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精特新”是中小企业发展的人间正道，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助于解决脱钩断链中的“卡脖子”问题，也有助于补短锻长、提升产业链韧性，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本书收录了近年来赵向阳博士关于“专精特新”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宏大的理论思辨，也有细致的案例研究，还有充满激情的个人叙事；既有接受央视采访的回答，也有为国家政策制定者所撰写的内参，还有发表在个人公众号上的忧国忧民之思；既具有思想性，也具有实操性，而且可读性强。本书适合政策制定者、企业家、管理者和管理学者阅读。

1 解读工业和信息化部“专精特新”《实事清单》背后的机遇和问题
2 如何搞好“专精特新”？给政府部门的几点建议
3 中国“专精特新”离德国的“隐形冠军”有多远？
4 普通中小企业如何走上“专精特新”之路？
5 讯达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成长之路
6 “专精特新”之后的路，该如何走？
7 龙头企业如何带动“专精特新”企业共同成长？
8 围绕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 1 000 家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9 如何快速解决 100 多万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就业问题？
10 以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
11 数字经济“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新探索：基于成都的实践
12 “专精特新”企业是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重要基础
13 如何帮助“专精特新”企业持续创新？
14 就“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和发展接受央视采访

“专精特新”之路，中小企业发展的人间正道；
“专精特新”企业，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
赵向阳教授针对“专精特新”这一主题发表了多篇重量级文章，有些文章还得到了工信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我国“专精特新”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赵老师的文章，一直以语言犀利而著称，兼有思想性。而本书汇集的赵老师关于“专精特新”的14篇文章，对我触动最深的，反而不是思想性，而是落地和前瞻性。“专精特新”企业到底该怎么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如何获得国家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应该居于何种位置？对于“专精特新”企业，政府应该如何支持？为何“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好的地区，其共同富裕程度也高？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回答，都非常具有针对性，而且其具体的建议实操性极强。

向阳是性情中人，讲实话。我认为，他具备“三见”
的能力：看见、洞见、远见。他眼光犀利，善于观察，思
维活跃，勇于探索，认真思考，想得深远。中国与世界都
处于大变局之中，因此，我特别喜欢读他的文章。
——周南（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
近年来一直关注和拜读向阳老师的文章，我能强烈感
受到他对管理学深刻的理解、非凡的视角和罕见的理性思
辨力。除了管理学学术之外，我还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
作为一个读书人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相
信本书中的这些文章能启迪和激励更多的创业者在企业发
展、国家进步和民族复兴事业中做出更大的成绩。
——欧阳建平（天阳宏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裁）
收到教授或企业家们寄来的新著作，我一般都是翻翻
就放下了。每年都有10余件类似的事情。为什么？绝大部
分著作都是走“中国企业实践+摘抄欧美经典管理理论做注
解”的套路，我习惯了中国商学院教授绝大部分就是欧美
教材翻译官的模式，我更习惯了中国管理学界关于中国企
业管理实践粗浅到让人无法忍耐的描述与定义。但是，赵
向阳博士的书，还是让我震撼。
——佟景国[华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它涉及从个人、企业、商学院、政府到国家和国际关系，横跨多个层次，涉及方方面面、无数个命题，需要中国管理学界的全体同人一起来回答。
2021年7月，以这样一个宏大的书名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我不免惴惴不安，因为帽子太大了，显得“名不副实”。《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由19篇精选文章组成，共26万字。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每隔两三年，以同样的书名，出版《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以对得起自己已经吹出去的牛皮。
现在，《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终于来了，我心甚慰，感到稍微轻松了一点。《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包括33篇文章，约40万字。为了便于阅读，分成两个主题出版：一个是《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专精特新之路》，另一个是《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商学院批判与自我革新》，大多数文章都是过去两年里所写的，也有六七篇文章要追溯到十多年前，但几乎没有在期刊上正式发表过。
近年来，大家深切地感到我们身处一个VUCA（快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时代，各种“黑天鹅”群飞乱舞，让人疲于奔命。不管是中美贸易战、中美技术“脱钩”、新冠疫情、俄乌战争，还是自媒体泛滥之后七嘴八舌带来的后真相困境、新一代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革命等，总之，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说《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的主题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全球化，那么《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则是进一步回答了在这种剧烈变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学院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三本书在内容上有相对紧密的关系。如果说第一本书主要是提出问题和可以借鉴的对象（德日模式），那么在《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中，我开出的药方主要是鼓励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以及对中国商学院目前所走的强调实证研究、发表、基金申请和各种“帽子”等急功近利、浅薄的学术道路的批判，最后介绍了我在相关方面的一些个人革新性探索。
所以，三本书之间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逻辑上是环环紧扣的。根据主题，《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专精特新之路》更多是面向实务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商学院批判与自我革新》更多是面向学术界，包括打算攻读MBA或者管理学博士研究生的人。事实上，如果想要完整、立体地了解我的观点，这三本书缺一不可，相互参照着阅读，才不会误解我的本意和初心。
关于“专精特新”的思想脉络事实上早已在《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中埋下伏笔，我在那本书中特别强调了德日模式下重视商业伦理、利益相关者、实体经济、高端制造、工匠精神、缩小贫富差距等，也对美国模式进行了批判（“今日的美国，真的病了吗?”），对“双创”中出现的一些大冒进问题。
《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出版之后，我转向对德日模式的深层逻辑、“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我所有的研究主题历来有一个特点，就是来自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个人观察，而非单纯来自对学术文献的阅读。而围绕我对于“专精特新”企业研究的起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关于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的研究和教学一直是我的本行，而我对于德国“隐形冠军”的关注，从2000年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了。但是，我对于“专精特新”政策方面的关注始于2021年8月。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北京市某机构的领导偶尔看到我的那篇流传甚广的《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之后，邀请我参与他们正在筹建中的智库的工作，提供咨询报告。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从北京市的角度出发，学习借鉴德国和日本的优秀经验，特别是如何培育北京市的‘专精特新’企业?”