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蒋廷黻以独特的内政与外交并重的视角，将中国近代历史变迁凝练在一条主线、四大主题中，为读者提供了洞悉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性视角。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首席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小序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专论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百年的外交
再论近百年的外交
评《清史稿·邦交志》
琦善与鸦片战争
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
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

这本《中国近代史》是
民国二十七年五、六两月起
草的。那时我已辞去驻苏大
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
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
个月的安逸，于是趁机写这
本小书。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
原想费十年工夫写部近代史
。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
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
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
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
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
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
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
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全书主题鲜明、立论平实、史论兼具、逻辑清晰，用明白通畅的字句娓娓道尽百年演变，同时也将重点事件的来龙去脉、主角人物的内心世界全都说得清楚明白。写列强间政治的抗衡、东西文明的冲撞，也写当时社会的潜规则与民族戒不掉的惰性。堪称各大学历史系应用最为广泛的教材，更是近代史读者的必读入门书！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朝鲜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朝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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