，在一个深度媒介化
（deep mediatization）的时代，社会建构的基本要
素已然扎根于媒介化的过程中。在2017年出版的《现实
的中介化构建》（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中，他们认为媒体会构建符号和形象，
通过标准化的方式把它们传递给公众，以形成对社会世
界的共同理解。而随着数字媒体的兴起，媒介环境不断
改变，媒体的角色、实践内容和方式也已发生变化。数
字化媒体不能仅仅被看作信息载体，新闻传播学也当然
不能仅仅研究传播的内容及其影响，而应该把媒体看作
社会生活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识到媒体可以深
刻地塑造和重构人们的观念、行为和关系。荷兰著名媒
介学者何塞·范-迪克（Jose Van-Dijck）与合
作者托马斯·波尔（Thomas Poell）在《平台
社会》（Platformization）一书中提出数字平台媒体
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媒介形态之一，对社会
结构、文化和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麟的著
作《实践感与建设性：媒体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的理念与
路径研究》可以说是通过劳动关系治理这一视角，揭示
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参与劳动关系建构的能动性的力作
。她认为媒介化是“日常实践和社会关系日益由中介技
术和媒介组织所形塑的元过程”，因此要避免简单、线
性地认知这一概念，以致将媒介具体的、多重的中介过
程归结为“单一的基于媒体的逻辑”。吴麟的这本著作
是很有新意、能给人以启发的。其一，将劳动关系看作
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认为这一关系是人类社会最为
基本与重要的关系之一，对这种关系的“治
理”（governance）需要通过行动者网络的协商、制度
建设、法律保障等多种手段来实现。关系化治理的视角
强调了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在劳
动关系的建立、维护和解决问题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大多数劳动关系治理的文章，没有关注到媒体的中介
性及其效用，吴麟是关注这一问题的极少数学者之一。
她认为，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嵌入性机制，在构建“中国
特色劳动关系”的语境中，“经由合适路径，方能以实
践专业性来实现公共性，成为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的积极
行动者”（吴麟，2019）。她在本书中指出，作为嵌入
权力关系中的一种社会机制，媒体能为弱势社群提供利
益表达空间，比如媒体可以加强对劳动关系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的报道和解读，提供权威、准确的信息，帮助
广大劳动者了解自身权益和维权途径。同时，媒体还应
该通过深度报道、调查报道等形式，揭示劳动关系中的
深层次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推进劳动关系治理
的改进。需指出的是，虽然雇主和雇员使用相同的社会
技术，但他们各自对这些技术的关注和进入点“是不对
称的”（McDonald and Thompson，2016），比如雇主
越来越多地用社交媒体政策来规范雇员下班后的在线行
为（Thornthwaite，2016）。其二，长期以来人们高
估了媒体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体（社交媒体）迅速发展
起来之后，研究者们认为一种全新的民主参与方式得以
实现。吴麟警告说不能太乐观。她写道：“我们需要审
慎对待技术乐观主义论调，赋权效果往往会被社会结构
性力量所形塑，应当尝试在更长时间跨度内、依据更多
元的经验材料进行判断。”在本书中，作者在分析了职
工群体媒介话语权的具体状况后指出，劳动者整体上尚
属弱势社群，难以系统地经由传统主流媒体进行凸显主
体性的利益表达；新媒体的传播赋权效应有所显现，不
难观察到其片段性与阶段性的存在，但是迄今还未能在
结构层面撼动既有利益表达格局；至于另类媒体能否独
辟蹊径成为替代性的渠道，目前传播实践尚停留在个案
层面，其意义需准确衡量，不可低估但也不宜陈义过高
。毕竟，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体系中，新媒体在劳动争议
中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它需要依赖于工会和非政府组
织的团结和组织建设。其三，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媒体的
中介性价值对社会参与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媒体可以
通过舆论监督，引导社会舆论关注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
行为，曝光违法违规企业和雇主，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
和实施。此外，媒体还可以通过借助公众的力量，促进
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公正性及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提高
。媒体的报道和舆论引导对于劳动诉求和劳资关系的调
解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对于政府、企业和工会的决策
和行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者在本书中强调，作为
嵌入具体时空结构中的一种中介机制，媒体的作为及其
活动空间通常取决于政治、经济与技术三重逻辑的共同
作用，媒体作为的现实境况呈现为“边界内的发声”与
“结构性的遮蔽”并存。当然，媒体通过报道、舆论引
导等方式，在劳资双方的冲突与调解及职工权益的维护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